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7月19日訊】殘忍，對人而言，究竟是作為動物的天性，還是家族血統的遺傳？是某個特殊社會的迫使，抑或是個人教育的缺欠。我們是不是可以套用托翁的一句名言－－所有的善良都基本相似，而殘忍卻各自不同。
許多年前，我還在禁中時，母親來信說－－我的女兒【當時不到六歲，也不識生父】性格變得有點乖戾。比如，她會用一壺開水慢慢倒進小魚缸，看那些魚絕望掙扎又無路可逃，最後被燙死。母親對此充滿憂慮，老人在這一純粹的孩提遊戲事件裡，看見了殘忍。這使我忽然驚觫，我隱約意識到，幾乎人類所有的殘忍都具有一種遊戲的表象，而多數的遊戲中，都埋藏著一種殘忍的本質。
當然，我不能不原諒我的女兒。一方面可以推諉她的幼小和父位缺失，尚未獲得文明社會某些宗教式的護生教育，她只是在重複早期人類的原始野蠻。另一方面，我想起了我在那個邊區小鎮所度過的粗野童年，想起了我在這個國家所經受的全部殘忍教育。當成人猶在主持或者默許各種變態的殘忍遊戲時，我實在羞於去譴責一個孩子。
我從四歲開始進入那個著名的十年，於是我天生就是個野孩子－－沒有幼兒院的正規學前教育，自然也缺乏甚麼益智的娛樂。鄉村大孩子帶我學會的第一種遊戲，就是去田野抓癩蛤蟆。然後用泥巴糊一個小窯，裡面鋪一層生石灰，將癩蛤蟆關進去用稀泥封閉，上留小孔再注入冷水。生石灰遇水則發散，產生極高的溫度，蒸汽裊裊中，一陣陣「呱呱」的受刑慘號由強變弱。汽散聲絕，扒開泥窯，但見癩蛤蟆的醜惡皮膚完全剝離，露出初生嬰兒般的晶瑩胴體，在死亡中顯出一種純淨的美麗。
如此殘忍的遊戲，最初又是誰來發明的呢？遊戲源於摹仿，孩子們到底在摹仿甚麼？
若干年來，我幾乎不斷重複的一個夢境就是，我站在深秋的藍天下，赤身裸體，搶著收集陽光過冬－－那時的冬天太冷了。我看見殘陽越過高牆，把我的影子誇張地貼在對面牆上，而電網的投影恰好橫過我的頸項，使我的頭顱在牆的畫面上，像懸掛在枯籐中的一隻搖搖欲墜的野果。
我在那一刻開始知道，殘酷的現實往往需要殘忍的心靈去適應。這一曾經真實的場景，因其起點的令人不寒而慄，在往後的平淡生活中，被複製成了經久輪迴的夢影。我在對往事的轉顧中，力圖去找到我對殘忍竟能熟視無睹的源頭－－我們從何時開始，把惡行和暴力視為情有可原且法無可懲的正常生活？
六歲，對，六歲時我是一年級的學生。1968年的初秋。放學集合，一個血氣方剛的教師拆散大掃帚，給每個孩子發一根竹條。然後排隊，去打強盜。當小街上走來我們這支武裝童子軍時，圍著那個小偷的鎮民們開始喝采歡笑。小偷被罰站在一個水泥圓管上，衣衫襤褸，褲腳挽在膝蓋上，似乎剛剛下田歸來，腳下是一雙草鞋。我深刻記得這些細節，是因為我們的高度只能夠到他的踝骨。大人們不斷吆喝「打，打」，於是小鎮的狂歡節開始上演。
村小的孩子從六歲到十六歲不等，倚仗大人的鼓勵第一次可以打大人，無不心花怒放。那個中年小偷被無數竹枝抽得像陀螺一般跳動，在水泥管上來回穿梭彷彿一場沒有盡頭的舞蹈。事實上他無處可逃，所到之處帶動的只是更密集的鞭笞和喧囂。我清晰地記得他的小腿－－那粗糙的還帶著泥巴的皮膚，慢慢由紅變紫，漸漸腫大發白一如半透明的蘿蔔。他不停的哀號，絕望地手舞足蹈，汗如雨下，雙眼現出死亡的寒光。我揮了幾下便因恐懼而悄然住手，而成人和孩子還沉浸在自己編織的絕妙遊戲中。最後，我看見他喉嚨嘶啞只剩魚唇般的無聲張合，身體搖晃如失去平衡的風箏，在極限的一擊下砰然栽倒……
在圍毆時我們已經從大人的咒罵中知道，他只是在試圖偷裁縫舖的三尺布時被抓的，他是鄉下來趕集的一個農民。在我成長的歲月裡，我一直為此深深內疚。我總在想，他和我一樣要面對人生的冬天，他的孩子還衣不蔽體，他實在沒錢去給那個和我一樣大的女兒增添一縷溫暖，這時，他看見了那要命的三尺布。我每每想起這一畫面時，內心的痛楚就在深化。走筆至此，我忽然淚流滿面，我依稀可以確認，這，正是殘忍教育的起點。
