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5日訊】清末以來，在爭民主爭自由的世界性大潮的影響和衝擊下，中國人民尤其是中國的知識份子和民族資產階級對民主自由的嚮往也日益迫切，民主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特別是抗戰開始後，更是形成了爭民主爭自由的全國性熱潮。在這場跌蕩起伏的政治風雲中，竭力以中國民主運動旗手和主將自居的共產黨，利用各種宣傳手段，特別是由其控制的《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等輿論陣地，發表了大量反對專制獨裁，要求實現民主自由的激烈言論，向國民黨政府頻頻發起民主攻勢，一時間吸引了許多對國民黨不滿，嚮往民主與自由的中國人，以至他們中很多人都把共產黨當成了民主自由的化身，把中國邁向民主自由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共產黨的身上，並因此成了它忠實的追隨者。
回顧這段歷史，後人不免困惑，以專制獨裁著稱於世的中共，當年何以竟會那麼起勁的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呢？這正是筆者想要回答的。
共產黨掌權後，一直不厭其煩的「教育」我們，美國是資產階級的天下，勞動人民毫無民主權力可言；西方的民主自由不適合中國國情；「民主第一」是資本主義的謬論；中國只能由共產黨一個黨來領導，決不能有反對黨……
對於這樣的陳詞濫調，大家早已耳熟能詳，已是見怪不怪了。
如果有人提出，中國應該允許反對黨存在，不能搞一黨專政，美國是偉大的民主國家，「民主第一」是正確的……按照「黨文化」的調子，你一定會說這是「資產階級右派」的觀點，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的「謬論」。如果我告訴你，它們也曾是共產黨起勁鼓吹的觀點，並曾經堂而皇之的登在作為共產黨「喉舌」的《新華日報》《解放日報》上，甚至頻頻出現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領袖的公開講話中，你一定會以為我是在騙你。
有這樣的想法一點都不奇怪，但我說的並非玩笑，而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沒有親身經歷過國民黨時代的中國人，絕大多數都不知道中共當年為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都曾說過甚麼，是一副甚麼樣的姿態，給人們留下的印象又是甚麼。在這點上，我們得由衷的感謝《歷史的先聲》的編者，正是因為他們的努力，大量珍貴的史料才得以重見天日。讀完書中精心蒐集的《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當年的社大量論和文章，以及中共黨魁在各種公開場合的講話，你就會吃驚的發現，原來，抗戰開始後，共產黨曾利用第二次國共合作後所取得的合法地位，那麼起勁的鼓吹和爭取過民主自由。中共當年為此發表的大量公開言論，曾經是那樣的振聾發聵，讓人讀了不能不為之激動，甚至熱血沸騰。
要爭民主當然首先得強調民主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1946年5月4日，《解放日報》為慶祝五四發表了社論《民主和自由新論》，該文以充滿激情的筆調對民主進行了謳歌：「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新生，才能使青年獲得肉體與精神的解放。沒有民主，便不能存在和發展為人民服務的科學。沒有民主，便不能有人民的自由思想，而沒有民主與科學，中國便絕對不可能由落後變為先進，絕對不可能由貧弱變為富強。」類似這般充滿激情的精彩言論，在當年的《新華日報》《解放日報》上可以說是隨處可見，不勝枚舉。
1945年2月12日的《新華日報》在回答一位名叫吳中民的讀者的提問時曾這樣說過：「現在中國最迫切的問題，是實行民主；有了民主，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沒有民主，便一切都是粉飾的花樣而已。」(見《新華日報》1945年2月12日《答讀者問》)
1945年7月2日《解放日報》的一篇文章說的更絕：
「民主能發揮無窮的偉力，唯有實行民主，事情才能辦好。」
「實踐證明了一切，誰還能絲毫懷疑嗎?
一切力量來自人民!
