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3月23日訊】在共產黨和納粹掌權的國家，幾乎沒有人能逃脫秘密員警的監視，沒有人會感到自己是真正安全的。在毫無覺察之中，因為種種意想不到的原因，你可能已被貼上危險的政治標籤，列入了黑名單，不幸隨時都有可能降臨到你的頭上。如此陰森的人間地獄，生活在其中的人怎能不如履薄冰，噤若寒蟬；無時無刻不處於恐怖中的他們，又怎能有自由和尊嚴可言？！ ——題記
第三帝國時期，為了反抗希特勒的獨裁統治，德國慕尼克大學的一批反法西斯志士，曾組成了一個名為「白玫瑰」的地下抵抗小組。
1943年初，這個小組冒著極大的風險把「打倒希特勒！」的大標語刷到了牆上，並向德國國防軍散發傳單，呼籲軍人喚醒自己的良心和自尊。不幸的是，嗅覺靈敏的秘密員警蓋世太保很快發現了他們的活動，並象狼狗一樣凶惡地撲向了他們。
2月19日，當「白玫瑰」小組的成員在慕尼克領導大學生進行政治集會時，一個在現場監控的蓋世太保小頭目記下了正從一扇窗戶裏向外散發傳單的一對年輕兄妹的名字。很快，這個小組中的三個大學生被抓捕。他們是二十四歲的克裏斯朵夫•普勒布斯特、二十五歲的漢斯•舒爾和二十二歲的莎菲•舒爾，經過三天的嚴刑拷打後他們被處決。緊接這之後，醫科大學學生亞歷山大•施莫賴爾也被捕了。蓋世太保不但宣判他死刑，還用斧子砍掉了他的頭。
一個政權如何對待自己的反對者，是區分民主社會與專制社會的重要標誌。希特勒在這個問題上的主張很明確，早在《我的奮鬥》中他就直言不諱地說過：「權力的武器是恐怖，是針對個體和群體的肉體的恐怖。只有當持不同政見的反對者遭受到這種恐怖打擊之後，被擊敗的反對者們，才會將對未來的任何抵抗喪失信心。」奪得政權後，希特勒立即將他的這一「恐怖政治論」付諸實施，依靠秘密員警充當自己的「鐵杆打手」，使用暴力和強制手段，對全體國民和整個社會實施全方位的監控、恐嚇，對一切懷疑、不滿、特別是敵視和反抗納粹統治的人與活動進行毫不留情的鎮壓，把納粹德國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員警國家，一個陰森恐怖的人間地獄。
除了蓋世太保，納粹德國的秘密員警還包括党衛軍保安處，兩者各有分工。蓋世太保負責監控馬克思主義、叛國犯和流亡者，黨衛隊保安處負責監控科學、民族和民族學、藝術、教育、黨和國家、憲法和行政、國外、共濟會和社團。另外，在一些共同管轄的領域，如教會、教派、其他宗教和世界觀團體、和平主義、猶太教、右派運動、其他敵視國家的社團、經濟、新聞等領域內，蓋世太保主要抓「所有需要考慮由國家員警出面採取執行措施的具體案件」，黨衛隊保安處則負責「所有帶普遍性和原則性的問題」。蓋世太保的任務是打擊「敵視國家的現象」，保安處的任務是打擊「危害人民的現象」。按照納粹的解釋，「敵視國家是一種涉及法律的現象，凡一個人及其行為經查明違犯了保衛國家的基本法律時，即構成敵視國家的現象」；相反，「危害人民的現象的特點，在於往往根本無法看出它觸犯刑法，但它對人民從而也對國家有時卻具有遠比直接敵視國家的現象嚴重得多的危險」。
