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4日訊】一、被捆綁的大陸律師
大陸律師的普遍困境，是評述大陸人權律師事業的第一個背景。年初，一位律師朋友聊天時說，北京的律師去年被殺的二人，自殺的二人，死亡率超過除黑社會以外的其他社會職業集團。山東著名的人權律師李建強，最近準備出版一本書，標題就叫《律師，一個危險的職業》。如果重新編纂《魔鬼辭典》的「中國律師」條目，就該這樣定義，所謂律師就是危險性僅次於被告的一種人。
維權律師的困境
有句俗話說中國的監獄，叫做「風都吹得進去，牛都拉不回來」。在大陸，律師想為被告做牛，就等於把自己和被告的風險綁在了一起。到頭來，一陣風把牛都能吹進去。上海為拆遷戶維權的鄭恩寵律師就是這樣被吹進去的，陝西為油老闆維權的朱久虎律師也被吹進去了。這兩個案子，說明當今中國的主要衝突不是貧富間的社會階層衝突，而是共黨和社會的衝突，官府與民眾的衝突。你為窮人辯護要抓你，你為富人辯護一樣抓你。
在中國官方的律師網，西南政法大學一位副教授也憤然發出呼籲，聲稱「朱=久虎律師的遭遇讓我們感到恐懼」。因為這種局面並非只在人權律師和所謂政治敏感案件中出現。「被風吹進去」是中國所有律師腦門上一柄隨時會落下的利劍。這把劍對鄭=恩寵來說是「洩露國家機密罪，對朱=久虎來說是「聚眾擾亂社會秩序」，對其他一些人權律師來說更可能是任何一種法律或非法律的手段。如用流氓手法騙走搶走郭=國汀和李建強的律師證。
但對一切刑事案中的辯護律師來說，有一柄共同的劍就是1997年刑法第306條，俗稱「律師偽證罪」。在大陸的刑事訴訟中，由於證人一般都不出庭接受質證，庭審成為一種形式，審判在本質上還是「書面審理」。於是，只要律師提交的證人證言和公訴方提交的不一致，檢察機關便濫用306條，以律師偽證罪逮捕辯護律師。甚至囂張到庭審還未結束，公訴方就在法院外面把控方律師抓走了。
中國司法制度的悲哀和荒誕莫過於此。幫助公民捍衛權利的律師，在公訴機關面前，卻淪落為全社會最弱勢的一個職業群體。當張思之律師和莫少平律師說，「我打的官司沒有一件是贏了的」。我們知道這樣一種悲哀，知道這是法治秩序中一個被撒旦看守起來的死角。因為他們都是為政治異議人士辯護。全國幾十萬律師，敢接這種案子的，據我所知絕不會超過20個。但某種意義上更可悲的是，和政府抗辯是輸得起贏不起的。輸了還好，贏了風險更大。306條這一殺手鑭的存在，導致了律師界的下列局面：
1、新刑法頒布後近十年，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有500多名律師入獄。其中高達300人左右是因為「律師偽證罪」。律師界和學術界的一般看法，都認為這 300多起案子大部份是冤案。其中最令人心冷的例子是昆明律師王一冰先生。歷經兩年牢獄之災，二審終於被宣告無罪。王律師出獄後萬念俱灰，從此削髮為僧，遁入空門。此事在律師界引起極大轟動，也令無數懷抱法治理想走出法學院大門的年輕律師心如死水。
2、這種局面下，大部份律師選擇了不接受刑事辯護。有一則黑色幽默廣泛流傳，「如果你要做法律工作，千萬別當律師；如果你要當律師，千萬別辦刑事案件；如果你要辦刑事案件，千萬別取證；如果你要取證，千萬別取證人證言。如果這一切你都做不到，你就自己到看守所報到吧」。目前在大陸，絕大部份被告在法庭上都沒有律師。有律師參與的刑事案件不到30%。以北京為例，律師人均辦理刑事案件在1990年是2.64件，到2000年下降到0.78件。而且這一比例在提倡法治進步的今天，仍在不斷的下降中。
3、辯護律師的這一慘淡局面，與律師行業本身的高收入前景，對大部份律師形成尖銳的衝擊。他們將重心轉往經濟民事案件，同時也將曾經的理想主義和心底的悲涼收藏起來。律師的整體社會形象也持續下降，民眾對律師的唯利是圖傾向開始不滿。另一方面，當局卻極力的慫恿和鼓勵律師的這一傾向。如某省司法廳長在律師大會上就公開鼓勵律師多掙錢，少管「閒事」。
