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吳國光:七一是港人爭取民主最後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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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15日訊】大紀元香港記者吳雪兒報道/一九九七年中國從英國手中接過香港,在短短六年間,香港從一個每年有財政盈餘的國際城市變成了一個背負六百多億財政赤字、民怨載道的地方,問題究竟出在哪裡?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吳國光認為,香港變成這樣並不是英國人留下的爛攤子,歸根究底是制度的問題。「七一」五十萬人遊行表達意見,可能是中共順民意、得民心的最後一個機會,如果這個機會都錯過了,他覺得香港就會萬劫不復。

以下是吳國光的分析:

對於香港今天出現一連串的經濟、社會及司法等問題,不明真相的人掩飾說,董建華接收了英國人的爛攤子,但英國人留的不是爛攤子,英國人留下了法制完備的、廉潔的、有效率的、有基本自由的、也有強大經濟實力的香港。

董能力高超六年毀港

一百五十年來,香港在英國的統治下,從一個小漁村變成世界現代化的城市之一,這個成果是中國人奮鬥的結果,並不是英國人的功勞,不過,在英國的統治下,香港有這樣的成長。九七年回歸的時候我曾說過,英國人在這裏搞了一百五十年,中國人比英國人強十倍,我估計十五年就可以把香港毀得差不多。結果,董建華的能力比我估計的還要高。你們要說董建華無能,那真是不太公平,因為他能夠把這麼好的香港在短短的六年就可以毀成這個樣子。

挺董的人士說不能怪董建華,香港變成這個樣子是因為九七年香港回歸的時候,正好碰上亞洲金融危機。我想不能完全否認不存在這個原因,外圍的經濟衝擊起一定的作用。但是,第一,香港在亞洲金融危機中頂住了,沒有被衝垮,(前中國總理)朱鎔基和(中國總理)溫家寶來香港也表揚香港,這是公認的。即是說亞洲金融危機雖然有影響,但不是最嚴重的。第二,很多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受到重大影響的國家像泰國、印尼等東南亞等國家,在最近這幾年已經開始復甦,但香港卻完全看不到復甦的苗頭,經濟發展還繼續往下降。

這些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當時之所以被衝垮,是因為政治相當腐敗,經濟管治能力非常的差勁,裙帶關係非常的發達。可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國家還可以慢慢的起升,香港卻不能。

還有一個是香港政府在過去六年來,天天都說把香港經濟放在第一位。以前的港英政府根本就不干涉經濟,好不是政府的功勞,壞也不是政府的罪惡。現在回歸已經六年了,還是天天在喊要把香港經濟搞好,結果越搞越差。

連任令港陷十年浩劫

但是這個說法並不是最基本的問題,我的看法更悲觀,即使把董建華撤換也不見得好。第一,董建華這麼無能,他把香港搞得很糟糕,九七年無論是小圈子還是大圈子推選他出來當特首,大家當時都不知道他這麼無能,那麼到了二零零二年,五年任期屆滿之後,(大家都知道了董的本事),然而,五年前還有兩個人跟他競逐,五年後卻沒有人跟他競爭,這不是很奇怪嗎?!什麼樣的機制使得董建華在這樣的背景下還能連任做特首?使香港陷入十年浩劫,不只是五年。我想這是很根本的問題。

過去,難道港英政府那些總督個個都英明嗎?我不這麼認為,很多總督既不懂東方也不懂西方,既不懂政治也不懂經濟,有的本來只是一個什麼軍艦的艦長之類的,他們在英國政壇不得志,然後被發配到這邊,過去描寫香港歷史的書很多講到這個東西。這些港英總督也不是天生英明,很多也是很糟糕,但是香港一百五十年來也是一步步往上走,成長得很好。那是為什麼呢?

