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11月29日訊】（大紀元記者謝玉心報導）前香港學友社的中共地下黨人柯其毅，2005年出版了一本英文自傳《杜鵑花之歌》，將自己24年來，作為一名潛伏在香港的地下共產黨員的經歷公佈於世。最近，他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披露他在香港做中共地下黨員的經歷和內幕。
《杜鵑花之歌》圍繞著柯其毅全家的經歷展開，從日本侵華的兵荒馬亂中，他母親如何輾轉逃難到香港，然後，他怎麼樣接觸到香港地下黨，並被發展為一名共產黨戰士。
中國大陸在1949年後，香港地下黨非常活躍，密切保持與大陸的聯繫，並接受大陸官方的直接領導，但很少公開身份。柯其毅當時是香港學友社的一名成員，對外負責芭蕾舞教學與一些行政工作。
在經過了許多事件與思考後，他終於明白了，自己捨棄一切為之奮鬥的共產黨與其理念，其實都是騙人的謊言，他因此下定決心退出其組織，重新做人。柯其毅作出這樣的決定，也是他的一個心靈蛻變、脫胎換骨的過程。他曾經非常懼怕，擔心中共會派人暗殺他（香港地下黨組織曾經威脅過），最終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共本質後，義無反顧地走上了退出中共組織，恢復自由之身與基本人性的生活。
被發展為地下共青團員
當柯其毅在香港讀中學時，發展他加入共青團的是香港地下黨員梁松明。梁松明也告訴他，自己希望幫助窮人，希望中國強大，此想法正合柯其毅的意願，柯其毅從小就為窮人打抱不平。梁松明更談到八路軍，並建議小小年紀的柯其毅自己閱讀《華商報》，香港一份左派報紙。
梁松明鼓勵柯其毅，為創造一個人間天堂的社會而努力，他說：「想像一下，一個沒有壓迫與剝削的世界，社會平等自由，人人有工作，人人各取所需，不再有乞丐，不再有人流落街頭。」
他鼓勵柯其毅加入共青團組織，共同奮鬥來實現一個理想的烏托邦社會。為了幫助那些貧困的民眾，為了社會的公平平等，為了中國的強大，柯其毅在1949年毅然決定申請加入中共共青團組織。
當時的香港，公開宣稱自己是共產黨員是冒著危險的，當時的左派分子在香港只有6千人，大約一百人中只有一人。柯其毅被要求盡量隱瞞身份，作為一個普通學生潛伏下來，直到地下黨要將他派上用場，成為一名真正的「戰士」。
哥哥參軍大呼上當
K.K.是柯其毅哥哥，也同樣熱心愛國，當共產黨1949年奪權建政後，K.K.激動不已，決定去大陸參軍建設新中國。他相信左派報紙宣傳的：人民解放軍沒有腐敗、官民平等。
出門5個月後，K.K.衣裳破爛骨瘦如柴地回家了，他嚴肅地告誡柯其毅說：「你應接受我參加革命的教訓，別相信共產黨。」
1949年5月，K.K.與一群同伴從香港到廣東，然後步行抵達昆明市，發現實際的大陸解放軍生活後，令其大呼上當。K.K.回家後警告柯其毅：「共產黨騙人，他們騙人，原來我相信的共產黨，（與實際的他們）許多方面都不一樣，部隊裡有階級區別，級別越高供應越多，高層官員每天四菜：雞肉、牛肉、蔬菜與湯，普通戰士只有一菜一湯，一週才能吃到一片豬肉。」
柯其毅看著消瘦的哥哥，無法相信但又不得不承認，因為哥哥不會撒謊。然而，他內心矛盾至極，因為他不希望看到中國這個唯一的希望，共產黨，在他心中破滅。
K.K.勸說弟弟：「共產黨用宣傳欺騙了我們，新華社與華商報上的故事與消息，都是宣傳，實際情況與他們說的完全不同。」
柯其毅的精神支柱崩潰了，他抓住入團介紹人梁松明這根救命稻草，希望從中找到答案。梁松明在聽取了柯其毅的質疑後，回應說K.K.太脆弱了，不能吃苦。柯其毅不認同，因為他知道自己的哥哥非常能吃苦。