在民主國家，員警的權力再大也不可能超越法律。但在第三帝國，秘密員警卻被賦予了淩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殊權力，根本不受法律的約束。他們高高在上，可以任意逮捕、毆打和殺害自己的人民，橫行霸道為所欲為。他們擁有對任何人的控訴權，而被控訴的人卻沒有豁免權和申訴權，甚至律師也是不允許請的。納粹當局規定，蓋世太保的行動不必經過司法部門的批准和復審，法院不得干涉，只要員警是在執行領袖的意志，它的行動就是合法的。蓋世太保的權力來自「新的世界觀，不需要特別的法律根據」。1937年，德國司法部乾脆宣佈放棄對蓋世太保虐待被審訊者和囚犯的行為進行起訴的權力。同年12月，內政部長弗裏克又下令，將運用「預防性拘留」的權力授予蓋世太保。
為了消除一切可能威脅到納粹政權的隱患，秘密員警當年在德國構築了極其龐大和嚴密的監控網路。他們為每一個可能的敵人都設置了專門的檔案案卷，裏面記載著這些人從事過的政治和職業活動，以及家庭、朋友、住宅、社會關係，社交活動、個人弱點及愛好的詳情。所有記錄都存檔，以備適當的時候加以利用。在國境以外的德國政治流亡者也難以倖免。通過納粹情報組織對全世界每一份報紙的摘譯，秘密員警掌握著這些流亡者的活動細節。
秘密員警還通過納粹黨及其分支組織與附屬協會的基層組織，以及他們自身的志願情報員，對整個社會實行全方位的監控。各種小頭目會把自己管轄範圍內每個人的牢騷話、不滿的臉部表情，以及收聽「敵臺」的動向，及時報告給自己的上司。如1938年有人向黨衛隊保安處報告，說在「歡樂產生力量」組織所舉辦的赴義大利旅遊活動中，有人「唱國歌時態度吊兒郎當，故作不感興趣的樣子」，還有人「違反外匯管制條例」。大學生中的志願情報員會定期上交聽課筆記，黨衛隊保安處和蓋世太保借此掌握著大部分大學教師的政治態度。就連德國經濟部長、軍事經濟全權總代表沙赫特家的電話，都曾遭到其女管家，一名蓋世太保志願情報人員的竊聽。當年的德國就像駐柏林的一位元美國記者所說的那樣：「你的兒子、你的父親、你的妻子、你的表親、你的友好、你的上司、你的秘書，都可能是海德里希的組織（注：指党衛軍保安處）的告密者。」
1935年5月26日，被稱為「元首的影子」的納粹黨秘書長馬丁•鮑曼規定：「為使黨的所有部門以及他們的支部同秘密員警保持更為密切的聯繫，我代表元首邀請蓋世太保領導人在今後參加黨和他們支部的所有正式大型會議。」這樣，蓋世太保依靠上萬個鎮長和村長的耳目就能監視每一個德國人的日常生活和他們的思想動態。
國家公務員更要受到監視。1933年6月20日，戈林在一份傳閱檔中告誡那些幹部要監督國家公務人員的言行，並把那些對政權持批評態度的人通報上來。納粹用這種方法達到人人自危的目的。
德國工人也同樣受到監視。每家工廠企業都設有納粹黨的支部。「勞工防線」這個新的納粹組織已代替了昔日的工會，它負責把工人和職員中的不滿行為上報給蓋世太保。
除了偵察、警告，劫持、謀殺、「監護」之外，利用「預防性拘留」把政敵關進集中營是蓋世太保常用的一種恐嚇和鎮壓手段。納粹統治的頭一年，秘密員警就在德國建立了薩赫森豪森、達豪、布痕瓦爾德等５０多個集中營，這些集中營設有禁閉、鞭笞、勒死等酷刑，並明文規定凡談論政治、舉行集會、發表「煽動言論」者「一律絞死」，不服從命令或襲擊守衛者「當場格殺」。在納粹德國時期，成千上萬的左派人士、知識份子、猶太人、工會運動者、過問政治的教士、抵抗戰士及猶太人等都未經法律程式被蓋世太保投入集中營。也許你只是在課堂上發表了一些對時下的不滿，也許只是在大街上對希特勒的畫像瞥了一眼，都有可能導致牢獄之災！據德國官方記載，僅1935—1936年的一年間，就有7000名「馬克思主義者」被關進集中營。
