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3日訊】一個人吹牛是品質問題，那麼一個民族一齊吹牛呢？近日，讀了康健《輝煌的幻滅──人民公社警示錄》一書（中國社會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對「大躍進」的那段歷史，又有了新的認識。現在回過頭來看58年那場全民大吹牛的「大躍進」，簡直是不可思議。但當我們細細地回顧這段歷史，就會發現，它的發生又是那樣的「合乎情理」。
1958年1月，「南寧會議」召開，早已宣佈退居二線的毛澤東憋了一肚子火，他下決心要對「反冒進」來一次討伐。原來，56年毛澤東親自參與修改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被主持政府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陳雲、李先念等否定了。這個《綱要》，把中央各部專業會議遠景規劃所規定的八年至12年的任務，提前到三年至五年完成。劉少奇提示中宣部寫了篇《人民日報》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對此進行了批評。
毛澤東要對「反冒進」來一次總清算。毛澤東用那一口濃重的湘音，嚴厲地批判了反冒進。「1956年的反冒進，是一個方針性的錯誤，它給群眾潑了冷水，洩了氣，招致了右派的進攻，使我們的工作受到很大的損失。冒進是全國人民烈焰衝起來了，是好事，部分是壞事。」「六億人民洩氣，還有什麼群眾路線？看問題要從六億人民出發。」「勞動者階級表現積極起來，它的意義是什麼？馬克思用這點作標誌，證明革命來了。」毛澤東聯繫反右派鬥爭的實際，認為：「反冒進反得那麼厲害，把群眾的氣洩下去了，加上右派的猖狂進攻，群眾的氣就不高，我們也倒霉。我們這些中央委員，你就那麼舒服呀？我是不舒服的。」「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沒有擺對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不弄清楚這個比例關係就是資產階段的方法。要分清主流和支流，分清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不能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社會主義革命完成以後，在經濟建設裡面，真正的左比右好。」
一個「左比右好」，使中國開始步入了災難的深淵！
會議室外，春光明媚，百鳥啁啾。會議室內，卻充滿了火藥味。一向謹慎的國務院副總
經理李先念，如坐針氈。因為他在一屆人大會議所作的《關於1956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國家預算的報告》，已經作為反冒進的「錯誤」材料，在會上印發了。儘管這個報告是經周恩來、陳雲、鄧子恢等人研究修改的，並不是他李先念一人的過錯，李先念只有保持沉默。坐在主席台上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是一派儒雅風度，靜若山巖。他清楚地知道眼下在會議參加者手中，也拿著一份他做的《1957年度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和財政預算的控制數字》的報告，當然也是作為「錯誤」材料下發的。他唯一的選擇是檢討。
博古通今的毛澤東獨出心裁，令人把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也印發了下去。借古諷今，周恩來焉能不知。毛警告周恩來和李先念們：反冒進者離右派只有50米遠了，今後不許再提反冒進。「氣可鼓而不可洩」，「不能給群眾潑冷水」，「左比右好」就像一個個火種，本來就過熱的空氣，頓時燒起沖天的烈焰。
1958年1月3日，廣東省汕頭地區就已經放出了晚稻高產衛星，畝產3,000斤。2月23日貴州省金沙縣又放出了早稻畝產3,025的高產記錄。作為中國第一人民公社的碴岈山人率先放出了中國北方糧食低產田的高產「衛星」。引起轟動。當時小麥產量僅在200斤左右徘徊，他們卻一下子放出了小麥畝產2,150斤的「衛星」，整整超出實際產量的十倍！
據1958年6月7日《人民日報》頭版報道：衛星社坐上了衛星，五畝小麥畝產2,150斤，在過去畝產一百多斤的低產區創造了高產新紀錄！新華社鄭州7日電：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五畝小麥每畝平均實產2,105斤，它比去年湖北省房縣雙河農業社創造的全國小麥畝產最高紀錄1,540斤多565斤。這個奇跡就是這個社中共黨委副書記王丙寅等同志和第二生產大隊二隊長社員合作培育的豐產試驗田裡創造出來的，這個社畝產小麥2,000以上的還有第二大隊六分隊的五畝零一厘豐產田。
《人民日報》為此發表社論，稱頌不已，向創造奇跡的農民史弟祝賀──
「前年賣糧用筐挑，去年賣糧用船搖，今年汽車裝不了，明年火車還嫌小。
……
「親愛的讀者，當你前些日子在本報第八版上讀江西省井岡山農民的這首豪邁的民歌的時候，你也許會認為這是浪漫主義的作品，糧食怎麼能增加得那麼多那麼快呢？可是，我們今天所處的這個時代就是這樣富於浪漫主義的色彩：多少世紀以來一直被當做美麗幻想和神話的東西，於今一樁樁地變成了現實，人們想的，就是已經實現了的或者很快就要實現的。最近幾天，各地紛紛傳來小麥高額豐產的捷報，這是多麼激動人心的捷報啊！為六億人民的幸福而付出無數心血和汗水的人們，誰能夠不為這樣偉大的勝利歡喜若狂！
「幾天後的另一篇社論寫道：小麥高額豐產的奇跡告訴我們，歷史上沒有的，今天的確有了，外國沒有的，中國的確有了。我們現在已經完全有把握可以說，我國糧食要增產多少，是能夠由我們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來決定了。我們不再做歷史和外國人的思想奴隸了，我們已經是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的主人了。我們要用更多的事實告訴他們，人口多，生產糧食更多。只要我們需要，要生產多少就可以生產多少糧食出來……」
「衛星」上天以後，全國各地組織參觀團到碴岈山人民公社參觀，紛紛打電報或寫信表示祝賀。參觀的人看罷麥堆、麥地，都從麥地裡挖一把土，包一包，說是帶回去研究研究。甚至不少農業科學家也前來參觀，對放高產衛星大唱讚歌。
此時，全國各大報紙也大量地吹將起來。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長陳毅撰文宣傳自己親眼看到廣東省番禺縣畝產100萬斤蕃薯、60萬斤甘蔗、五萬斤水稻的「事實」。著名科學家錢學森也論證，如果植物能利用輻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稻麥畝產量就有可能達到四萬斤。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發表題為《駁「糧食增產有限論」》的文章，認為廣東的糧食畝產是可以達到三、四千斤以至一萬斤的。《人民日報》發表大量的社論，也大批所謂「條件論」、「機械論」、「悲觀論」和「農業增產有限論」，鼓吹「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衛星天天放，報紙天天吹，中央領導，大科學家輪番上陣，拍胸脯，打保票，吹牛成了「為黨、為國、為民、為社會主義增光添采」的政治任務。而現實中，大家都知道這是睜眼說瞎話啊！
「大躍進」的這段奇特的歷史告訴我們，任何不受約束的專制權力，最終的結果都必然導致全民的迷信和瘋狂。可以想見，假如我們實行的是真正的人民民主主義制度，假如沒有毛澤東的獨斷專行和帝王意氣，那麼類似「大躍進」以及後來的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民族浩劫和災難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
轉自《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