逃避日本侵華那段恐怖日子，柯其毅父親因故留在廣西梧州，母親帶著全家人一路逃難到香港，沿途他哥哥起著父親的責任，照顧著全家的起居生活與一切重活，柯其毅因此知道哥哥的辛苦耐勞。
梁松明又勸說：「我不奇怪，不平等的事情仍然存在，那麼大的一個部隊，裡面什麼人都有，這證明我們需更加努力工作，來糾正所犯的這些錯誤。」也就是，無論黨員犯有多大的錯誤，黨永遠是正確的，黨員的責任就是努力去改正黨的錯誤。
被說服了的柯其毅，回家後同樣規勸自己的哥哥，兩人逐漸認同了共產黨沒有做錯，是裡面的成員做得不好的邏輯。
左派在香港坎坷發展
大陸在1949年被所謂解放後，地下黨在香港也不甘寂寞，掀起了大大小小的波瀾。
中國共產黨在二戰後一直秘密在香港發展著地下組織，組織青少年、年輕工人與香港學生，以不同的名義組建起來，有合唱團、樂隊、戲劇團、讀書會、民間舞、旅行等。每個協會租賃自己的辦公室與集會地點。到1949年，參加這些組織的人數達到幾千人。
當時，英國擁有的香港有軌電車公司工會罷工，香港38家左派青年協會的執行委員會緊急召開會議，商量對策。會議認為，英殖民地正在檢驗香港的左派組織，檢驗新成立的中共政府，他們必須做出回應。
1950年1月31日，200名左派青年協會代表決定，前往支援工會的罷工，並在工人的保護下安全脫險。整個騷亂歷時30小時，香港警察、官員與工人受傷，香港政府毅然決定要鎮壓左派協會。
這次儘管讓香港政府感受到了左派的實力，然而已經成為左派成員的柯其毅卻認為：「他們還是沒有意識到左派的影響力，我們可以迅速地調動人員。」
警察開始襲擊青年協會的辦公室，抓捕左派領袖，包括一些學校校長，警察向38所左派協會發出命令，勒令他們取消協會成立的執照，而必須在新的社會法下重新登記。這些左派協會不肯與政府合作，紛紛選擇關閉運作。
轉入地下運作後，柯其毅等香港共青團員與地下黨員變得非常謹慎，燒毀自己手頭的左派資料與照片，隨時警惕逃跑。當時的地下黨成員被告誡，在公共場合會見聯繫人時，時間不能超過10分鐘，小心不要被特務盯梢，不要與任何非聯絡人打招呼，打電話確定約見時間時，日子與時間都需要減掉一個單位，不要問問題，遵循上級的指令，叫做什麼就做什麼。
1951年夏天，柯其毅在定時與聯繫人見面時，對方卻再沒有出現過，他從此斷絕了與組織的任何聯繫。
24歲那年，1957年7月15日，柯其毅再次與組織連接上。那時，他已經加入了學友社，一個左派學生協會。
地下黨利用機會發展壯大
1957年，共產黨終於再次與柯其毅聯繫上，他的直接唯一的聯絡人是Confucius。然而，柯先生仍然感覺到黨組織不信任他，因為他不依靠組織的錢，受過良好教育，擁有一份外國貿易公司的工作，而且喜歡西方古典音樂與芭蕾，一個外人不可能懷疑為左派的最佳人選。
Confucius很難相信，柯居然與穿芭蕾舞裙的漂亮女子跳舞，卻不被其吸引，坐懷不亂。柯解釋說，跳芭蕾舞是他的信仰，將自己從世俗與記憶中解脫出來的天堂，音樂響起時，他的心靈因此獲得洗滌與重生。
柯其毅是香港第一批芭蕾舞男演員，他接受過Azalea Reynolds芭蕾舞學校的專業訓練，他的老師是Azalea Reynolds，大家都稱呼她Babs，後來他曾經多次參加了學友社的芭蕾舞表演，為了配合地下黨的宣傳，也編導演出過中共的紅色舞蹈劇。
柯其毅的新聯絡人告誡他，如果交女朋友，必須是左派圈內的女子，圈外的是不能獲得組織通過的。