再說董建華下了台你能保證下一個就是好的嗎?所以我想董建華當然是過去六年香港急遽衰弱的一個直接的原因,但是董建華又是其他原因的一個結果,所以他背後的因素還要再分析。

「一國兩制」助穩定香港

我自己是研究政治的,當然我就從政治的角度來分析。董建華當然是一個政治因素,但更重要的政治因素不是這樣一個個體層面因素,而是一個制度的層面因素。香港制度的特點叫做「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十二個字,我對這十二個字一直是贊同的,如果沒有「一國兩制」這樣一個設計,我想在九七年或者是八零年代中期(中英談判香港回歸問題),那時候香港可能就會出亂子。

那麼為什麼鄧小平要提出「一國兩制」來接收香港呢?很簡單,因為香港也好,國際社會也好,不接受中國那一套。如果鄧小平說,我覺得(共產主義)這個制度是好的,我有能力用這個制度把香港管好,那鄧小平完全可以說你不接受沒關係,我就要搞這個東西。共產黨把全國打下來不就是靠這個嗎?如果他要把香港征服掉,不用派幾十萬大軍,我想就二十輛坦克開到門口,香港人會說:「好了,好了,我們就算了………」我想鄧小平心裡也會覺得香港的制度有他的優點,香港鄰近的中國地區為什麼要搞深圳啊,就是看到香港制度的優勢。

再來就是第二個問題,既然香港制度比大陸好,那搞什麼「一國兩制」呢?把大陸的制度改成香港的制度不就好了嗎?難道你不想我們中國人也過好日子嗎?所以「一國兩制」這個東西我不太理解,當然過去是個權宜問題。就是說香港制度雖然好,但是我大陸也不是一天就能像你這樣子,你要給我時間,這個時間是五十年,所以鄧小平講五十年不變。

五十年後不需要改變

香港人當時問說五十年以後呢?鄧小平的回答是說:「五十年以後也不需要變了。」這個意思並不是說五十年以後你香港的制度要變得和我大陸一樣,而是說你不需要變了,這個話裡有話,我想鄧小平的意思是說,五十年以後我也要跟你一樣,你還要變什麼,我也「一國一制」了。


如果鄧小平後一個意思是對的,那我就要講,回歸六年來,無論是香港特區政府也好,還是北京中央政府也好,沒有一個是這樣想,現在還要在香港搞二十三條立法,那不就更明顯了嗎?不單沒有讓香港的制度生存下去、保持下去,然後讓大陸的制度跟香港靠近,反而現在是把香港的制度變得越來越靠近大陸那一制。這就是「一國兩制」的問題。

北京有沒有說董建華要這樣要那樣,有沒有干涉,我們不知道。其實,我們不知道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我們生活在香港是香港居民,我們都不知道董建華跟北京之間的關係是怎麼樣。如果你生活在一個民主的國家,一個地方長官和中央政府之間有多少矛盾等等關係你是知道的,北京和香港的關係不透明,讓香港人不了解。既然你沒有干涉你為什麼不讓他很透明呢?

「一國」你不可能改變,也沒有人想去改變,現在沒有人搞香港獨立,大家都說既然是一國,現在我的一制變得不如你的一制了,你的一制雖然沒有自由但經濟還好,我的一制經濟也不好,自由也沒了。所以現在很多香港人說乾脆和大陸一樣算了,那我想這不符合原來的設計原理。

北京如果有干涉(香港事務),那就說明北京是不民主的政治制度,在這樣一個政治制度下要保持一國下的另一個法治和自由是很困難的。那如果北京沒有干涉,我覺得那更奇怪,因為如果北京有干涉還可以說香港搞成這樣是不是中國政治制度不好、共產黨那一套不好。

如果北京沒有干涉,香港還搞成這個樣子,而且治理香港的人是接受過非常系統的西方文明世界先進國家的教育,也了解一個自由社會怎麼運轉,居然還把香港搞成這個樣子,那我的結論就是,我們中國人根本沒有能力治好一個中國人的社會,這豈不是一點希望都沒有了嗎?