殘忍，許多時候是難以分清其善惡性質的。我們在一個充滿蚊蟲的房間，緊閉門窗，點燃毒氣，徹底消滅害蟲，沒有人會質疑這樣的行為。那麼老鼠呢？它傳播疾病，盜竊糧食，當然也應該滅絕。至於滅絕的手段，一般不會被追究。
我十歲左右時被母親送到了煤礦，那時父親正經受被打倒後的各種體罰。他的同僚不堪忍受而自殺，母親擔心他的絕望而將我送去作陪，於是我開始生活在真正的工人階級之間。那時的煤礦老鼠很多，每天經歷死亡的井下工人沒有娛樂，滅鼠則成了他們的閒情逸致。
他們用各種智慧的方式活捉老鼠，然後將生黃豆塞進其直腸，再將其肛門縫住。黃豆在體內發脹，痛不欲生的耗子在放生後開始瘋狂亂竄，闖進它們熟悉的家撕咬同類，一場大規模的自相殘殺壯觀而刺激，比任何毒藥更慘絕鼠寰。或者將鼠尾捆上浸透汽油的棉花，點燃後放手，再欣然觀看那團狂奔的火球。我每每為此觸目驚心的場景油然而生一種徹骨的恐懼，因為厭惡和仇恨，他們如此折磨鼠類－－是代表人類的正義嗎？
那麼人類自身的相互殘殺呢？納粹對於猶太人的厭惡以及導演的屠殺，與此無異自不用舉例。我們曾經對所謂剝削階級的仇恨，似乎也不亞於此。我的故鄉有個大地主叫李蓋武，在土改時被憤怒的農民裝在籠中，架在火上烤死。我們可曾分擔那種灼痛，那是怎樣一種漫長煎熬的死亡啊。如果再看看我們的刑罰史，瞭解凌遲和幽閉等等的含義，我怎能相信族類的理性。
我們從小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對敵人的溫情就是對人民的殘忍——這種政治倫理觀一直主導著我們的社會生活。被黨人奉為金科玉律的英雄格言要求我們——對同志要像春天般溫暖，對敵人則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無情。我們知道，情，是構成人性的基本元素之一，佛陀謂之有情眾生。無情，則意味著我們只需要服從政治立場，摒除人之為人的底線思考和本能惻隱，對一切異己者【敵人】可以採用無所不用其極的懲處方式。
當自然界的益蟲和害蟲我們都難以真正分清時，那麼我們如何又能正確區別同為人類的敵我呢？於是，最終的抉擇和解釋都只能歸屬於強權。最高當局宣稱麻雀是害蟲時，這些無辜的生靈就要被全體人民所驅逐。小鳥的天空驟然縮小，橫遭屠殺，成群地累死於逃亡之路。鳥猶如此，人何以堪？平心回顧一下整個20世紀，所有曾經被我們命名為敵人的人，其中究有多少是十惡不赦的壞蛋。這些可憐的師尊、戰友、親人或鄰居，隨高深難問的天心喜怒而朝生夕死，有誰不曾體會過人世的殘忍。
1976年我是小城初中的學生。那一年這個國家充滿了各種內涵的哭與笑，史學家後來視此為一個可以斷代的年份。那個冬天，我們被組織起來去參加一個公審公判大會——要槍斃一個叫楊文生的反革命。在那些含糊不清的判詞中，我們隱約聽出，這個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人，其罪行原來是在上面抓了那四個人後，他依據傳統演義小說的推理和經驗，堅持認為這是一次宮廷政變。他不斷到處演講和張貼大字報，反對華的中央，號召人們要繼續捍衛毛，堅決反對走資派的復辟。在此之前，他還是小城著名的造反派，當然，也肯定迫害過一些基層幹部。
那時的死囚還基本保留古代的形式，人被五花大綁，讀完判詞即被插上寫有罪名的尖銳木標。我看見那削尖的木片從他後領中猛插進去時，他呲牙咧嘴顯得很痛苦，但喊不出聲音來。我們一些膽大的孩子騎著自行車狂追囚車，就在城郊的田野上，他被掀了下來，踢跪在凍土上。行刑者熟練地在一米之內對其後背開槍，他猛然仆倒，捲曲的身體掙扎了幾下，便永遠地安靜了，槍聲似乎還在山谷裡泛出迴響。無數男女老少都在圍觀，殺人實在是像這個無聊社會的一場喜宴，死者的血正好成為大眾調味的鹽。有個成人去把屍體翻過來，並解開了他的衣服，我們驚奇地看見了左胸上的彈孔還在汩汩淌血，最後的餘熱裊裊飄散在寒冷的大地上。