儘管律師這個職業本身就是專為他人維權的。因此有人不贊同「維權律師」的說法。但對於大部份律師來說，「維權」或立志捍衛法律的正義，已在心底退隱為一個越來越遙遠的事業。但他們中的大多數對自己的職業感到屈辱，在心底認同自由價值和法治精神，認同像張思之這樣的律師才是真正的大律師。在2003年，李建強在中國律師網發起「廢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公開信」，很快得到一百多位律師的簽名支持。這些簽名者是法庭上滔滔不絕的大多數。但他們只是暫時被壓制的影響中國未來的力量。
律師維權的困境
做為他人維權的律師難，做一個為自己維權的律師，甚至也難。儘管大陸的律師已不再屬於國家工作人員，但他們仍然被捆綁在行政部門和官方律協的官僚體系下，仍然和當局藕斷絲連。遠遠不是具有獨立地位的自由職業者。一個連律師都不能獨立的時代，又遑論法院和法官的獨立呢。
其一，律師沒有執業的自由。至今中國不允許律師個人自由執業。而被約束在合夥和審批的准入條件下。此外，絕大多數省的司法廳局在缺乏法律根據的情況下，向律師收取「保護費」。每年的「年檢費」和律協會費加起來，高達每人4、5千元。
其二，律師沒有結社自由。從拿到律師證的那一天開始，每位律師就自動隸屬於律師協會。這個協會不需要你申請，也不准你退出，還要每年收取千元以上的會費。這樣的協會本質上就是黑社會，收的也是保護費。律師不能組建自己的工會或其他任何團體。一個律師朋友曾在茶樓辦了個「律師俱樂部」，一週之內就被勒令關門了。目前一些地方的律協也做一些維護律師利益的工作，就像中央電視台罵個把個縣還是罵得起。如去年四川射洪縣的律師何紅德因「律師偽證罪」被判刑，四川律協就提出了抗議。但在多數時候，律協就和所有國家單位裡的工會一樣，本質上仍是一個官僚機構和政府的二奶。
其三，律師沒有接案自由和辯護自由。在所謂重大案件中，司法局和律協一般都會出面做工作，對律師接受案件、律師的辯護意見和辯護策略施加壓力、提出要求。譬如不准作無罪辯護等。在接案問題上，因為不能個人執業，律師在理論上也沒有選擇權，選擇權在事務所。儘管多數情況下幾乎所有人都「私自接案」。但「私自接案」名義上是違法的。
2001年11月10日，洛陽的李蘇濱、李午汜兩位律師接連打破這種局面，成為全國第一個狀告司法行政部門的律師。由此掀起大陸「律師維權運動」的先聲。這兩個案子有幾點，和王一冰的出家為僧一樣，顯出大陸司法現狀的令人心寒。
第一，李蘇濱狀告司法局亂收費，提出訴訟後不久，司法局就宣佈對他暫緩註冊，停了他的飯碗。
第二，李蘇濱繼而狀告司法廳，但河南上萬名律師，竟然找不到一人願意擔任他的代理人。最後只有一位自學法律的企業老總，願意站出來為律師維權。這是中國律師史上如何荒誕而悲哀的一幕！
第三，儘管此事一時間令洛陽紙貴。但幾次開庭當地竟然沒有一位律師敢去參加旁聽。李蘇濱案開庭，只有李午汜一人旁聽。李午汜案開庭，只有李蘇濱去旁聽。兩位律師相互支撐，孤獨至此。
第四，2002年底，李午汜終於打贏官司，隨即被所在事務所以「宣揚封建迷信思想」為名開除，李蘇濱同時也被開除。兩位律師再次狀告司法局。漫長的訴訟一直持續到2004年底。
這是又一個在司法行政部門淫威下，輸得起贏不起的官司。但兩位先生為律師界維權的勇氣，陸續感染了不少人。2005年，山東青島的一些律師和事務所再次發起「抗費運動」。反對司法局對私人財產的非法征收。但在行政壓力下再次被迫放棄。參與此事的一位律師在網上發帖，悲憤的問道，「我到底是律師還是狗？」
在律師的種種普遍困境下，才能瞭解在大陸做一名人權律師的艱難，實難於上青天。
二、「政法系」的崛起
2004年春，《南方週末》總結近年的民間維權運動，引用了范亞峰提出的「政法系」概念。此文認為，一個以法學為背景的自由派知識份子群體正在崛起。正在逐步替代人文知識份子，成為王怡提出的民間「新民=權運動」和國內自由主義力量的主流。評述大陸人權律師的發展，這是第二個重要背景。
近年來，關於中國制度轉型的有效話語被割為兩半。一面是政治話語持續的被屏蔽，一面則是法治話語的強勢。這一局面導致了影響未來制度變遷的四重走勢：
