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6日訊】自由的細菌是很容易傳染的。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危險、也充滿机會的時代。重要的是不要放棄抗爭。
“九七”后這五、六年，香港的自由本來就日漸萎縮，只不過溫火煮青蛙，港人沒作出強烈反應。23條立法好比加進一大把火柴，一下子把青蛙燙得跳出來了。于是就有了這次“七一”五十万港人大游行。
有人說，50万人參加游行未必都是反對23條立法。當然，古今中外的群眾運動都不單純，參加者的動机多种多樣。像當年投奔共產党，有的是因為失戀，有的是為了逃債；像當年悼念周恩來，有的是擁護共產党，有的是反對共產党。但是相比之下，這次港人大游行要算是很單純的了，基本上就是因為反對23條。
港人有种种表達自己意見的自由，有什么不滿都可以直截了當地表達，用不著指桑罵槐、借題發揮，如果你不反對23條，何必去湊那份熱鬧？“七一”那天，烈日當頭，气溫高達三十几度，游行持續六七個小時，這可不是春游，不是散步，如果不是出于明确的理念，誰肯受那份罪？從以往的經驗看，特區政府并不在乎民意，更不用說它背后的中共當局了，因此參加游行很可能是白搭。想來一定有不少人覺得“游了也白游”，所以沒去上街。上街的人多半都是抱著“白游也要游”的想法的，可見意志之堅定。
所以，對于這次游行所展現的民意，千万不可低估，万万不可誤讀。
站在中共當局的立場，搞23條立法真是庸人自擾。因為它刺激了港人對特區政府的倒行逆施作出空前強烈的反彈。不過這場沖突恐怕也是在所難免。因為所謂“一國兩制”本身就具有一种內在的矛盾。在現實中，必然會發生誰影響誰的問題：是大陸受香港的影響呢，還是香港受大陸的影響？是專制影響自由，還是自由影響專制？
在強大的民意壓力下，香港董建華政府作出了一定的讓步。可以相信，特區政府的立場軟化反映了北京的中央政府的態度變化。我們知道，推動23條立法是江澤民主政時期開始的，如今胡錦濤、溫家寶新官上任，不愿意全盤繼承前任的愚蠢決策，自然也樂得順水推舟。
不過我要提醒的是，如果中共對港人采取高壓，那固然充分地證明了“一國兩制”的徹底破產，證明了中共對自由民主的無比敵視。但是反過來，如果中共實行某种讓步，卻并不能證明一國兩制的有效和有保障，也不能證明中共有意要推行政治改革和認同自由民主价值。畢竟，董建華只是答應推遲23條立法以及對23條作某种修正，北京方面則表示支持董建華的工作。未來形勢會如何發展，還是不确定的。再說，即便現在中共還注意維護香港的自由，不敢欺人太甚，那也是為了給台灣做示范，不等于他們已經接受了自由民主的价值。
不錯，從薩斯事件到孫志剛事件再到這次香港大游行，胡錦濤溫家寶新政府的應對方式都顯得比前任要開明；但是我們也不要忘記，就在今天，共產党的很多暴政苛政仍在繼續，民主改革仍然不見動靜。有人說，胡溫是開明的，愿意解決問題，只是江澤民在擋道。等到把江澤民搬開了，胡溫就會順應民意，啟動政治改革。但是，另一些人則提出相反的看法。他們認為胡溫之所以在現階段采取比較開明的舉措，恰恰是因為江澤民還在干政，因此胡溫要与江爭奪權力，這就要爭取民心，這就要在一系列問題上表現開明。如果胡溫權力鞏固了，那胡溫恐怕就連這點開明也不需要了。這樣的事例在歷史上是反复出現過的。
在我看來，中共上層權力斗爭的情況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民間力量必須堅定不移，持之以恒。這次七一游行取得了歷史性的偉大胜利，它必將進一步增強港人的信心。這也是對大陸人民的巨大鼓舞。自由的細菌是很容易傳染的。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危險、也充滿机會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中生活，最重要的是，我們永遠不要放棄希望、信念和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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