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4日訊】2004年4月16日下午，應北京啟民研究中心主任、法學博士李柏光的邀請，我到位於北京大學東門的萬聖書園參加《憲法在人民心中生根開花——唐山、秦皇島、寧德、福州農民罷免活動研討會》，本文依據很不完整的個人記錄改寫而成，此前曾以《「公民罷免年」前途渺茫》上網發佈過一份初稿，此稿是經多位朋友核實指正的改定稿。
研討會由李伯光博士主持，他在開場白中介紹了自己介入農民罷免活動的大致經過：「2003年10月中旬，率先在中國新聞界報導過許多大案要案的原《中國律師》（現為《百姓信報》）和《中國改革》記者趙巖找到我，問我能不能為農民提供一些法律援助。我說可以。於是，趙巖向我介紹了福建省寧德地區福安市下屬幾個鄉鎮的失地農民遭受侵權的情況。2003年12月上旬我去福安下屬四個鎮的農村進行實地考察，親眼目睹廣大失地農民的悲慘生活，以及黑惡勢力控制鄉、村兩級政權的黑暗現實。按照我和福安市四個鄉鎮所屬六個村的村民代表的約定，這幾個村的農民請我做他們的委託代理人。從福建回到北京後，趙巖又把來自河北省秦皇島市的農民領袖董達帶到我的辦公室，希望我也給董達他們做法律代理。我就這樣直接介入了唐山、秦皇島、寧德、福州兩省四地農民的罷免活動，詳細情況請趙巖先生給大家介紹。」
趙巖在會議發言中介紹說：「我在《中國改革》農村版擔任新聞部主任期間，不斷有來自全國的失地農民反映情況，領導派我到各地去調查採訪，就這樣我認識了許多失地農民的維權代表。」
「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開之前，秦皇島市盧龍縣農民董達吊著胳膊來到《中國改革》，（董達以前在飲料廠打工時炸斷胳膊，胳膊裡面被植入鋼條，2002年他帶領落戶盧龍縣的桃林口水庫移民在縣政府門前上訪，被警察拉斷了帶傷的胳膊。）我看到他的胳膊露著鋼針淌著膿血，就當場表態：你們的事我一定要管。我向當時的農村版主編桂曉琦緊急申請，急急忙忙帶著來自北大和清華的實習記者李敬、鄭現莉趕赴秦皇島。在秋風颯颯中親眼目睹庫區回遷農民躲藏在草棚子裡衣食不保的悲慘生活。由於總編溫鐵軍嚴令記者不得在『十六』大期間外出採訪，我們沒有完成到唐山市進行採訪的計劃就被召回北京了。」
「2002年11月，我帶著北大實習生李敬到福建省福安市穆陽鎮蘇堤村採訪。這個村的灌溉水渠被改建成穆陽溪發電站後，每逢發電和下雨，水渠便發生滲漏故事，當地農民的農田房屋被沖毀，幾十條生命被奪去。26年來，失地農民沒有得到1分錢的補償費，高達幾千萬元的土地補償金全部被政府侵佔。該市市長藍如春因為收受賄賂5萬元和20條中華香煙，曾經被2002年的新華社《福建內參》檢舉揭發，藍如春買通福建省紀檢部門，不但沒有受到任何處理，還升任福安市的副市長。」
「發生在福建省福州市倉山區城門鎮和閩侯縣的情況更加嚴重。1997年開始，福建省福州市為了建設『東南汽車城』，一下子圈佔了4000畝耕地，國家計委正式批准的首期耕地只有1000畝。在沒有與失地農民正式協商的情況下，當地政府把應該發給閩侯縣青口鎮近萬名失地農民的2.4億土地補償費入股『東南汽車城』，市、縣、鎮三級政府從中大撈紅利，失地農民每人只得到800元的補償費。領頭告狀的農民吳世松被逮捕判刑後在獄中慘遭毒打，最後又被推出監獄曝屍街頭。當地的黑社會組織『啞巴幫』殺人放火無惡不作，2000年11月6日曾被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公開曝光，《新聞調查》也曾經報導過閩侯縣廷平鎮一個侯選村主任被殘殺的事件，『啞巴幫』的殘餘勢力直到現在依然橫行霸道，甚至直接控制了鄉村兩級政權，當地政府對『啞巴幫』可以姑息縱容，對於失地農民卻只有血腥鎮壓。」
