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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按權力分配—毛時代的不平等(上)

劉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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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12日訊】從20世紀90年代前期開始出現的「毛澤東熱「,在經過一段沉寂之後,隨著貧富分化的日趨嚴重和新左派對毛澤東遺產的宣揚,在毛的110誕辰再掀高潮。當代「毛熱」所製造的神話之一,就是毛時代在物質分配上的平等。而事實上,實施社會身份歧視制度的毛時代(城鄉隔離和階級滅絕),在物質分配上不可能平等。不要說城鄉之間的巨大不平等,就是城鎮人口在物質待遇上也不平等。每個經歷過毛時代的人,只要誠實地面對那段歷史,大都會按全力分配的不平等有著深切的體驗。

我讀中小學時正趕上文革,由於我是東北師範大學的子弟,得以進入長春市最好的中小學「東北師大附中附小」,長春市的高干子弟也大都在此就讀。

我們班有一個少將的兒子,綽號叫「大胖」,上下學有小轎車接送,如同現在有錢人家的孩子。他為人大方豪爽,常帶些高級的糖果分給同學,也常花錢請同學吃冰棍、糖葫蘆和蛋糕之類的點心。我生到小學四年級時,文革開始,父母們忙於干革命,孩子們成了「無父無母」的一代,好學生當上「紅小兵」,壞學生享受無人管束的自由,中小學生學的曠課和打群架成為家常便飯,學抽煙也成為時尚。

大胖本來就是班裡的調皮蛋,只是礙於他的高干家庭,學校也不敢把他怎麼樣。文革時的學抽煙自然也少不了他,他開始偷家裏大人的香煙帶到學校來,課間時分給要好的同學抽。他拿出過的最高級香煙是進口的鐵盒「三五」,但只有一次。一般情況下,他請我們抽「牡丹牌」。

當時的香煙供給有嚴格等級,不要說進口的「三五牌」市面上根本看不到,就是「牡丹牌」也沒有幾家能享受到。那時,「牡丹牌」僅次於「熊貓牌」和「中華牌」,屬於國產高級香煙中的第三檔次。「熊貓牌」香煙是特製的,只供極為有限的幾十個最高領導人享用,市場上根本見不到,也沒有市場標價。「中華牌」香煙六角錢一包,供省部級領導人享用,一般的商店裡也見不到這種煙,要在特供商店憑特供票才能買到。「牡丹牌」香煙五角一分錢一包,是供行政十三級以上的高級幹部、以及一些相當於高干級別的社會名流享用的。再次是「大前門牌」和「鳳凰牌」,四角錢左右,也屬於高級香煙之列。以上高級煙的顯著標誌是用閃亮的銀色錫紙包裝,其他牌子的香煙就沒有銀亮的錫紙包裝。高級煙都要憑票供應,一般的家庭只有在過節時才能買到一兩包。

那時的長春市,中等家庭能夠享用「大生產牌」或「迎春牌」,價錢在兩角七分到三角五分之間;普通家庭,抽一角五分的「代代紅牌」或一角四分的「握手牌」;社會最低層的家庭,或抽八分錢的「經濟牌」或抽葉子煙。

大胖還破例帶我們幾個要好的同學去過他家。長春市是吉林省省會,所以就有兩個高干區,省級的和市級的,他家住在地處同光路的市級高干區,一棟有圍牆的小紅樓,圍牆上還有帶電的鐵絲網。小紅樓是上下兩層,有大廳和五、六個房間,院子裡種著各種花草樹木,有衛兵守門、勤務員打雜、保姆料理家務。一進他家的門,就能嗅到一股「高干家」特有的香味。

作為高等人或權勢者的標誌的高級煙很難買到,自然就形成販煙黑市,高級煙的奇缺和它的等級特性,使之在黑市上的價格常常高出市價幾倍。

從香煙的分類檔次和住房的不同標準上看,中共的特權階層絕非始於今日的改革開放,毛時代的中國,特權階層已經形成,實質上是個等級森嚴的社會。這種等級觀念也直接影響著孩子們對貴賤的意識,在學抽煙的孩子中,煙的檔次高低,決定著抽煙者在群體中的地位,抽「經濟牌」的孩子肯定是平民子弟,當時被戲稱為「八分損」,抽這種煙被別人瞧不起。有些出身於平民家的孩子,就是為了在同學中顯示其高人一等,竟不惜以非法手段弄錢到黑市上買高級煙。

2004年1月11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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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1-12 7:3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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