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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7日訊】2002年6月15日至16日, 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在美國夏威夷大學舉辦了【中國的教育發展與民主化】學術研討會，來自中國大陸、台灣、香港以及美國各地的20多位教育工作者和專家學者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討論具體而深入，取得了多項共識。
毋庸置疑，中國的制度轉型，中國之納入世界文明體系，說到底，是為了人，同時，也依賴於人，依賴於人的素質。而人的素質，與教育息息相關。
中國大陸最近二十餘年的經濟起飛，常被人們拿來同三十年前的亞洲”四小龍”的起飛作類比。但是，中國大陸與三十年前的”四小龍”相較，有兩點最大的不同，其一，是中國仍沒有正式卸下意識形態的歷史包袱，而四小龍並不存在該問題，這在私有產權保障的問題上至為明顯。其二，四小龍高度重視教育，教育的投入及普及率都很高，而中國大陸近年雖然經濟有所發展，但教育卻在世界137個國家和地區中居第110位。二者反差之大，令人觸目。
1949年以來至1978年為止，中國教育界一直是狂熱理念的”試驗田”，朝令夕改，反覆折騰。中國的兩代年輕人則成為其”試驗品”和犧牲品。稱教育界是毛主義的”重災區”是絕不為過的。毛時代消逝後，教育界雖有部分撥亂反正，但是又迅速陷入了新的困境，這在當前的所謂”教育產業化”運動中，有集中表現。
比較其他發展中國家，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大陸既有與之共同的問題，也有自己特殊的困境。其共同特徵在於：
(1) 革命後的政權總是尋求短期收效的政績，以期迅速收攬人心，穩定政局。而教育，作為”百年樹人”事業，不是短期能見效的，因而常被束之高閣。
(2) 在教育領域中，比較而言，大眾義務教育又是最不易見效的。犧牲大眾教育，集中財力於”精英”教育，也是這些國家的常規。其中，還包括了通過”精英”教育培養統治階層後裔的政治本能。
但是，在這些發展中國家，由於犧牲了成功的普及教育這一穩定因素，因而造成持續性的政治動亂，使權力精英付出了很高的統治成本。並且，經濟建設也因缺乏高素質人才而後繼乏力。
其次，除了上述第三世界國家的通例外，作為特例，中共的意識形態對中國大陸教育的影響恐怕更為嚴重。
(1) 首先，作為大陸的最高統治者，毛澤東具有強烈的反智主義、民粹主義的農民烏托邦的色彩。他所謂的”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部分源於其早年受屈辱的經歷。這使其對現代教育系統和知識分子有難以掩飾的仇視。
(2) 共產主義教育固有的意識形態特徵：政教合一，黨化教育，黨國控制的單一辦學體制，使中國大陸的教育染上了很深的意識形態色彩。
(3) 封閉社會的愚民主義根性，與國際教育體系的隔絕。
由於上述”通例”和”特例”的疊加，中國大陸的教育事業，在1949年後，偏離了本世紀上半葉世界的發展軌道，步入了一段非常時期。這一歷史性中斷，使兩代人受到了嚴重的影響。
導致中國教育上述歷史與現狀落後的原因何在？中國教育對中國國民素質的影響何在？中國教育與中國政治文化的關係？教育制度與中國學潮之關係？教育如何從政權的籠罩下獨立出來，成為一塊相對獨立的淨土？中國教育如何與國際教育接軌？這些問題對我們，特別是對教育界有關人士，構成了深刻而長遠的挑戰。
中國教育問題對我們的挑戰之難度還在於，如筆者在會議開幕式中特別提到的：我本人，以及在座的大多數學者，都是中共教育制度的產品—精神產品和身體產品。（We are all “Made in China”）. 但今天，由該教育的產品反過來審視研討該教育制度，其根本性的困境是可以想像的。有鑑於此，”恢復記憶，自我反省，自我反思，自我審判”就必然是題中應有之義。這既是我們的優勢，同時也是巨大的困局和至深的精神審判。
好在現代中國的教育史，也並非白紙一張，毫無傳承可言。事實上，有口皆碑的蔡元培時期的北大、四大導師時期的清華、乃至抗戰時期流亡匯成的西南聯大，就是在普遍灰暗瀰漫的背景下的少見的奪目亮點，它們已經成為20世紀中國教育的典範。借助這些典範做參照系，將導致我們對中國教育的深入理解，將可能對看清中國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有可能導引我們走出困局，使教育事業成為中國制度轉型的根本推動力，從而促使中國人的精神與物質的基本生存方式的升華。
當代的新挑戰在於，處於信息時代的今天，人類知識的傳播方式，存儲方式，接受方式，已經而且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遷。知識擴張的速度，知識總量的”大爆炸”，是以往人類無法想像的。甚至在同一代人之間也已經出現了過去意義上的”代溝”。因此，幾個世紀以來行之有效的學校教育制度已經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在這一人類教育普遍危機的背景下，尋找出路，洞燭機先，其意義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被高估的。
(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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