「這一次的罷免活動是如何組織起來的呢？我在蘇堤村採訪時，農民問我1998年11月4號頒布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好不好使？我告訴他們說，《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頒布不久，哈爾濱就發生過首起農民罷免村官的事件，當時的《南方週末》記者、現在的中央電視台記者壽蓓蓓和我一起記錄了這個歷史時刻。農民又問我為甚麼政府不允許罷免活動？我說這個事還得研究研究再說。2003年3月1日，福建省福安市穆陽鎮蘇堤村村民、穆陽鎮退休教師協會會長兼老年人協會會長廖孟康打來電話，和我商量運用憲法罷免福安市長藍如春一事，並且起草了罷免理由書，3月5日，繆孟康、繆紹和到北京送呈罷免理由書時，已經有2000多名當地公民連署簽名。4月5日，我向剛剛擔任《中國改革》雜誌社社長的李偉東申報新聞選題，並且到福安市簽名現場進行採訪。4月8日，福建省福安市下屬幾個鄉鎮的1萬多名公民在多年上訪無效後，按照憲法和法律的相關規定，向寧德市人大和福安市人大正式遞交罷免市長藍如春及其他官員的罷免理由書，我當時陪同他們一起到福建省人大，當時負責接待的一位處長所說的一句話令我吃驚，他說：『如果這個事情做成的話，將對中國的政治文明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這是1949年以來第一起罷免市長的案例，在『非典』時期引起廣泛關注。經過協調，和我一同來到福安的共有7家新聞單位，其中包括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調查』記者組。離開北京之前，『新聞調查』的余仁山已經就相關法律諮詢過杜鋼建、蔡定釗、張祖樺、劉軍寧等憲法專家，並且經過台長的選題審批。『新聞調查』記者王猛等3個人到福安後，每天採訪幾百名當地農民，福安人民非常高興。然而，3天之後，這些央視記者卻被寧德市委宣傳部給拿下了。他們給我打電話說，公民聯名罷免市長沒有法律依據，需要10位人大代表聯名才能夠罷免市長，我問他們說：你們來之前不是已經諮詢過憲法專家了嗎？！這裡的人民代表不是人民選舉的，他們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怎麼辦？！與此同時，《中國改革》福建記者站站長巴長亮給溫鐵軍打電話，說這是有組織有預謀的與黨和政府進行對抗的行為，政府肯定要鎮壓。我說這不是對抗行為，而是法律行為。經過藍如春、林緒榮、巴長亮等人到《中國改革》雜誌社遊說，由我和李敬、鄭現莉寫作的原定刊發的新聞稿被總編溫鐵軍叫停。2003年10月，香港有線電視台記者蔡淑儀，因為四川省自貢市的失地農民維權案採訪我和俞梅蓀，我想到香港和大陸一樣處在中國憲法的框架之下，就問她福安這個事件是不是感興趣？她接受了我的建議，到福建省福安市和閩侯縣進行採訪，並且請劉軍寧和張祖樺進行點評。福安市4000多人按過紅手印的公民聯署罷免書，也被蔡淑儀帶到香港去了。」
「唐山這件事是這樣的，中國新年期間俞梅蓀的母親去世，我看他心情不好，就勸他說大過年做些事情也不錯，剛好有一位黑龍江的女作家也在北京，我們三個人就到了唐山市豐南區的張友仁家。我把福建省福寧市的情況介紹了一下，又讓他們重新把憲法和行政法學習了一遍，就這樣啟動了今年『兩會』期間的公民罷免活動。」
「這裡面還有一個插曲：2003年第2期的《中國改革》農村版以《失地農民的生存狀態》為題報導福建省閩侯縣青口鎮『東南汽車城』的侵權案件，鎮裡的9個黨委常委每人集資3萬元拿到北京，要把我從《中國改革》除名，下一期的《中國改革》雜誌上就沒有了我的名字，社裡說是一不留神把我的名字給卡掉了。青口鎮的這些人拿著雜誌給當地農民說：你們看看，趙巖已經被開除了。今年3月29日，我從『保釣』行動的出發地廈門返回福州，專門來到青口鎮，告訴當地農民我還沒有被開除，並且專門到被害死的維權農民吳世松的墳頭上了一柱香。3月31日，福州市下屬兩個區縣近百名農民去新華書店購買修訂後的憲法單行本，當天晚上我到福州市倉門區城門鎮濂江村林正栩家，和50多名失地農民代表一起學習憲法，使他們明白了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政精神。」
「前不久吳邦國委員長在江西考察時指出，要把關係全局的重大問題以及人民群眾普遍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和關係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作為人大立法、監督工作的重點。我認為，中國的現行憲法是以人為本、保障人權的，對於中國公民依法罷免政府官員的簽名活動，政府應該予以支持，各級人大也應該予以受理和關注。」
