吴中英

关于“社会形态”的问题，我以前已经写过两篇论文——《对人类社会形态的重新分析——带全国人民走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误区》和《吴中英理论之一——我的社会（国家）形态分析理论》。思想和理论是随着时间的前进而不断改变、发展和进步的，现在，我对“社会形态”的问题又有了新的想法，所以，把它共用出来，以供大家参评。其他或我以前关于社会形态的思想理论在这里我就不再讲述了，我就主要讲一下我现在的想法和理论。

共产党、“共产主义”似乎对“私”特别的反对，把“私”当成了一切剥削、压迫、一切罪恶的根源、源泉。它们竭力的反对“私有制”，但是，它们实质上、实际上所反对的也只是、也只能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并不反对生活用品等的“私有制”。而且，在当前的现实中，共产党实际上不但不反对“私”了，反而是提倡、保护和发展“私”的东西了。这种思想意识理论上与现实行为上的两种完全对立的“割离”，其原因有对“共产主义”的含义、内容的错误认识，也有对“私”的含义及“公”的本质的错误认识。

在这个国家，我们常听说“国家要求我们去做什么”、“我们应该服从国家的决定、遵从国家的意志”，等等。这些，一般都只是某些国家机关、某些或某个领导官员的“要求”、“决定”、“意志”，不知怎的却变成了整个国家的“要求”、“决定”、“意志”，甚至是如果不支持、不服从它，就会被冠以有“叛国”、“反国家”、“反人民”之嫌。在很多时候，根本就是那些党权专制者们的非正义意志、非正义要求、非正义决定，却以“国家意志”、“国家要求”、“国家决定”、“人民意志”、“人民要求”而冠冕堂皇地压迫人们去服从、去支持。其实，这些也是对有关国家的法人状态、关系认识不正确、不清楚的表现。

有关国家主权的问题，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论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制度——社会主权制度和国家主权制度》。这篇文章被四川新闻网、广东一家媒体及其他一些媒体转载过。我所写的政治论文一般都是与中共理论相悖或不同的，能够在国内媒体上传播的，是极少的。在这篇论文中，我提出了“社会主权”的概念，并以其与“国家主权”相区别而言，这是为了区分人民的权力（选举权）与国家机关的权力的不同。也正因为这一点才被很多媒体转载。而现在我却认为，这个“社会主权”概念的提出，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其实，这也是我当时对于“国家主权”的概念及含义、内容的错误认识的缘故。

我在一些论坛里看见有些人在批评当代中国政治、政权的时候，说中国政治体制怎么怎么的不好，还用到了“甚至是专制”的字眼。中共自认为是中国反封建、反专制的“元勋”、“功臣”，自认为自己的统治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说它“甚至是专制”，这跟它的政治宣言已经是相当“背离”的了。说这样话的人，在当今中国，已经算是非常有“胆识”的了。但是，我并不是要赞扬他们，而是要批评他们。因为他们只说“甚至是专制”，而不是说“本来就是专制”。当然，前一种说法可以看作是由于一定原因而造成的一种委婉的说法，但是，这同时也是这些人、乃至所有的人们对“专制”及其各种类型的认识不清楚、不正确的表现。

我本人一向就不喜欢、甚至是非常的厌恶政治，也许这篇《宣言》，就是本人政治生涯的终结点。但是，我对中共专权统治的覆灭依然充满着无比坚定的信心，这也许就是我这些年来的努力所能唯一肯定的东西吧。不管我所做出的这些理论、主义、学说之类的是否能够有所作用，我都不想再去管它了，因为，我心里实在太累了。

中国现在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吗？绝大多数的人都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但是，我要说的是：中国并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因为“主权独立”是指国家法人（包括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或国家权力（主要权力）的“完全独立”。所以，“主权独立”，不仅要求国家主权不受别国及别国的其他法人的侵占、侵犯，而且还要求国家主权不受本国国内的其他法人的侵占、侵犯。只有完全满足了这两个要求，这个国家才能算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现在中国的国家主权却受到了共产党——这个“国内的其他法人”的侵占和侵犯（这就是共产党对国家的专权），因此，中国并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国的政府是“人民政府”，我国的议会是“人民代表大会”，我国的法院是“人民法院”，我国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有资产是全民所有的资产”，等等，在我国，似乎一切都是属于“人民”的，“人民”拥有着无限的权力。那现实如何呢？恰恰相反！我要警告“人民”的是：不要期望得到那些本不应该属于你自己拥有的权力，其结果只会造成（导致）你自己的应有权力的散失！那么，到底什么是“人民”呢？人民又到底有哪些应有权力呢？

