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9日訊】楊小凱先生突然去世的噩耗把我從病床上來拉起來，使我悲寂莫名——又一位思想者離開了以漠視思想為榮耀的時代；又一位自由主義者離開了仍然沒有自由的中國；一位走向耶路撒冷的信徒卻又孤單地埋於海外的曠野……這裡我想起加爾文的預定論：神是萬事萬物的終極原因——神為何這樣早早將先生收回天國，對於我們來說則是隱藏的；面對「神的永恆照管」，心靈只能在仰望中默默祈禱。但我仍然奢望能領受這一奧秘的祝福和美意：楊小凱先生的思想和他的決別，對漢語思想意味著甚麼呢？
我與先生相識應該感謝湖南作家向繼東先生。那時我正在籌組《大學精神檔案》叢書的編委會，我給楊小凱先生去信，他很爽快地答應了——他知道《不寐之夜》的一些情況，這使我們之間的溝通減少了很多麻煩。更深一層的接觸則是在《網絡公民權利宣言》徵集簽名的時候，他是第一個給我回話的學者：「您可以用我的名字簽署這份文件，我支持。」這使我對先生有了更深刻的瞭解。
楊小凱去世後，思想界的反應還是比較遲鈍的。我在網絡上看到的紀念文章有兩篇。一是留美政論家胡平先生的《永恆的紀念——讀楊小凱〈牛鬼蛇神錄〉》（首發《北京之春》），另一篇是湖南學者齊輝先生的《悼小凱教授》（首發《觀察》）。這兩篇文章主要評論了楊小凱先生政治方面的價值。胡平先生說：「在中國，坐過共產黨監獄的人很多，但描寫共產黨監獄生活的作品很少，寫得好的則少之又少。」他特別提到，「一九六八年，當時還不滿二十歲的楊曦光（楊小凱），因為寫了一篇題為《中國向何處去》的文章而被中共當局點名打成「反革命」，整整坐了十年監獄。」 而齊輝先生（自由湘軍）則為中國自由主義思潮失去了一位大師而深感難過：「小凱教授已離我們而去，這是繼去年李慎之先生去世後中國自由主義的又一重大損失。」
事實上楊小凱先生的思想可能涉及到相互關聯的三個方面：政治遭際及政治關懷，經濟學創新和信仰歸正。在我看來，最後這一點，即楊小凱認信基督教及其從信仰層面開始的學術反思，代表著近代以來漢語思想的一個偉大轉折。這個轉折的中間階段是李慎之先生——他使新文化運動告別文學傳統並將啟蒙精神和英美保守主義傳統聯繫起來（部份和中國本土傳統相聯繫）；而楊小凱則超越了啟蒙精神，他使中國自由主義超越了啟蒙理性，先追溯到它的經濟學理性傳統，後觸摸到了它的希伯來傳統。令人遺憾的是，楊小凱的信仰和神學之旅剛剛開始就中斷了，這是困境和分化中的中國自由主義、特別是神學自由主義的一場災難。
關於楊小凱的經濟學貢獻，廣為人知的是：他為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關於勞動分工是經濟發展和增長的原動力這一偉大洞見，提供了微觀機制和數學框架。楊小凱的模型容易引起漢語思想爭議的地方可能是：他顯然強調，國際貿易是生產率增長的一個源泉。然而，對楊小凱這一「古典思想」的批判（所謂「馬太效應」），一方面忽視了中國貿易保護主義結構性存在的話語前提，另一方面基本缺乏制度經濟學關於經濟增長的常識。而楊關於土地私有制的觀點，事實上也是在經濟學常識層面展開的，因此關於這個問題的辯論被局限於意識形態對學術的無理指控方面。上述兩個問題不需要展開談，關於楊小凱的經濟學思想值得一提的倒是：第一，他的經濟學思想有著強烈的處境意識，即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是他的理論的真實背景。「新興古典經濟學」缺乏「社會主義資本積累」及其貧困這一背景，是無法想像的。更重要的是，「楊小凱還闡明瞭勞動分工的基本決定因素——市場的範圍怎樣被經濟代理人之間的交易成本所影響，那些交易成本怎樣反映自然和技術約束（例如運輸成本）的結合，以及法律環境決定的締約成本。斯密強調決定市場範圍的自然地理條件和政府政策兩個因素，楊小凱遵循了這個傳統。」（傑弗瑞•薩克斯，2003）但是，第二，楊小凱的數學模型闡明瞭勞動分工與市場範圍這種相動關係，但卻沒有在這個封閉系統之中徹底避免循環論證的邏輯陷阱。這使他的思想沒有像阿瑪蒂亞-森和繆爾達爾那樣徹底，他並沒有真正在經濟學方法論之外尋找更多支持。另一方面，楊小凱的經濟學是他在信主之前完成的，這使政治關懷而不是終極關切成為他思想創造的神秘激情。比如，在《土地私有制與憲政共和的關係》一文中，楊小凱重複了經濟史學家關於英國議會是以私有財產為基礎這一正確判斷，但他沒有繼續追問：甚麼是土地私有制的基礎？這不僅僅是一個「奧卡姆剃刀」的問題。