Confucius有一天特別向柯先生提起一地下黨成員，後來是香港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先生，對方特別解釋說，那位地下黨由於一再不聽組織的指揮，他們決定將其與其成員開除出組織。當時司徒華組織了一個左派社團「學友中西舞蹈研究社」，後來改稱為學友社。學友社是以舞蹈、音樂、戲劇等文藝活動為主，卻一直是中共在香港的地下機構。
當時香港的左派組織都有兩套領導班子：公開與秘密的領導班子。這些組織對外有執行委員會，由共青團、共產黨成員，以及無黨派人士組成，通過開會投票選舉來決定，屬於民主體系，然而背後卻存在一套影子領導。
為了將司徒華從學友社的精神領袖位置上拉下，共產黨陸續從左派學校派出600個鐵票（iron voucher）學生，加入學社並有選舉權，在參加選舉中投影子領導列出的人員的票，而司徒華則被排擠一邊，逐漸將學友社的實權奪走。柯其毅被告知，他將成為學友社俱樂部秘書。期間，他雖然親眼見證了共產黨如何打擊不聽話的地下黨員，如何歪曲民主選舉體制的，卻並不認為有錯，也堅信共產黨是正確的，是為了學友社與中國的未來。
柯其毅的中共共青團介紹人梁松明，也因為告訴下屬太多祕密，從學友社的影子領導層撤出，被要求改線，從開展學生運動到發展工人地下黨成員。他因此開辦了一青年工人雜誌，針對的目標就是剛剛畢業參加工作的非左派人士，吸引他們加人梁松明組織的讀書俱樂部。
學友社推出的公演中，比較有名的有：第二次公演時，柯其毅和陳維甯合作編導的芭蕾舞劇《賣火柴的女孩》；第二次綜合性演出中，多種不同民族風格的亞洲舞蹈專輯；大會堂剛剛落成之後，還破天荒地在音樂廳演出了三場長達九十分鐘，有管弦樂隊現場伴奏的三幕五場中國神話大型舞劇《仙羽神弓》，盛況空前。
地下黨的舉辦演出的同時，不忘統戰拉攏香港名流。他們使用的辦法是，演出中邀請其他芭蕾舞學校參加，比如黃仁曼芭蕾舞學校，也邀請舞蹈家毛妹，客串新疆舞蹈《摘葡萄》和芭蕾舞《垂死的天鵝》，並與柯其毅合跳芭蕾雙人舞。不過，當時香港人對活動並不知情，不知道公演的主辦方是地下黨。
學友社本身在1962年完成換血後，開展了一項名叫「聯合前方」（united front）來發展成員，柯其毅的任務就是維護此形式，保證共青團所要的，直接向上級匯報，而不是向學友社本身的領導梁慕嫻匯報。
柯其毅被要求召集學友社所有的左派分子，而他的直接上司並不出現，俱樂部也無人知道他的職位，不過，通過秘書Confucius可以了解所有成員的情況，形成一怪異的「三隻手領導」：對外管理委員會、影子領導班子shadow core與秘書。
柯其毅的直接聯絡人Confucius，經常與背後領導班子、核心人物與柯其毅聯繫，從中獲得每一個學生的情況，當時學友社已經從150人，一年後暴增到800人。柯其毅可以任意地與任何學生交談，相當於其上級的左膀右臂，直接了解成員的家庭、工作、健康以及對各種事情的想法。
收集到的信息全面細致，有健康狀況、財政情況、教育程度、與同學的關繫、戀愛、其父母兄弟姐妹的身份與派系，所有的細節都被記下、匯報並記錄在案。對於潛在的地下黨共青團的發展對象，收集的細節更是詳細，該對象曾經說過什麼、他對一些事件的看法，然而向Confucius匯報。
共產黨不僅在香港收集其發展對象的信息，他們對認為有用的人，無論左派與右派，都熱衷於收集其資料，存放在廣州檔案裡。當時，廣州的共產黨直接領導香港、澳門的地下黨成員，負責制定政策與策略，如果遇到重大問題與事件，則向中央北京的領導人反映。
上級有時會直接命令柯其毅，完成他希望的工作，比如糾正錯誤、維護遭受領導批評的成員信心、討論計劃安排或毛的指示，同時監督其他地下黨與共青團成員的執行任務情況等。