二十三條立法到底是北京在推動特區政府來立法的,還是特區政府積極主動來立法的?我們不知道。不論是什麼情況,如果不是「一國兩制」這個設計──北京的主題是社會主義,香港是自由的經濟、有法治──那麼在這樣一個情況下,二十三條就是要往北京的那個制度靠攏。奇怪的是既然北京不推動,為什麼香港的領導菁英們一定要往北京靠攏呢?

制度令立法成為必然

這當然是「一國兩制」制度的問題。為什麼我們說在政治上制度很重要呢?比如說美國的總統任期是四年到一月二十號任期屆滿,這個不用到一月十八號有一個人告訴總統說後天你要搬家了,不存在這個問題,他到那天自動就走,這就叫制度。我就是說無論是香港主動要搞這個東西也好、是北京讓搞也好,都是這個制度的問題,這個制度設計使得香港不斷把她的那一制毀掉,我想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麼第二句話是「港人自治」,我剛剛講到,如果北京沒有干涉就是說香港人沒有能力治好香港,當然這句話是需要檢視的,因為北京所講的港人治港是有問題的,什麼叫港人治港,難道說一個具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人當起特首這就叫港民治港?那如果這樣的話,現在回歸已經六年了,香港的法律是你在香港連續居住滿七年就可以成為香港永久居民,也就是說你就有資格當特首。那如果北京在九六年往香港派一批官員,那麼明年他們都可以成為香港永久居民,那麼再過四年到下一屆特首選舉的時候,他們出來當了特首,你也說是港人治港囉?

港人治港應直接選舉

所以我覺得這樣來定義港人治港是沒辦法定義的,這又不像在美國,美國出生的人才能當總統。那我講這的意思就是說,港人治港是每一個香港人都來參加治港,不是說治理香港的那個人必須是香港人,這完全是兩回事。如果是這樣的話,香港就要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就要實行直接選舉。

那麼現在有人講二十三條怎麼能不立法呢?因為這是《基本法》的規定。那我就要問這個《基本法》規定要實行直接選舉,為什麼不搞呢?所以我覺得「一國兩制」這個制度設計有問題。。

然後還有第三句叫做「高度自治」。其實兩個字就夠了,就是「自治」,也不用高度,也不用低度,這個自治就是自治,沒有一個人說我這個人是高度聽我自己的話,不存在這個問題。所以我覺得真正的港人治港就是自治,由香港人通過法律規定的程序實行民主參與,選舉議員也好、選舉特首也好、制訂法律也好,這樣來治理香港就是自治。

民主能確保法治自由

所以我覺得根本問題就是說,過去香港的法治和自由雖然沒有民主,但是英國作為中主國的民主保證了香港的法治和自由可以正常運作。香港回歸以後,香港的法治和自由還在,但是由於香港的中主國──中國──沒有民主,因此香港的法治和自由受到要秉承北京意旨的那些香港官員們,還有資本家們不斷想方設法的侵蝕,所以她的基石被破壞。我們都知道自由、法治和民主是共生的。

香港在歷史上是個很特殊的例子,但是現在這個特殊的條件已經不存在,因此就要回到政治學的基本面──沒有民主是不可能保障香港的法治和自由,我想香港的問題才能夠找到一個解決的方法。

七月一號幾十萬人上街,他們就表達了這個意思,要「還政於民」,香港人過去對民主不是太積極,大家都忙著掙錢,現在發現沒有那個東西難以保證掙錢的環境、自由的環境、法治的環境。所以我覺得什麼叫民主,民主就是要老百姓把他的意見表達出來。

還政於民免萬劫不復

七月一號同一天,中國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北京講了話,講了他們要立黨為公,治政為民,講了要順民意……得民心。這話講得很好聽,就在他講話的同時,香港幾十萬人上街,全城十分之一的人扶老攜幼,坐著輪椅的都有,上街來表達民意、體現民心,那我想現在到了檢驗的時候了。

胡錦濤這番話馬上就碰到試金石,這個時候民意就有了、民心就有了,你要不要順民意,要不要得民心,我覺得可能是最後一個機會,如果這個機會都錯過了,我覺得香港就會萬劫不復。我也許太悲觀,我希望我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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