不僅如此。在納粹德國，秘密員警的足跡幾乎遍佈歷次重大內政外交事件，簡直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每逢國會選舉，党衛軍保安處都會傾巢出動，他們為所有可能投反對票的人都準備了用無色帶打字機編號的特殊選票，以便嚴厲懲處投廢票或反對票的人。蓋世太保和党衛隊保安處還摧毀了以奧托•施特拉瑟為首的「黑色陣線」設在布拉格附近的廣播電臺。在1935年薩爾地區舉行歸屬問題的公民投票前，他們在那裏搜捕敵手，散佈謠言，製造恐怖氣氛，以爭取更多的贊同票。在1938年希特勒打算奪取軍事指揮權前夕，他們製造了所謂的「勃洛姆貝格一弗立契事件」，為希特勒清洗高級將領提供藉口。隨著德國一步一步向外擴張，他們既充當前鋒，製造事端，為軍隊的進攻行動提供理由，又在佔領區穩定「秩序」。
在整個納粹統治期間，秘密員警不僅大肆屠殺猶太人、波蘭人和其他異族人，對本國的反法西斯人士也毫不手軟。特別是納粹政權崩潰前夕，他們開始像屠殺猶太人、波蘭人和其他異族人那樣大肆殺戮本民族的人，僅僅因為懷疑一些人具有反法西斯的想法就慘無人地道將其家庭成員全部殺絕。有資料說，1941年2月和3月，平均每月有750名反法西斯戰士被捕，而６月份則有1169人、9月份有1337人、10月份有1305人落入蓋世太保的魔掌。據納粹德國司法部的官方統計，被判處死刑並已執行的具體人數為：1940年，306人；1941年，1146人；1942年，3393人；1943年，5684人；1944年，5764人。這只是一個極為保守的數字，其中還不包括那些被秘密處死的人。在整個納粹統治期間，被司法和軍事機構判處死刑的德意志人至少有四萬五千名，這還不包括納粹失敗前期瘋狂的屠殺。總之，在納粹的獨裁統治下，誰敢公開跟納粹不一條心，就一定不會有好果子吃。
與希特勒一樣，共產黨的領袖也都是「恐怖政治論」的信奉和鼓吹者。早在希特勒之前馬克思就說過：「只有一種方法能縮短和減輕舊社會死亡的痙攣與新社會血腥出生的苦痛——革命的恐怖」。史達林曾在這段話旁邊加了個批 注：「恐怖是到達新社會的最快的途徑。」（見《列寧與紅色恐怖：「仇恨與復仇的讚美詩」》）
正因為如此，共產黨政權個個也都是員警國家，只不過這些國家的秘密員警不叫蓋世太保和党衛軍——在蘇聯他們叫「契卡」，後來改名叫「克格勃」，在東德叫「史塔西」，在中國叫「國保」和「國安」—–無論是契卡、克格勃，還是史塔西、國保和國安，以及其他共產黨國家的秘密員警，都是党對全體公民和整個社會，尤其是對威脅到其獨裁統治的公民和團體進行監控、威脅和鎮壓的「劍與盾」。憑藉著淩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權，他們隨心所欲地對公民進行監聽、監視、恐嚇、逮捕、暗殺、非法勞教和判刑，肆無忌憚地踐踏人權，使整個國家無時無地不處於無形的恐怖之中。