马克思认为，不同商品之间的“共同的东西”是：它们都是劳动产品。从而，也就由此定义出了“价值”的概念：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另一点，就是“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这种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这些我都不赞同。我只举个例子：如果土地作为一种“商品”的话，那么，它的“价值”是否也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呢？其价值是否也是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呢？由此，我认为，应该重新定义“价值”。

社会矛盾，是社会中不同主体的权力或利益不能同一实现的抽像化的表现。有社会存在，就必然有社会矛盾存在。任何社会，不论是原始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也不论是专权社会还是民主社会，都必然存在着社会矛盾。所以，在社会中，矛盾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任何社会都存在着矛盾。

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人民没有什么权力，而统治者却拥有着无所不能、无所不及的权力。很多人都千方百计地去谋取权力，似乎权力就是他们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东西。实质上，“权力”不仅是那些追求名利者的最为重要的东西，它也是人类社会、世界上每一个人的最为重要的东西。只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权力”被当作是政治方面的“专利物”，所以，“权力”和“追求权力”往往就被人们认为是“肮脏”的、是不可去做的。清高者更是以此为耻。这就为那些专权统治者所利用了。因此，我认为应该重新解释“权力”。

马克思主义是在物产资本社会中产生和形成的。在当时，的确存在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资产阶级的专政。马克思本想创出理论以消除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专政，而且，马克思主义对此的确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然而，本来随着资本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就可以最终完全消除任何阶级的专权，从而，也就能最终消除阶级剥削和压迫了，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资本经济和资本主义的错误认识，反而使之成为了公权阶级反对资本、资本经济和资本主义，以维护、维持其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一种新的剥削和压迫（即公权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利用工具。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现和存在，才会导致一种新的阶级社会、专权社会——即公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形成。事实上，所谓“资本主义罪恶”，其罪恶的根源并不是资本、资本经济和资本主义，而是资本家、资产阶级的“专权”。马克思其实只认识到了资本家、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表象，而并没有更深入地去分析、去认识它的实质。关于这些问题，可查看我的另外两篇文章《我的价值三论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实质秘密》和《我的阶级（矛盾和斗争）理论》。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它的基础理论。它之所以取名为“共产党”，就是取自于它的“最终目标”——使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世界是变化发展的，每个人也是变化发展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至今，已经过了八十多年，它自然也难免发生变化。

】“什么是社会主”？据说它的本质是邓小平提出来的，那毛泽东也就不知道这个本质了。毛泽东搞了一辈子的“社会主义”，连“社会主义”的本质都不知道，那岂不是在瞎搞胡闹？其实，邓小平理论也并没有说出“社会主义”的实质（真正本质）。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

昨天，看了焦国标先生的《讨伐中宣部》一文后，略有所想，对于焦先生所谈到的中宣部的各种存在的具体问题，本人是深表赞同的。但是，我认为，焦国标先生仅仅只是看到了中宣部问题的表面，而并没有看到其问题的实质。

我国在经济上的最大问题就是：公有制！公有制的首要问题就是：公私不分！我在前面已经证明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与“公有制”是截然不同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私法人所有制，而“公有制”则是公法人所有制。但是，它们现在却被混淆在了一起，这是我国的经济问题的根源所在。其实，现存的所谓“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不是真的、实的，而是假的、虚的，它们实质上都是“国有制”。“国有制”就是“公有制”。所以，我国现存的“公有制”可分为两种：１所谓的“全民所有制”。其具体表现就是“国有资产”，就是由国家组织法人所占有的资产。这里的“国家组织法人”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大法人。２所谓的“集体所有制”。这其实也是一种“国有制”，因为它的“终属权”（对资产的最终处置权）是属于国家的。如：农村的土地所有制，是“五十年不变”还是别的，终究还是要由“国家”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我国现行宪法中明文规定的。其实，在当代世界各国的法律中，也都存在着“人人平等”的具体规范。在我国，还有一种近似法律规范的说法，就是“国家、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对于这个观点，我一直持有怀疑。由此二者，我就想，既然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那么，人（个人）与国家、集体之间是否也应该是“平等”的呢？从而，由此开始，也就逐渐形成了我的“法人理论”。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作为思想体系，共产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制度，它包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这是共产党理论中，关于“共产主义”的主要论述。但是，我认为，共产主义既不是一个思想体系，也不是一种社会制度。从共产主义的基础的性质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任何国家的建立、国家政治的形成，都有其固有的基础。在共产党的理论中，经济基础是最为重要的，共产党关于国家社会形态的区分（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分）也是以经济基础作为依据的。我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只能由社会的自然发展而改变，而绝不能用政治暴力或压迫的形式去改变经济基础。所以，对于一个较稳定的国家或一个想要稳定的国家，经济基础是固有的，是不能改变的。而其他的基础，如：政治理论基础、国家各种制度基础、社会意识形态文化基础等，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因此，我认为，这些基础在实际上或是在我们所应该关心的事情上，比经济基础更为重要得多。下面，我就讲述一下几种不同基础的国家和政治的形态。