學友社的執行主席梁慕嫻，將俱樂部分成13個小組：舞蹈、文學、電子、芭蕾等，柯其毅的任務是向學友社以及其它俱樂部推廣黨的政策，他還可以直接召見各小組負責人，要求對方向他匯報工作：他們小組的活動、學生的反映、多少潛在發展對象、成功率多少等，然後制定下一步的活動計劃，這些活動中包括唱反日本歌、邀請二戰老兵分享故事等，以便在成員中埋下愛國的種子，為日後相信共產黨的理念打基礎。
柯其毅的前妻梁慕嫻（柯其毅後來與學友社的執行主席梁慕嫻結婚，多年後，二人又離婚），曾經在她的曝光香港地下黨的書中說：「香港地下黨組織不單只是存在於中聯辦，中資企業，民建聯和工聯會等機構內，而是已經遍布全港，正以不可阻擋之勢層壓式地全面發展。他們的目的是最終掌握全港所有機構和部門。」
一切聽從組織安排
柯其毅的上級看來很關心下級的生活與婚姻，他不介意地向柯其毅了解成員的各種信息後，也問他有沒有女朋友。當時柯其毅已經25歲了，如果他愛戀的對方不是共青團或共產黨員，上司的回應很簡潔：「不行。」
一次，柯其毅戀上了一名叫玲玲的女子，而且發展成戀人關係，可惜組織上沒有鬆口同意他們倆的關係，因為玲玲不是組織成員。
柯其毅在例行向他的上級Confucius匯報後，每次都將自己的薪水幾乎全部上交，作為地下黨活動經費。當時，柯其毅在一家丹麥貿易公司工作，工薪高，他雖然與母親家人住在一起，然而他沒有給過母親分文，也只留下自己一點個人的費用（當時，他母親也是支持左派運動的）。
柯其毅的工作也是組織安排，當需要他奉獻更多時間時，他就必須辭退工作，如果需要他打進高層社會階層時，他需要再找一份工作。
當他被要求辭退工作，專心專意在學友社做秘書時，每個月工薪僅120港幣，由於羞於見到同事與朋友，因為無人能夠理解，為什麼一個在著名外企工作的人，放棄工作在一個小俱樂部謀生，且由於工資低廉，柯其毅不得不在最便宜地方就餐。
他經常在後巷與乞丐共餐，這些剩飯、剩菜被重新煮過後，在大鍋飯裡供應給吃客，非常便宜，當然飯菜中也難免有煙頭等雜物，不乾淨。柯其毅提起那段往事，也自嘲道，那些飯菜還是很好吃的。
婚姻必需由香港地下黨上司點頭
梁慕嫻當時是學友社的主席，一次她召集會議，命令來自共產黨香港與澳門黨支部（HK and Macau Work Committee）參加。黨支部成員中不乏商人、數學教師、左派學校校長、都是地下黨成員，也有新華社駐香港首席記者等。
當時，中國共產黨在香港沒有駐外領事館，新華社就象其外交機構，對外發布官方消息，當時的地下黨組織中，大家雖然沒有接到正式的指示，新華社分社長就是共產黨在香港的代表，他來傳遞黨內的指示，同時領導香港的黨支部，而該支部是香港地下黨的秘密直接領導。柯其毅稱其為「頂頭上司」，柯其毅與梁慕嫻為下面的共青團員，秘密接受上司的指示。
在接受具體指示後，他們作為學友社的執行委員會成員，會找其他的非地下黨成員交談，互相傾聽後，取得對方的同意來執行這些指令，比如當時是反日為主題，舉辦哪些活動，而只是在具體執行辦法上，委員會投票決定，這就是所謂的「民主」。
梁慕嫻上午在一小學教學，工資才180港幣，然後她就日日夜夜地在俱樂部服務，夜晚則歇息在一蝸居，不過她仍然相信自己在為祖國、為人民工作，哪怕因此犧牲自己的健康與前途，她都感到無上光榮。
柯其毅並不知道梁慕嫻的身份，不過他猜測對方一定是共青團員（地下黨的身份是不暴露的，也沒有任何證件證明），否則不可能讓她做學友社主席。
柯其毅冒然地相信梁慕嫻一定是組織內的人，也就是說，可以被黨批准成為戀人的候選人。戀情在一步一步發展中，他們商量如何舉辦演出，吸引右派學校的學生與教師。當時，柯其毅已經年近30歲了，確實感覺到結婚交友的迫切。
