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3日訊】都靈和米蘭都是意大利的名城。 這兩個城市的中文譯文也都頗有文化內涵。 Torino (Turin) 在中文中被譯為兩個方塊字：都靈。如果從中譯文理解的話， Torino 應是靈感之都了。 至於Milano (Milan), 它的中譯文是米蘭兩個字，稻米的米，蘭花的蘭，完全可以理解為稻米之蘭花了，給人以豐富的藝術想像空間。
然而，鑒於此行的目的，到意大利來，使我立即想到的是兩位可能還不大為國人所知的意大利人。一位是喬瓦尼阿曼多拉（Giovanni Amendola ）, 另一位是彼 埃羅 戈巴蒂 （Piero Gobatti）. 這兩位意大利人是西方最早研究極權主義 （Totalitarisme） 的自由派學者。 極權主義一度曾被認為是冷戰的產物。其實，早在1923年，阿曼多拉和戈巴蒂在他們的著作中就提到了極權主義體制。他們是在探討法西斯專政與其它專政不同的特點時，使用了極權主義一詞的。根據他們的記述，當年的法西斯分子接受極權主義一詞，而墨索里尼本人於1925年在羅馬舉行的一次黨代會上就使用過極權主義一詞。在法西斯治下的意大利， 極權主義政權，極權主義國家曾是公開談論的話題。 1924年春天，阿曼多拉開始把蘇聯的社會主義稱之為極權主義制度， 把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這兩種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定義為「對自由主義和民主的極權主義的反動」。 上個世紀20年代正是馬克斯主義和共產黨開始被引進中國的時候。中國人漸漸地知道了那兩個德國人。可惜的是，當時沒有人把我們所說的兩位意大利人介紹給中國。
在阿曼多拉和彼埃羅之後，其他人不斷繼續著有關極權主義的研究。上世紀30年代末葉，德國社會民主黨人魯道夫西爾費丁（Rudolf Hilferding）著書指出，「各種極權主義在本質上都相差無幾」。後來，到納粹帝國與蘇聯簽署互不侵犯條約時，德國的歐肯（Eucken）教授發表論文指出，國家社會主義與蘇聯社會主義 「可能是完全類似的兩種中央集權的管理和執政類型」。 1951年，德國人漢納 阿 倫德（Hannah Arendt）的名著「極權主義制度」則對有關二十世紀禍害人類的極權主義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蘇聯歷史學者米海依沃斯倫斯基（Michael Voslensky）於1980年起先後發表了兩本研究蘇聯社會主義的專著：「諾曼克拉圖拉」 (La Nomenklatura) 和「諾曼克拉圖拉的首腦們」(Les Maitres de la nomenklatura)。這兩本書也是理解或研究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實行的極權主義的鑰匙。
是的，在過去風雲變幻的五十六年中，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實踐的主義與思想乃是徹頭徹尾的極權主義。它所造成的破壞犯下的罪行，已經由「大紀元時報」給於了鞭辟入裡的總結。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我是從政治課教師那裏首次聽到共產主義這個字眼的。除社會發展史外，還能記得的是，據他說，在共產黨要建設的共產主義社會裏，物質極大豐富，人們只需半天勞動就行了，另外半天釣魚，游泳，聽音樂就可以了。也就是在那個時候，北京上演話劇「龍鬚溝「，故事大體是說共產黨給北京人帶來了新生活吧。劇中一個說唱藝人的唱詞卻使我一直難以忘記。這句唱詞就是：「真龍天子出在延安，解放北京駕座金鑾」。
從1949到現在，56年過去了。政治教師給我描繪的美好的共產主義社會，連一點影子都沒有看見。而且，這些年來，官方的宣傳中，共產主義這個字也越來越鮮見了；用的更多的則是社會主義了。報刊上，領導人講話中，社會主義一詞所無所不在。這個社會主義是甚麼？我最初還以為就是社會民主主義。但是，政治課說的明白：中共認為，社會民主主義是國際共運中的機會主義思潮，社會民主黨人則是資產階級的幫兇，共產黨的敵人，在中譯文中被稱做社會黨和社會黨人。我也查閱過馬克斯的書；馬克斯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曾提到過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有過渡階段；這個階段被演繹為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關於這個階段，馬氏著墨不多，大概也因此為他身後別有用心的人打開了方便之門。不過，馬克斯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明確提出，這個階段的國家就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1949年前的中國不存在工業國家的無產階級。毛領導的運動不能是無產階級革命。毛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也承認：「中國的革命戰爭實際上是農民戰爭，中國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大家都知道，此前中國的歷史是一次又一次農民起義取代一個又一個王朝的歷史。毛所領導的農民革命與歷代農民起義有甚麼不同呢？其最大不同處在於，毛所依托的已不是白蓮教，天地會那樣的農民組織，而是一個從外國引進的政治模式：共產黨。所以，毛又解釋說：「中國革命包括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部份，屬於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份。」1922年召開的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就宣稱，它的目的是建立一個「統一中國的真正民主共和國」，然後「再進一步創造條件，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1949年，中共的確是打著「民主」大旗取得軍事勝利的。大家都記得此前兩年，也就是1947年，民主同盟領導人黃炎培與毛在延安的著名的談話。黃炎培說，中國歷代政權有一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週期率。他問：中共是否要跳出這個週期率？毛回答說，中共找到了跳出這個週期率的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