據《列寧與紅色恐怖：「仇恨與復仇的讚美詩」》一文介紹，1917年12月20日，十月革命後不久，為維護布爾什維克政權，打擊反對陣營勢力，共產黨國家秘密員警的鼻祖——簡稱「契卡」的全俄肅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設委員會即應運而生。在列寧的授權下，契卡被賦予了淩駕於法律之上的無邊權力，可以不經任何司法程式判處罪犯流放乃至槍斃，成了布爾什維克實施恐怖統治的元凶。契卡第一任主席捷爾任斯基對此也供認不諱。1918年7月14日他明白無誤地告訴記者：「我們本身就代表有組織的恐怖，這點必須說得非常清楚。在革命時代，恐怖是絕對必要的。我們的目標是與蘇維埃政府的敵人作鬥爭，建立新的生活秩序。我們判案很快，在大多數情況下，在逮捕罪犯與作出判決之間只需一天。在幾乎所有的案件中，當罪犯面對證據時就坦白認罪了。還能有什麼爭辯比罪犯自己的坦白更有份量？」
1918年9月，以列寧和彼得格勒契卡頭子烏裏茨基被刺為藉口，布爾什維克公開聲稱要製造一場針對資產階級反革命的「紅色恐怖」。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以國家機器全面強力推行的有組織的恐怖活動。為此，《真理報》宣告：「如果我們不想讓資產階級毀滅我們，我們就必須毀滅他們，這個時刻已經到來。我們的城市必須無情地清除腐惡的資產階級。所有那些紳士們都是算帳的物件，任何對革命階級構成危險的人都要毀滅……工人階級的讚美詩將是仇恨與復仇之歌！」《紅色報》誓言：「我們將把自己的心化為鋼，讓它在自由戰士的苦難和血液的烈火中得到錘煉。我們將讓我們的心變得殘忍、堅硬與不可感動，使得憐憫無法進入我們的心臟，使得它們在見到敵人的血海時絕不發抖。我們將打開那血海的閘門，絕不憐憫，絕不饒恕，我們將成百成千地殺死敵人。讓他們在自己的血裏淹死。為了列寧以及烏裏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弗洛達爾斯基的鮮血，讓資產階級的鮮血流成洪水——更多的鮮血，盡可能多的鮮血。」
9月中旬，季諾維也夫宣佈要消滅一千萬人：「在蘇維埃一億人口中，我們將與九千萬一道前進，對其餘那些人，我們沒有什麼好說的，他們必須被消滅。」
《契卡週報》為下級機關給出了執行槍決和監禁的指導方針：
一、槍決適用範圍：
1 、列在為契卡批准的特殊名單上的全部前憲兵軍官。
2 、搜索結果提示有可疑活動的一切憲兵和員警官員。
3 、一切沒有許可證而擁有武器者，情有可原者例外（例如蘇維埃革命黨或勞動組織的成員）。
4 、一切有參加反革命活動嫌疑的持有假證件的人。若案件難以決定，應報契卡作最後審查。
5 、出於犯罪目的與蘇維埃俄國境內與境外的俄國和外國的反革命及其組織來往。
6 、一切中派和右派社會革命党的活動成員（注：活動成員是指從中央到地方城市與地區的管理機構成員，武裝民兵成員，以及為黨執行聯絡通訊任務，執行任何命令的戰鬥組，在各個別組織之間執行任務的人，等等）。
7 、一切反革命黨派的活動成員（憲政民主黨、十月黨，等等）。
8 、死刑案件必須有俄國共產黨參與討論。
9 、只要三個委員一致同意，槍決即可執行。
10 、若俄國共產黨委員會代表提出要求，或俄國契卡委員會成員意見不一致，必須上報全俄契卡決定。
二、逮捕後囚禁於集中營：
11 、一切號召和組織政治罷工，以及其他旨在推翻蘇維埃政權的活動，而又未被處死的人。
12 、檔案可疑，而又沒有確定職業的所有前軍官。
13 、所有的資本家與地主反革命的著名領導人。
14 、所有的前愛國和反動組織成員。
15 、全體（無一例外）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和右翼人民社會主義党人，憲政民主黨人和其他反革命。至於社會革命黨的基層工作人員，在他們簽署聲明譴責其中央機構的恐怖主義政策，對英法軍隊的觀點以及與英法帝國主義達成的一般協議之後，可以縮短關押期限。