他們的戀愛很快被發現後，上級批評他們「先斬後奏」，而且不同意他們的戀愛，因為梁慕嫻已經被指派給一位上級了。直到他們堅持戀愛，幾個月後才獲得批准，不過前提是兩人不能有孩子。1963年兩人結婚了。
柯其毅在年滿33歲那一年，終於被共產黨接納為黨員，他的上級Lo提出發展他為共產黨員，他當時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作為上級，他的直接聯繫下屬有8名黨團成員，60名積極分子，而他妻子也被發展為黨員，屬下有10名黨團員，100名積極分子。
香港著名的五月暴亂
香港的地下黨一直積極發展年輕人，拉攏他們加入地下黨組織。這些富有理想主義的年輕人，在左派的社團機構裡，奉中國大陸為烏托邦，祕密去國內參觀：人民公社、模範工廠、毛主席故居參觀，緊跟國內鬥爭局勢，在香港街頭撒傳單、掛布條、上街遊行、唱語錄歌、跳忠字舞、高喊「三忠於，四無限」，甚至推崇暴力。
隨著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熱潮鼓動下，香港地下黨熱切盼望著在本地點燃革命的火炬，發生在九龍的新浦崗地區一塑料花廠的工人罷工，挑起了五月騷亂的序幕。
1967年4月16日，工廠推出十條嚴厲規則，違背者剋扣的工資額大，造成工人強烈不滿。勞資雙方談判無效後，工會採取和平罷工方式。5月3日，這家華人公司老板向警方報警，工人們拒絕撤走，遭到警察圍攻，當時在香港，三人以上的集會就被視為非法。
柯其毅的上司Lo要求調查事態發展，然後定出策略後，三天內將他們俱樂部成員帶到工廠。由於罷工的發生，香港地下黨支部的紅線、黑線與灰線準備好了採取行動。
紅線通常是左派的學校、工會與商業界，他們掛紅旗、貼毛澤東像片，不過不承認是中共地下黨成員，民眾都知道他們是左派極端分子。
黑線是個人或組織，他們在右派機構工作，也隱瞞了他們左派的身份。在香港，右派是不認同共產黨的理念的，也不看左派報紙的，這些人通常在英殖民地香港政府工作，或在外企工作，或加入了右派工會聯盟，以及在非共產黨控制的學校讀書的學生。香港地下黨的黑線成員，他們在右派機構工作，往往努力爭取權威地位或影響力，而背地裡向共產黨上級匯報。
柯其毅回憶道：「我對黑線了解不多，但我確實清楚，紅線與灰線的頭領是秘密共產黨核心組織的成員，也就是香港、澳門的工作委員會的成員。」
學友社為灰線組織，只進行地下活動，平時不對外宣布自己的政治觀點，因此無人知道這是一個左派組織。香港政府也懷疑過，卻無法知道共產黨在裡面的具體影響力，直到五月暴亂發生。
1967年5月6日一個週六，幾千名來自左派與右派學校的學生，與工會成員匯集在塑料花工廠前，地下黨組織要求借此教育香港民眾，柯其毅的任務就是觀察、注意細節並提供事件報告。他領導的這個小組被要求不參加罷工，也不抗爭。
五月暴亂過後，政府將所有左派組織全部清查，也導致更多的罷工。事件發生後，左派報紙與右派報紙報導的角度與觀點完全相背。
地下黨：戰士沒有母親
多年來，為共產黨兢兢業業地工作與鬧革命，柯其毅沒有給母親錢、也無暇照顧母親。當時，他母親已經與妹妹一起移民加拿大。1973年4月中旬，加拿大的妹妹來急電，告知他母親病危需要他立即前往。人之最基本常情，探望照顧母親與家人，而作為地下黨與革命戰士，柯其毅的這個權利卻被剝奪了，因為組織認為「戰士是沒有母親的」。
他苦苦地等待黨組織指示，是否可立即飛往加拿大，母親病危時安慰一下，卻得不到組織的隻言片語，萬不得已，他無視組織的沉默不許，徑自飛到溫哥華母親的身邊。當時，他母親膽囊炎、胃潰瘍等，在連續四次手術後，被送到加護病房護理。