马克思主义的最原始、最基础的理论，就是共产主义学说。共产主义，其实质就是宣扬国家对社会资产的占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理论在中国的应用，也就形成了中国的“国有资产”。中国的国有资产据说现在依然占有社会总资产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在过去的一段时期里曾是占百分之百的。虽然，国有资产因为它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在不断的减少，但是，它仍然还是掌握著中国的经济命脉，主导著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国有资产在国家中依然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中国国有资产却存在着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错误也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致命错误。那就是国有资产或国有制的存在形式的错误。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关于政党的理论，然而，共产党关于政党的理论却可谓是独具“特色”。难怪中国共产党整天都在嚷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法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精神文明”等等之类的。“特色”与“特长”相类似，也就是与众不同的东西。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特长”中看出这个人的优点，同样，我们也可以从共产党的“特色”中看出他的本质。下面，我就共产党关于政党的“特色”概念和观点，谈一谈共产党的本质。

中国的“看客文化”从古至今就一直存在着，外国也有“看客”，但是，却远远没有中国的这么严重、这么普遍。中国“看客文化”的特别突出，似乎是从英国侵略中国后开始的。鲁迅先生也有些文章是写中国的“看客文化”的。他的文章文笔锋利，写得入骨三分，喜笑怒骂之间更让人感到刻骨铭心。鲁迅先生的文章我一直非常喜欢和推崇。

社会时期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正常时期，另一种是非常时期。非常时期包括战争时期和社会动荡时期。权力党一般就是在“非常时期”产生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由“非常时期”向“正常时期”转化，权力党也必然会有所发展变化。

权力党一般是在“非常时期”产生的。“非常时期”包括两种时期，一种是战争时期；另一种是社会动荡不定时期。所以，权力党存在的合法时期，有国家产生战争的时期、国家刚建国还不稳定时期和国家因经济危机或政治危机产生动荡时期等。而其他的任何时期，政党占有或垄断国家权力都是不合理的、都是非法的。

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相互交流的工具也更加先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变得非常简便、容易。政党正是在人们之间频繁的政治交流中逐渐形成的。其实，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也出现过很多类似政党的政治组织。（如：清朝时的“红花会”之类的。）但是，因为封建统治者严酷禁止这类组织的存在，所以，这些组织一直是在秘密中活动，而没有公开的、合法的身份。因此，这些组织很难形成较大规模的政治组织，也难有很大的政治作为。直到孙中山成立中华同盟会，并逐步取得合法存在地位后，中国政党的雏形才算是形成了。

关于政治形态的划分，学术界现在还没有固定的、完整的权威理论。我就先谈一下两种可能的政治形态吧。一种是官僚政治，是指在官僚式的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国家大事的决策形式下所形成的政治形态。另一种是议会政治，是指在议会式的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国家大事的决策形式下所形成的政治形态。

关于政治方面的话题很多，我就谈一下政治吧。政治，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政策，包括经济政策、政治政策、文化政策、外交政策等等。第二方面是政治行为，包括国家行为、政府行为、政党行为、团体政治行为、个人政治行为等等。第三方面是政治形态，就是由政策和政治行为所形成的政治状态的集中表现。

关于政党的概念，有几种说法。共产党理论的定义是：代表一定的阶级、阶层并为其利益而斗争的政治组织。共产党的理论、文化是一种没落的东西。它的理论中似乎有很多“代表”的东西，“代表人民利益” 、“代表阶级利益”之类的。其实，一个人活着，首要的就是为自己，一个政党存在，首要的也是为自己。所以，以“代表”别人这种字眼来定义一个组织这本来就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