16 、孟什維克黨的活動黨員，根據第六段註腳中列出的方法處理。
必須對資產階級實行大規模搜查與逮捕。被捕的資產階級應被宣佈為人質並被關押在集中營中，從事強迫勞動。為了恐嚇資產階級，還應該將他們驅逐出住宅，只給他們很短的搬出時間（24-36小時）。」
根據《契卡週報》和其他官方文獻列出的集體槍決名單，紅色恐怖發動後的頭兩個月內便有一萬到一萬五千人被處決。1919年2月至6月間，在哈爾科夫一地即有2000到3000次處決，同年12月，該城被布爾什維克再次佔領後，又有1000到2000次處決。在頓河畔羅斯托夫，1920年1月的處決次數為1000 。在奧德薩，1919年5月至8月為2200 ，在1920年2月至次年2月為1500-3000 。在基輔，1919年2月至8月間至少為3000。在克拉斯諾達爾，1920年8月至次年2月至少為3000。在庫班省的小城阿爾馬維爾，1920年8-10月間即有2000-3000次處決……。而這些只是部份名單。五山城的契卡組織了「紅色恐怖日」，一天內便處決了300 人。
契卡還發明了各種令人髮指的折磨「敵人」的酷刑：奧德薩的契卡人員將白軍軍官用鐵鏈綁在木板上，緩慢地送入熔爐或盛滿沸水的儲槽，或是用絞盤撕為兩段；在哈爾科夫，活剝頭皮以及活剝手上的皮成了家常便飯——將受害人手上的皮剝下來做成「手套」；沃羅涅日的契卡人員將赤裸的受害人放進裏面全是尖釘的大桶，然後再滾動之；葉卡捷琳諾斯拉夫的契卡人員把受害人釘上十字架或是用石頭活活砸死；察裏津與卡梅申流行「鋸骨頭」；波爾塔瓦和克列緬丘格的契卡人員將神職人員軀體刺穿，活埋暴動農民；奧廖爾的契卡喜歡將受害人剝光衣服，把他們綁在冬天的街頭上，再向他們赤裸的身軀潑冷水，直至他們化為「冰雕」；在基輔，契卡人員將老鼠籠子固定在受害人的肛門那兒，打開籠子門，再用火加熱鐵絲籠子，老鼠便不顧一切地齧咬撕開受害人的肛門，鑽入受害人的腸子逃生。這酷刑可以持續幾小時，有時甚至持續到次日，直到受害人死亡。
不同學者的研究表明，從1917到1922年間，被契卡絞死和槍決的人數可能達到數十萬至數百萬人。受害者不僅僅是反對派的成員，還包括了社會各個階層的平民。因為殺人太多，連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及社會民主黨人也紛紛譴責列寧，孟什維克領袖馬爾托夫和德國馬克思主義先驅考茨基稱其統治為「恐怖統治」，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普列漢諾夫也稱列寧「成為新的羅伯斯庇爾」。
仿照契卡其及後繼者克格勃的模式，各共產黨國家相繼都建立了本國的秘密員警，東德的秘密員警「史塔西」便是其中頗具特色的一個。
今天，如果你去東柏林，由亞歷山大廣場向東，行至魯斯徹斯街，便可以看見一組龐大的灰色建築群。49棟大樓，形成規則的封閉狀矩形如圍牆高砌，沒有明顯的門牌標識，1號樓在最裏面。二十多年前，這裏是東德國家安全部總部，如今，這裏是史塔西博物館。
《南方週末》記者張哲曾寫過一篇題為《永別了，史塔西！》的報導，專門為中國讀者介紹了這座博物館。文中寫道，從大廳進入一層陳列室，有一座名為「黨的劍與盾」的雕塑，這是東德成立20周年時，「蘇聯同志」贈予史塔西的禮物。而「黨的劍與盾」正是史塔西的座右銘。