趙巖發言後，俞梅蓀和我先後介紹了因為唐山罷免案而引出的俞梅蓀與張友仁大逃亡的經過，由於網上已經有多篇文章介紹此事，此處省略。我在會上特別介紹說：「昨天晚上22點40分，我已經上床休息，突然接到秦皇島市的移民領袖董達打來電話，說是他正在從秦皇島到北京的長途汽車上，從秦皇島趕來的警車在香河收費站攔住了長途汽車，要把他和同行的幾個人帶回盧龍縣去。剛才趙巖發言時，董達再一次給我的手機打電話，說是已經被盧龍縣警察帶回家裏看管起來，就在現在，從秦皇島來的7、80位移民正在水利部門口上訪鬧事，董達問我下一步應該怎麼辦，我說不知道怎麼辦，就把手機交給了李柏光博士，請李博士回答一下董達應該怎麼辦？」
李柏光博士沒有正面回答我的問題，只是說秦皇島和唐山的移民代表一直被當地政府嚴加監管，大部份的上訪移民都沒有辦法到北京來。這一次本來想請董達和張友仁他們當面給大家介紹情況，他們都因為喪失人身自由而沒有來。
憲政專家張祖樺先生發言說：「中國社會正在出現嚴重的治理危機，其表現特徵之一是大規模、瀰散型的貪污腐敗。媒體上說中國有8000多名貪官攜帶數以百億計的人民幣贓款從事國際大逃亡。這兩天正在拍賣河北省貪官李真的贓物和財產，李真等人一次倒賣500萬美元的外匯額度就可以拿到2000萬元的暴利，像這樣動輒上千萬、上億元的貪污受賄案已經沒有一點新鮮感了。之二是某些地方政權的黑社會化。所謂的黑社會組織其實並不可怕，最為可怕的是地方政權的黑社會化，政府與黑社會勾結，任意動用公權力來對付普通公民。之三是無法無天，貪贓枉法。昨天我在網上看到湖南省湘潭市小學教師黃靜命案，司法部鑑定中心去鑑定時，連死者的內臟都找不到了。像這樣人命關天的事情，到頭來互相推諉不作為，政府部門和司法機關誰都不肯負責任。之四是行政效率低下，行政不作為。河北省建委的郭光允還是一個處長，依法揭發程維高等人的貪污腐敗反而被關進監獄，出獄後上訪6年，進京上百次，被推來推去，找不到一個管事的部門。老百姓的境遇更可想而知。之四是政府與民爭利，坑民害民。地方政府通過搞開發區大肆剝奪失地農民的切身利益和生存權利。另外還有政府負債、司法不公、信息壟斷、控制新聞以及大搞政績工程，這些醜惡現象導致政府的信用缺失，治理能力衰退。現行憲法在某些官員眼裡形同廢紙，根本不把它當回事。沒有違憲審查制度，憲法的實施不可能得到保障。寫上一萬條公民權利不如真正落實一條公民權利。所以，當務之急是把違憲審查機制確立起來。胡星斗教授等人關於廢除勞改制度的提議從去年提出至今未能得到人大只字回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頒布這麼多年了，到現在許多地方的村委會主任還不是民主選舉產生的，鄉鎮一級的公開直選根本就談不到。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是進行政治改革，實行憲政，落實民主，奉行法治。政治改革早搞比晚搞好，不搞政治改革，經濟改革也不可能成功，貪污腐化就會成為不治之症。應該汲取晚清和國民黨垮臺的歷史教訓，避免重蹈覆轍。」
北京理工大學胡星斗教授說：「我家裏來自全國各地的申訴材料有一、二千份，堆積如山，把上訪人員當成法輪功打成殘廢的情況，不單單是在唐山有。要杜絕這種現象，首先應該建立司法獨立體系。第二是建立責任政府，實施問責制。第三是監督政府依法行政。憲法中確實規定了公民享有依法罷免政府官員的權力，應該制定罷免法來規範這種罷免活動。現在最大的障礙是地方政府的違法行政和暴力行政，如果能夠建立起罷免機制，對於政治文明的建設是會有積極作用的。第四點，罷免制度的確立可以維護中央政府的合法性，防範地方政府暴力行政，使中央政府的合法性不被徹底流失掉。第五是提高精神文明建設和道德建設的水平。我在電視上一看到政府官員大談《公民道德準則》就感到好笑，沒有像樣的政府就沒有像樣的道德，你不能指望老百姓全都是傻瓜。這樣下去中國很可能會一步步陷入動亂之中。」
另有一位女學者在發言時指出：「現在存在著嚴重的權利私有化趨勢，讓政府自己監督自己是不可能的，罷免也好，公民直選也好，都是公民自我教育的最好實踐，讓政府官員扮演精神導師的角色是不可行的。」