一是所謂「政法系」即法律人職業集團的崛起。在民間，一批法律背景的學者、律師和自由撰稿人逐漸成為近年來民間維權運動的顯要一支，推動大陸的民主化力量轉往新的格局。在官府，另一批「政法系」學者也開始引人注目的進入體制，在中共傳統的團系、軍系、秘書系、政工系、企業系和理工系之外，成為初露端倪的一派人事勢力。如率先進入全國人大常委的信春鷹，一躍成為胡辦主任、最近擔任國家保密局局長的夏勇，新近出頭的持毛主義立場的強世功，以及進入金融管理機構的海歸派李波等人。
二是法治話語的合法性增長。在近年中共技術官僚化的走勢中，「政法系」成為繼「理工系」之後的又一技術官僚集團。這對中國未來的憲政轉型具有極要緊的潛在政治影響。因為後極權時代制度轉型的困境之一，是話語的崩潰，或稱話語的合法性困境。當前中國有三套與憲政轉型相關的話語系統。其中，殘存的意識形態話語和民間的政治話語長期處於敵對、對峙和抵消之中。這就給了雙方都能接受的法治話語一個快速崛起的機會。
1989年之後，經濟學話語曾在這種罅縫中強盛一時。它的特徵是在兩頭都不得罪的前提下去無限放大市場邏輯。但經濟學話語沒有能力，也沒有足夠的道義與技術兩方面的合法性，去吸納政治話語。這就使它無力對更重大的憲政轉型與政體革命諸問題發言。事實上經濟學話語在90年代的高度強盛，意味著中國知識界在整體上對政治話語的一種放棄。隨著90年代後期經濟學話語藉著產權問題，迅速向著制度問題轉向，日益接近法學範疇。最終在近5、6年時間，法治話語在經濟學帝國的圍困和勾引下，終於獲得全面超生的契機。法治話語開始替代經濟學話語，成為當代中國從官府到民間都最具「合法性」的一套話語。連省部廳局各級官員也大量湧入法學院拿碩士、博士頭銜，致使賀衛方先生憤然停止招收研究生。
由此看「政法系」的冒起，最大的價值還不在人事上，而在話語的整合。法治話語一方面給了部份「政法系」進入專制集團內部向上攀昇的資源，同時也給了另一部份「政法系」向著政治異議人士、人權律師、社會活動家甚至未來的反對派黨人推進的資源，顯出比一般人文知識份子更大的勇氣。縱觀中國一百多年的制度變遷史，會發現唯有法治話語在今天做到了這一點：即成功的讓朝野內外和政治上針鋒相對的人們共享了一套話語。如果說當年李=鵬和王=丹之間的對話，注定了是意識形態話語與民間政治話語之間的牛頭不對馬嘴。那麼當前「政法系」的崛起可能給未來的民主化帶來一個機會，即持不同政見的廟堂與江湖，終於聽得懂對方的話，能用同一套邏輯和話語使對話有起碼的理性。
第三個趨勢是法學家立法，包括律師參與立法。這與本文主題關係不大，略去不講。
最後一個，是近年來法治話語的崛起，成功的吸納了政治話語。在官方體制和平面媒體的敘說中，形成了一個與以往「一切問題都是政治問題」相反的局面，即一切問題都是法律問題。
除了6=4、法=輪功等少數具體政治事務，在大陸，幾乎一切政治問題都能在法治話語的掩護下，獲得程度不一的表達。在法治話語的高歌猛進中，短短幾年時間，最能代表中國社會對未來政治轉型最基本訴求的關鍵詞，便從「民主」置換為了「憲=政」。這是當前法治話語吸納、涵蓋政治訴求最明顯的例子。而在民間社會和政治異議空間，維權話語的崛起，也正在迅速吸納、整合甚至置換傳統的海內外「民=運」話語。
這種咄咄逼人的勢頭，使民間的政治抗爭在一個政治專制時代，能夠部份的獲得突圍和不被當局否定的合法性。甚至也迫使傳統的政治反對力量——「民=運話語」 面臨洗牌。在海外，一部份「民=運」話語開始主動或被迫調整政治訴求，選擇與國內維權話語結合。而另一部份只談組=黨、不談維權，或完全身在國內維權話語之外的「民=運」話語，則不可避免的被邊緣化。最終結局必然徹底淡出影響中國未來政體革命的話語場。
但是。法治話語對政治話語的吸納，也導致了法治帝國主義的擴張，開始顯示出負面的代價。因為中國的轉型不是單純的法治化，甚至不是單純的憲政化。我們面對的問題，一部份是法治問題，另一部份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問題。我們同時需要政治話語和法治話語的興起。但法治話語的強橫卻在吸納的同時，也開始遮蔽了政治話語，也遮蔽了知識份子們對自己政治立場的表達。