博物館的宣傳冊裏寫道：史塔西是「積極支援、實施黨的決定」的工具，集秘密員警、情報機關和偵探組織，甚至犯罪起訴和審判準備功能於一身。「由於黨想讓其決定被廣泛接受，但同時又不相信人民，所以在民主德國的生活中，沒有一塊空間是史塔西所不能間接、或者在‘政治操作下的合作’形式中直接參與」的 。
史塔西博物館一層主要展示用於監視和竊聽的物品與技術，包括隱藏竊聽器和照相機、監視電線線路、便於夜間拍攝的隱藏式紅外線設備和隱藏武器的容器（如裝有來福槍的手提箱）等等。各種技術和設備，其想像力令人歎為觀止。從紐扣、水壺，到木棍、垃圾桶，甚至鋼筆，監聽監視設備無孔不入。
史塔西監控的範圍不單單是「敵對勢力」的政治活動，從男女間的調情，到每星期倒幾次垃圾，在超市買了何種口味的香腸都被記錄在案。
當然，史塔西的工作不僅僅依賴技術，更依靠人。1959年該組織約有全職員工1.3萬人，1974年有5.6萬人，到1989年解散之前達到9.1萬人。這意味著東德大約每160人中就有一名全職的史塔西。此外，史塔西擁有龐大的線人（告密者）網路——它在各行各業的非正式雇員達17.4萬名。這些線人被史塔西稱為「與階級敵人秘密活動作戰的最重要因素」，「所開展之全部政治工作的絕對核心」和「同敵人作戰時的主要武器」。約翰•科勒在其著作《史塔西：東德秘密員警秘史》中認為，為史塔西工作的總人數可能接近50萬。到1989年，東德有約600萬人被建立過秘密檔案，超過東德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東德所有的大企業中，均派駐有全職斯塔西警官。每座居民樓亦指派一人，充任監視者，直接向管片民警報告。每有住戶的親戚朋友在此過夜，斯塔西都會得到報告。賓館房間的牆壁通常開有秘密孔洞，以便斯塔西用特殊的針孔照相機或攝影機進行秘密拍攝。若有敵對嫌疑人進入監控名單，斯塔西便會在其家中佈設設備，秘密監聽。大學和醫院亦被廣泛滲透。
史塔西在內部檔中要求，「通過心理恐嚇，對消極對立人士實施多種方式，逐漸動搖和改變他們的想法」。對人權活動家帕皮斯，史塔西曾派遣一位美男子與他的妻子建立「親密關係」；而對於拒絕與當局合作的宗教人士艾格特，史塔西寫匿名信散佈謠言說他雞奸男童，甚至授意醫生開一種抑制精神的藥，欺騙艾格特服用。
史塔西的最後一任部長埃利希•米爾克宣稱：「不是朋友的人都是反對我們的；反對我們的人就是敵人；敵人將會被消滅！」他本人是個足球迷，曾親自下令組建柏林迪那摩俱樂部。該俱樂部連續10次奪取東德聯賽冠軍，連續36輪聯賽不敗。辦法也很簡單，聯賽裁判通常會被史塔西帶到監獄的會客室談話。一位當事人回憶說：「他們告訴我，比賽時要做出‘正確’的決定……否則下半輩子就和監獄結緣吧。」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納粹和共產黨掌權的國家，幾乎沒有人能逃脫秘密員警的監視，沒有人會感到自己是真正安全的。在毫無覺察之中，因為種種意想不到的原因，你可能已被貼上危險的政治標籤，列入了黑名單，不幸隨時都有可能降臨到你的頭上。如此陰森的人間地獄，生活在其中的人怎能不如履薄冰，噤若寒蟬，無時無刻不處於恐怖中的他們，又怎能有自由和尊嚴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