著名維權律師李建強發言說：「我是昨天專門從青島趕來的，我是黃靜案的代理律師，黃靜的內臟是我親手交給警察的，現在卻找不到了。我認為在公民維權活動中，律師更應當發揮作用。趙巖和俞梅蓀做的這些工作，如果律師們加大參與力度的話，應該能起到很大作用。從去年開始公民維權活動已經走出了實現憲政的第一步，我所代理的黃靜案、杜導斌案、羅永忠案，效果雖然不理想，對於促進政府依法行政還是起到了一些作用。光是寫文章開討論會，是起不到多大作用的。我在基層當律師，遇到最多的就是農民官司。最近還有一個案件：農民選舉村主任，選出來的不是鄉政府指定的那個人，他們就不給村主任公章，這件事情現在還沒有結果……」
從趙紫陽時代就開始從事戰略問題研究的國家發展中心研究員劉力群發言說：「我前不久到漢江源頭去考察，沒有想到那裏的農民也在鬧事。那個地方位於四川、西藏、陝西的交界處，正在搞一個大型水電站工程，三個鎮的移民認為他們的補償費低於鄰近的另一個縣。我剛才也在想：失去土地的農民怎麼辦？地方政府黑幫化怎麼辦？你們鬧的這些事怎麼辦？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是犧牲城市化偏重工業化，改革初期是工業化領著城市化，現在是城市化領著工業化，農民手中的土地變成各級政府聚斂錢財的最大資源。中國的特權階級一貫很自私，他們不僅僅損人利己，現在甚至走到既損人又不利己的絕路上了，上無可退，下無可忍。地方政府大面積黑幫化之後，中央政府只能是口頭撫慰受害者和口頭警告加害者。中國的現行法律是只有面子沒有裡子，甚麼法律都有，就是執行不下去。中央政府想執行的時候，就出台各種條例和細則，不出台條例和細則就執行不下去。從另一方面來說，權利就是爭出來的，裡子是靠我們這些人來填充內容的，能夠幫助人家（指失地農民）干多少事就干多少事。在皇權社會裏，中國農民歷來都是求生存殺貪官，現在是求生存學憲法罷貪官，這就是歷史的進步。這幾個地區的憲政活動可以給全國帶一個好頭，官不是人民選出來的，人民可不可以罷免他們？這對於中央政府也是一個挑戰和檢驗。」
由於時間關係，應邀到場的王俊秀、許志永、王天成、卜思達、壽蓓蓓、陳永苗、鄭現莉、周鴻陵、淮生、韓福東等多位佳賓都沒有來得及發言。李柏光博士在研討會結束語國強調說：「真正的憲法不是停留在紙面上的文字，而是活在人們心中的信念，是體現在現實生活中活生生的政府行為和人民的生活方式。愛因斯坦說得好：真正的憲法是活在人們心中的神聖信念，憲法的生命和力量、個體的權利和自由，依賴於人們去捍衛它的決心和勇氣。只有當每個公民都意識到他有義務為保衛憲法做出自己的貢獻時，憲法上的權利才有保障，憲法才會存在。」
當天晚上，我給董達家裏通了電話，董達告訴我：「盧龍縣公安局的警車還停在我家門口。從2月25號到3月27號，我一直被警察軟禁在家中不讓出門，今天又開始了，不知道甚麼時候才有人身自由。我這次到北京本來是想見一下李柏光博士你們幾個人，同時也到積水潭醫院複查一下（2003年夏季，北京大學實習記者李敬幫助董達募捐9000餘元人民幣，董達的胳膊在積水潭醫院重新做了手術。）秦皇島市的公安局長聽說我去了北京，親自給長途汽車司機打電話，要他在車上檢查每一個乘客的身份證，看看有沒有董達和李永剛這兩個人。查到我時我說沒有帶身份證，我還把積水潭醫院拍的X光照片給他看，說我是到北京看病的。沒有想到走到香河收費站時還是被警車給趕上了。回到盧龍縣後，他們把我送回家，把李永剛和張建利兩個人關押在派出所裡，我們有5、60個移民到派出所去抗議，派出所才把兩個人放回家。到北京上訪的那些人今天把水利部門口的武警給打了，我勸他們千萬不要衝動，我們這些移民是弱勢群體，政府可以執法犯法，我們就必須依法行事，要是法律也靠不住，我們這些農民就沒有任何出路了！」
2004年4月22日，我與董達再次通電話時，他告訴我說，當地政府現在以每天120元的代價僱傭本村人看管他，只要他一出門就有人匯報上去。他的電話和手機都被監聽，只能跑到朋友家裏去打電話。俞梅蓀先生在文章中提到去年是「公民維權年」，今年變被動維權為主動出擊，應該稱之為「農民罷免年」。然而，就目前來看，2004年的中國能不能夠真正成為農民罷免年或公民罷免年，前途實在是非常渺茫！
2004年4月17日初稿，4月24日定稿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