這時，柯其毅有一種被出賣的感覺，參加革命這麼多年，他將精力、時間與錢財都奉獻給了黨，而在他人生最艱難的時候，黨卻置之不理，認為「戰士是沒有母親的」，既不批准其假期，也不提供他錢財援助。
柯其毅憤然離開了香港，希望能夠在母親身邊陪伴她，因為他母親只喜愛他，也最願意聽他的規勸，在生命垂危之時，他是母親的唯一救星。實際上，他及時趕到溫哥華，也確實挽救了母親的性命。
在溫哥華呆了五個星期，柯其毅不得不返回香港，因為他妻子也疲於奔命，忙於照顧女兒，忙於幹革命，忙於組織活動，而地下黨的領導卻沒有為他們提供任何幫助。
1973年5月24日，柯其毅終於飛回香港，在飛機上，他不得不思考：「為什麼對黨信任多年，（在人生最困難的時候）而卻得不到黨的理解與支持？」他對黨的信念真正瓦解崩潰中。為了家庭，為了照顧母親，他決定不把自己所有的工資不保留地捐獻，他決定找一份更好的工作了。
果然如願以償，他在一家外企找到一份管理工作，工薪高、地位好，由於身處管理層，他也不得不買車來避免被人瞧不起。
他的上司Lo責怪他變了，因此爆發了柯其毅與其地下黨上司的衝突，他也實在忍無可忍地，將多年的積怨與苦悶倒出來，將他不得不照顧家庭與母親的難處倒出來，不過沒有博得上司們的同情，反而上司們認為柯其毅早有預謀，不聽黨的指揮，在其服務香港地下黨24年後，宣布他是叛國投敵，而且是多年預謀的。
地下黨組織連續開會，決定柯其毅擅自離開香港，去溫哥華看母親，而且找到一份富足的工作，購買好車，就是柯其毅叛國投敵的證據，因此在他廣東的檔案中，增加了一個「叛國投敵」的罪名。
柯先生在1973年遭到政治上的處分後，他許多天無法入眠，輾轉在街頭思量困惑。他妻子也說：「黨對你不公平，他們在說謊，全是謊言。」
後來，上級知道了他全家決定申請移民加拿大後，再次找他談，並指責他。在這樣的艱難情況下，柯其毅想到的是，自己還是一個黨的好幹部，而且與黨有誓約在前，要將其生命獻給黨，就想再爭取一次，希望共產黨收留他。
他對上級Woon Ling說：「兩年後等我安頓好家庭，我就回來，我希望保持黨員身份。」然而遭到對方毫不留情地抵制。幾天後，共產黨上級組織要求他妻子與他離婚，不過他妻子寧願放棄一切去加拿大，也不願意離婚。
他當時還希望能夠在加拿大為黨工作，可是對方否定有加拿大共產黨，柯感到對方在說謊。
共產黨要求柯夫婦去廣州接受教育，不過只有他妻子去了，因為他們擔心一起去會被綁架，他妻子雖然向黨抱怨卻得不到任何同情。她回到香港後，共產黨開始公開指責她丈夫，說柯其毅籌劃已久要移民加拿大，柯是個叛徒，並警告他移民加拿大後，不能損害祖國的利益，否則會代表黨與人民的權利，將他殺害。
地下黨內部還開會，在柯不知情的情況下，宣布柯是叛徒、革命的敵人，並命令將此決定傳給下面四百多名地下黨成員以及柯其毅他們培養的積極分子，要求所有人譴責他們，並與他們斷絕關係。
在為香港地下黨兢兢業業工作了20多個春秋後，柯其毅不得不面對事實：「這些年來，我是多麼愚蠢地信賴這個黨，當年加入共青團時，共產黨給我描繪的前景是，工農兵民、政府官員、黨員，手拉手，慶賀豐收的喜慶，然而今天我終於學到了這些最美好的承諾，是由無任何意願實現他們的人創造的。」
他憤慨之餘，憤怒地用英文將這段歷史與個人的經歷，公佈於世，雖然只是在加拿大出版發行，柯其毅仍然非常擔心，有一天共產黨會派人將其殺害，直到他越來越明白了，對共產黨的懼怕與屈服，其實是助長其邪惡氣焰。他的前妻梁慕嫻（他們二人後來離婚）也在2012年3月，把自己上當受騙成為香港地下黨成員的經歷，寫書（《我與香港地下黨》）公佈於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