一個生命就這樣打發了。在此之前，北方還有個叫著張自新的女人，死得更慘。這兩個人的罪名完全一樣，但罪行的內容恰好又完全相反。我們可以稱張是死於她的智慧和清醒，但楊卻更像是因其愚蠢和迂執而死。問題是他們都是那個時代，敢於堅持思想和表達的人——不管後世如何評價其思想的正誤。他們除了思考和表達之外，並未去組織造反殺人放火。是的，他們是以言獲罪的人。而言論自由，是任何一個文明國家都要寫進憲法的公民權利。但同樣為了這點可憐的權利，張成了悲劇英雄，楊則永遠還是小丑。
人在這個世界偶然地經過，因為五官六欲所能感受的短暫快樂，多數時候難免貪生。為了自己的生存而要去與別的物種爭奪生命的機會和空間，這種惡基於本能，我們常常無法去苛責－－畢竟捨身飼虎那種宗教精神是聖徒英雄的情懷。但如果輪到人與人、族與族、國與國之間的生存競爭時，必然要遭逢彼此的算計、廝殺和戰爭，那麼此中的人性底線是甚麼？在個人主義、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這些冠冕堂皇的大旗下，我們是否可以不擇手段地放縱暴力而無須去顧慮末日審判。
我拿這樣的問題來衡諸個人經歷、親友往事和所謂的民族史詩時，常常深陷困惑，不知其中倫理標高應該設在哪個刻度。草民拜天地，是要學會敬畏。君子遠庖廚，是要心懷不忍。敬畏是要有所怕，不忍乃為培養愛。如果凡人皆知怕和愛，也許無須宗教，我們也可能超凡入聖了。問題是身處一個無神論國度，當科學原教旨主義被宣揚成某種普世價值時，當革命造反起義暴動洪秀全李自成都被塑造為英雄傳奇後，我們到底還怕甚麼？一切世間法何能扼制本來潛在又被反覆提倡的惡性。
1949年，身為小地主之子的家父，為了亂世逃生而投身於新政。他的家庭在土改中慘遭滅頂之災，他卻成為了另一個縣的剿匪英雄。【見拙作《地主之殤》】父親迴避往事就像一個暮年潦倒的老叟，害怕邂逅青春鍾情的戀人，但他的故事仍被我從一些倖存者的回憶中打撈出來。在那個嗜血的年代，他的出身要求他必須更加殘酷這樣才不被懷疑其忠誠。我相信在他設計誘殺那些山野悍民，和經手簽令處決和他父親一樣勤勞致富的地主時，絕非出於他本意的選擇。他並不愚蠢，他不會相信他那一刻的殘忍是代表正義，但他清醒地知道，他哪怕偶爾流露一點溫情，一定會成為別人對他殘忍的充足藉口。就像那些加入黑幫的小弟，要先去殺人表示堅定和忠誠一樣－－他別無選擇。
他領導的剿匪隊在平定了「文沙長暴動」後，某日活捉了十幾個俘虜。縣裡命令押解進城，他只帶了兩個部屬。匪徒被捆綁串聯在一起行動，磨蹭到夜晚他們走進了荒無人煙的險境，極有可能被匪幫劫道。他的部下之一建議殺俘，向上級報告說匪俘逃跑被他們處決。他是頭，他得承擔責任，為了自己人的安全，他只好默許－－部屬先去解開繩索，要匪俘各憑天命逃生，他們三人在月光下點殺那些四散而逃的生命，能僥倖逃出他們神槍的大抵所剩無幾。
這就是革命需要的殘忍－－我們的領袖早就用一串排比句，給我們詮釋過革命的準確含義－－「暴烈的行動」。我們早在孩童時代，這段怵目驚心的語錄就被譜成了流行歌曲，整個國家都響徹著它恐怖的回聲。在野蠻的旋律中，孩子們優雅地揮動皮帶抽打出身不好的同學，逼迫老師吃屎，打家劫舍，虐殺著無數無辜的人們。我這一代，估計很少有暈血的人，因為在我們的少年階段，眼中早就充斥著淋漓的鮮血，對許多人生慘酷，早已見慣不驚。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