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楊小凱關於基督教和憲政的思想，以及基督教與資本主義的思想，沒有得到經濟學界和漢語思想的重視。這不僅僅是因為他還沒有來得及深化這些思想就提前去世了，也是因為頑固不化的災民理性和啟蒙理性對中國心靈的絕對統治。顯然，楊小凱的這些思想不是開創性的，基本上還是「神學自由主義」和韋伯思想框架之內的。但是，楊小凱先生是從自己的生命體驗中，從自己的學術思考中獨立提出這些思想的，這就具有更大的經驗價值。（參見楊小凱《基督教和憲政》，《楊小凱的見證》等）。楊小凱談到：「基督教為甚麼要比其他文明成功得多，其中就有一個所有宗教都有的功能，叫做第三者功能」。但他談到，基督教信仰使社會實現了「愛」與「秩序」，這是文明得以建立和維繫的前提。特別是，他徹底突破了漢語思想關於「經濟人理性」和哈耶克思想的迷信（哈耶克恰恰是理性的批判者和傳統的捍衛者，但這個傳統與儒家傳統不同，遺憾的是，楊小凱對這個問題沒有談清楚），他呼籲「放棄使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因為這是秩序社會的基本文化要素。2002年7月楊小凱在上海作了題為「資本主義不等於經濟成功」的演講，他提出了世界上存在有兩種資本主義，一種是成功的資本主義，一種是不成功的資本主義——凡是成功的資本主義地區莫不以基督教為精神支柱。這次演講在一定意義上可以和布什總統在清華大學的演講相媲美，布什說：美國絕大多數人民是有神論者並奉守信仰自由的原則，而信仰上帝對美國的自由是至關重要的。本來，這些西方的常識性思想對於漢語文化的影響應該是革命性的，特別是對於崇拜美國自由主義的中國思想界來說，經濟學家和政治家的切身感受更有說服力。但遺憾的是，這些影響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大。
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楊小凱先生的去世尤其令人絕望。政治遭遇賦予了他勇氣，而信仰則賦予了他智慧，像他這樣的思想者在中國實在是太少了。現在，「啟蒙問題」仍然是中國自由主義打算堅守的文化主題。我不是說這不是一個重要問題，但僅僅這樣是不夠的。舉例來說，江澤民不需要啟蒙，他至少不比啟蒙者更缺乏啟蒙思想。拘捕蔣彥永也不是因為缺乏啟蒙。民工和拆遷戶捍衛自己的權利也不需要啟蒙，他們瞭解自己的「天賦權利」。中國的問題比這複雜得多，這這些複雜的問題，楊小凱先生已經看到了它的基本真相。同樣重要的是，中國的敘事話語也面臨著重大的轉變。比如，「蔣彥永是民族良知和聖人」這樣的口號及其背後的觀念仍然是陳舊的，而楊小凱的話語系統已經開始告別這種「口含天憲」的自義傳統。這一新的話語系統包含著兩方面的觀念：第一、除了神，沒有義人，一個都沒有。第二、十字架使我們活出愛來，而不是懼怕。我們當然應該向蔣彥永先生表達尊敬並為他的自由而呼籲，但沒有必要因為政治正確而誇大其詞。記得當年侯德健先生離開廣場後對記者說：我在廣場沒有看到死人。我讚賞他這個勇氣，真話更有力量。這是楊小凱的思想在話語方式上為漢語思想指明的一條新路。
2世紀下半葉，羅馬皇帝德西烏斯與戴克里先對基督徒展開全面迫害。德爾圖良說：「殉道者的血是教會的種子。」這可能就是神使用林昭（儘管她的信仰狀況仍然是個謎）和楊小凱在這地上的美意。在李慎之通往路德的這條路上，林昭和楊小凱是兩座豐碑；陳寅榷和顧準是對過去的總結，而楊小凱則代表著未來，一個比路德時代更為榮耀的未來。
2004年7月9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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