政治問題法律化，一面使政治問題有機會在槍桿子下獲得表達，但一面也阻礙了政治問題的繼續表達。以往，「學術化」和「政治化」是犬儒知識份子首鼠兩端的選項。「學術化」為知識份子們表達政見提供了最好的掩體。如在90年代後期的自由主義敘說中，學者們藉助「自由主義」這一思想學術範疇，對以民主憲政為內核的政治立場進行了間接的、但卻是1949年之後最完整、最堅決的表達。「我談的是學術問題，不是政治問題」，是知識份子在專政者面前捍衛話語合法性的通用公式。
今天，「法治化」和「政治化」開始成為另一對選項。「我談的是法律問題，不是政治問題」，成為有勇氣出埃及的知識份子們停在半山腰上的第二個公式，和第二次犬儒化。「我是專業人士，不是異議人士」。也成為「政法系」知識份子在今天談論最敏感問題時一種最保險的資歷。事實上，近年來在敢言甚至敢為的各類型人群中，當局其實對「政法系」是最手軟、最顧忌的。因為當局在政治合法性危機和市場化的解救之路上，被迫的長期扶持了法治話語的強盛，就像它曾長期扶持民族主義話語一樣。今天，共產黨統治體制對政法繫在整體上的依賴，強於它對任何一個精英集團的忌憚。就算狠心抓200個作家詩人、抓200個記者編輯、抓 200個民營資本家，中共也不見得會一時崩潰。但今天，如果從整體上鎮壓「政法系」群體，絕對是這個政權無力支付的代價。
歐陸化的技術色彩和邏輯實證主義的傾向，是一部份「政法系」集團在今天暗中推動制度轉型的路徑和護身符，但也使法治話語對政治話語的吸納成為一種遮蔽和障礙。如果政治話語不能從他們舖天蓋地的麥克風中掙扎出來，那麼普遍化的法治話語和「政法系」的抱殘守缺，也有可能成為未來中國憲=政轉型的阻礙，而不是依靠。
在這樣的背景下觀察「政法系」的未來，最艱難的是人權律師，最了不起的和最有力量的也是人權律師。前幾年，「政法系」的中堅是一批法學家和自由知識份子。政法系最大的力量是他們嘴巴的力量。一批新興的維權律師們，在很大程度上也深受前者的影響。但未來，政法系的力量要從觀念的力量向著行動的力量轉移，「政法系」的中堅就必須從法學知識份子向著人權律師轉移。
在我看來，沒有人權律師就沒有「政法系」。我也是政法系背景的自由主義者，我也用言論表達過我的擔當和勇氣。但我對那些中國人權律師的敬佩，超過了對任何人。他們的勇氣大於今天的任何寫作者。
但最近一年，大陸人權律師隊伍遭到嚴重打擊。鄭=恩寵、朱=久虎入獄，郭=國汀被迫出國，李建強被沒收律師證。其他如高=智晟、張=星水、莫=少平、浦= 志強、周立太等人均受到沉重壓力。人權律師的事業，能否繼續拓展，成為大陸未來民主化的理性支柱。最重要是看他們能否得到所謂「政法系」的全力支持。而對人權律師的態度，也是大陸的「政法系」在整體上會否蛻變為政治保守主義的關鍵。「政法系」知識份子惟一正確的選擇，就是盡最大的可能去幫助、支持、聲援、宣傳甚至客串維權律師。
這方面，許志永是第一個從學院知識份子向人權律師傾斜的先鋒。最近北京的蔡卓華牧師因印刷聖經等基督教書籍而受審的案子，則是「政法系」知識份子一次重要的集體嚐試。在國內人權律師處於最低谷的時候，青年一代「政法系」知識份子的代表人物如許=志永、滕=彪、范亞峰、陳=永苗、王怡等，以「公民代理」的方式，與人權律師高=智晟、張=星水、金曉光合作，組成了一個大陸有史以來最強大的政治案件辯護團。這種方式能否得到複製，能否贏得更多「政法系」知識份子的參與，將會決定大陸人權律師事業在未來幾年的前景。
除了政治案件，在憲法和行政法學界，也有不少學者有勇氣介入行政訴訟，推動對行政權力的制度約束。因為大部份律師同樣也不願接手行政案件，代表當事人與政府對抗。大陸行政訴訟的艱難發展，幾乎是由學者而不是由普通律師去推動的。如憲法學家周偉，經濟法學者俞梅蓀、行政法學者馬懷德、林莉紅等，在一系列民告官的訴訟中都是積極的參與者。相比之下，大部份法理學家和刑法學者們以「學術化」掩飾自己的犬儒化，或以後現代為名掩飾自己的註釋法學和投降法學。在學院沾沾自喜，以接觸立法或埋頭掙錢為最高榮譽，對法治理想和未來的憲=政轉型充耳不聞。構成了「政法系」中最保守、最糟糕的部份。
以此文，向大陸人權律師事業的開拓者張=思之先生致敬。
原載《燕南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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