從那時到現在，將近60年過去了。中共並沒有建立一個「真正民主共和國「。它在奪權之後苦心經營的卻是把歷代帝王的專制思想嫁接在「哥達綱領批判」之上，從而掩飾他們領導的革命只是又一次農民起義。他們尤其要掩飾的是他們作為一個新的專制階級的存在：取代了歷代朝廷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老百姓山呼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對象則是中國共產黨和黨魁毛主席了。剛才提到的那位說唱藝人看的不錯，的確是「真龍天子出在延安，解放北京駕座金鑾」。
隨著毛和他的同伴們進駐北京帝王別墅花園中南海，一個新的統治階級出現了。這個自稱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新的統治階級就是佔據全國各個領域要津的共產黨幹部和他們的親屬。和歷代帝王及現代暴君一樣，他們掌握著生殺大權；和所有極權主義政權一樣，他們隨心所欲地支配著全國的人力物力資源，創造意在炫耀自己的物質文明。然而，從君主專制到政治局專政，歷史的車輪並沒有向前轉動；真正轉動了的是共產黨自己，他們從革命轉向了反動。
具有中國特色的當代極權主義，其特色就在於偽裝：一個無所不在的詭稱為人民服務的黨組織，一個冠以人民頭銜的國會，一個點綴民主的政治協商會，一支謊稱解放人民的御林軍，一個堪與明朝東廠相對應的特務機關——西苑。過去56年間，政治局專政下的中國經歷了20多場政治運動，7／8次宮廷政變， 8000萬人死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祭壇之上。其實，像在所有共產黨掌權的國度裡一樣，那些以無產階級名義被專了政的，大都是無產階級。至於跟隨毛共打江山的農民，從1949年到現在，則一直遭受著不大為外人注意的，在極權主義歷史上也是罕見的社會隔離。
為了維護他們的權力，共產黨特權階級至今仍在續寫著歷代君主的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歷史。在震驚世界的天安門慘案之後，一個據官方統計，其人數超過共產黨員，一度高達六／七千萬人的群體——法輪功，六年來成了專政的首要的靶子，只因為他們不接受階級鬥爭的哲學。在一黨專政下搞市場經濟不啻是在黑社會操縱下開辦賭場。過去二十多年，因此而受害於貪官污吏的民眾人數沒有可查的統計，但是至今仍絡繹不絕到首都和省會上訪告狀的「訪民」，在家破人亡之後成了另外一大群專政對象。外界報刊喜歡聚焦如瀑布般落下的商業合同，卻常常忽略中國新聞工作者一波又一波為爭取言論自由的抗爭以及中國的知識精英，民主人士不屈不撓的奮鬥。與此同時，兩千多萬台灣島上的居民時刻擔心西岸的導彈會不會從天而降。
外界也往往難以解讀北京蠱惑人心的宣傳：你說人權，他也說人權；你說人權宣言首先要捍衛的是人的「生」的權利，也就是與死刑相對應的活著的權利，他則把生的權利演繹為「吃飯穿衣」的「生存權」；你說法治，他也說法治，但他從不解釋他的法律是怎樣制定的，制定法律的人又是怎樣產生的。據說是德國人幫助中共法官穿上了法官大袍，可他們是否知道，在那些大袍之下藏匿著一個操縱司法程序和法院決定的中共黨組？
半個多世紀來，中共制定了一個又一個五年計劃，卻不見任何民主建設日程。中共所說的「真正民主共和國」，毛的民主「新路」全都淹沒在專政的腥風血雨中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實際上是開歷史倒車，從孫中山三階段民主憲政退到了清王朝的專制獨裁。世界已進入21世紀，十三億人的大陸中國的軍政大權至今仍統攬在一個由一名暮年老人指定的領袖手中。
明末清初的中國有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名叫顧炎武。據說他曾十次拜謁北京郊區的明朝皇帝陵園。關於明王朝的滅亡，他寫道：「十三陵，居庸關和北京城，地非不險，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糧非不足，國法不行而人心去也。」顧炎武這段文字正好是今日共產中國的寫照。今日的國法絕不是專政。君不聞共產黨內也開始有人呼籲政府與民間共商民主大計嗎。
據北京官媒透露，專政造成的社會矛盾正以空前的速度積累著能量。僅去年一年，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各種抗議示威遊行乃至暴動事件高達74000起。這些事件分散發生在各地。設想它們集中在一點爆發，從而形成的社會衝擊力一定超過1989年的天安門，甚至會等於十幾個，幾十個天安門。所有的極權主義政權無一例外地堅信暴力能為他們帶來長治久安，然而，沒有一個跳出過「其興也勃焉，起亡也忽焉」的週期率。面對社會危機，歷代君王也都採用過「讓步政策」，但那不過是拖延大限的時日罷了。歷史也為人指出了另外一條路，東歐和蘇聯共產黨人的進化應成為積極意義上的前車之鑒：放棄專政，推動憲政，讓人活，讓人說話，讓人懷抱不同政見，不要獨裁，要共和。也只有這樣，古老的中國才能永遠告別極權主義，重新融入當代國際主流社會。我想，這也是我們對民主先驅意大利人阿曼多拉和戈巴蒂的最好的懷念。
09／2005@(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