一切光榮歸於民主!」
為了鼓吹民主，中共黨魁甚至親自披掛上陣，搖旗吶喊。毛澤東就曾多次在公開場合強調，中國的缺點就是缺乏民主，國民政府應全面實行民主，只有實行民主才能建設好中國。
1944年6月12日他在答中外記者團時說，「中國是有缺點，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為只有民主，抗戰才有力量，中國內部關係與對外關係，才能走上軌道，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才能建設一個好的國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在戰後繼續團結。中國缺乏民主，是在座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國才能前進一步。」“為了打倒共同敵人以及為了建立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內關係，及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際關係，我們所希望於國民政府、國民黨及一切黨派的，就是從各方面實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戰中，歐洲已進入決戰階段，遠東決戰亦快要到來了，但是中國缺乏一個為推進戰爭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戰才能夠有力量，這是蘇聯、美國、英國的經驗都證明了的，中國幾十年以來以及抗戰七年以來的經驗，也證明這一點。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以及國際關係上的，一切這些，都需要民主。毫無疑問，無論甚麼都需要統一，都必須統一。但是，這個統一，應該建築在民主基礎上。政治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統一在軍事上尤為需要，但是軍事的統一，亦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在軍官與士兵之間，軍隊與人民之間，各部份軍隊互相之間，如果沒有一種民主生活、民主關係，這種軍隊是不能統一作戰的。經濟民主，就是經濟制度要不是妨礙廣大人民的生產、交換與消費的發展，而是促進其發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學術思想、報紙與藝術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進其發展。黨務民主，就是在政黨的內部關係上與各黨的相互關係上，都應該是一種民主的關係。在國際關係上，各國都應該是民主的國家，併發生民主的相互關係，我們希望外國及外國朋友以民主態度對待我們，我們也應該以民主態度對待外國及外國朋友。我重複說一句，我們很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才是真統一。國內如此，新的國際聯盟亦將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統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設新中國與新世界。（見《解放日報》1944年6月13日）
1945年7月，毛澤東在與訪問延安的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談話時，還從如何防止「政怠宦成」與「人亡政息」的角度強調了民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黃炎培回憶說，「有一回，毛澤東問我感想怎樣?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致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慾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瞭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選自黃炎培著《延安歸來》第二篇「延安五日記」）
其實，馬克思主義歷來強調的是階級鬥爭，而不是甚麼抽像的民主，更不會贊同西方「民主第一」的觀點。可是，當年為了鼓吹民主的重要性與必要性，中共甚至置老祖宗的理論於不顧，對西方「民主第一」的觀點也公開大唱讚歌，以至咋一看上去，這麼熱中民主的共產黨倒不像是共產黨，而是西方社會的民主黨了。
翻開1943年9月15日的《新華日報》，赫然可見刊登在顯著位置的社論《民主第一》。文中說，「美副總統華萊士九月十一日在芝加哥建立和平委員會發表演說，曾強調『民主第一』的口號。他認為不僅在政治上需要民主，而且在經濟上也需要民主；不僅在一個國家內需要民主，而且在全世界範圍內也需要民主。他說：『民主第一的口號，表示全世界在經濟與政治兩方面，都應獲得自由』。『能巧妙遵循這樣的民主第一的口號，並予以有力實施，則必能獲得和平。』這見解是十分正確的。在法西斯侵略陣線秋風落葉般日趨崩潰之途的今天，為了實現和平繁榮的世界，不再蹈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覆轍，強調這種『民主第一』的口號，實在是必要的。」 「然而僅僅強調這一正確口號還不夠，必須在事實上實現這口號。」
別看共產黨後來把美國民主罵的一錢不值，當年對它可是讚揚備至，推崇有加。每年7月4日是美國的國慶。1944年7月4日這一天，《新華日報》專門發表了社論《美 國 國 慶 日——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節日》以示祝賀，文章結尾處甚至高呼口號：「七月四日萬歲!民主的美國萬歲!」 1945年7月4日，為慶祝美國獨立紀念日，《新華日報》發表了社論《象徵民主自由的日子》，文中激情洋溢的寫到，「年青的民主的美國，曾經產生過華盛頓、傑弗遜、林肯、威爾遜，也產生在這一次世界大戰中領導反法西斯戰爭的民主領袖羅斯福。這些偉大的公民們有一個傳統的特點，就是民主，就是為多數的人民爭取自由和民主。」
1944年7月，毛澤東在與中印緬戰區司令官兼蔣介石參謀長史迪威將軍的政治顧問與謝偉思等人談話時還盛情說過，「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他應當對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人談論民主。美國官員應當對中國官員談論民主。總之，中國人尊重你們美國人民主的理想。」（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編《黨史通訊》1983年第20-21期）
當年，共產黨的輿論宣傳還經常提醒人們，實行民主在當時的中國不僅大有必要，而且刻不容緩。
《新華日報》1939年2月25日社論《民主政治問題》說，「目前再來公然反對民主政治，似乎是不可能了。目前再來企圖根本否認民主政治對於抗戰的重要，似乎是不可能了。於是反民主政治論者就來一套新的法寶。他們說，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們的國民不好，不能實行。……-他們以為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後的事，他們希望中國人民知識與教育程度提高到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再來實現民主政治。他們好像忘記了中國今天是處在艱苦的抗戰中，忘記了中國今天來實現民主政治，不僅是歷史發展普通的一般的要求，而且是抗戰特殊的迫不容緩的要求。」
正因為實行民主不僅重要，而且刻不容緩，所以共產黨當年還義正詞嚴的警告它眼中反對民主的人說， 「萬里長城和海洋都阻止不了世界潮流，今天已經是人民的世紀、民主的時代了，一個國家不能孤立在民主的大潮流之外，於是中國必須而且必然要實現民主了。」（《新華日報》1945年7月3日《爭民主是全國人民的事情》）「民主已經成了世界的潮流，誰要反抗這潮流，誰就要遭受滅頂之禍……」（1943年9月15日《新華日報》社論《民主第一》）「民主的潮流正在洶湧，現在是民權的時代，人民應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身體的自由是真理，實現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勝利的，所以高舉民主的大旗奮鬥著的世界和中國人民是一定要勝利的。」（《新華日報》1944年3月30日《論英美的民主精神》）
那麼怎樣才能實現民主呢？
按照中共當年所主張的，要實現民主就必須毫無保留的把屬於民的權利交還給人民。
《新華日報》1945年9月27日社論《民主的正軌：毫無保留條件地還政於民》說，「如何實現民主呢?請走上民主的正軌：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
「 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
甚麼是主權在民?依照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是人民對政府有選舉權和罷免權，對政製法律有創製和復決之權。只有人民真正得到了這四種權，才算具備了民主國的基本條件；如果這種權不在人民手中，也就是說這個條件若不存在，就不算完成了這個國家的民主建設。」
「因此，建設一個國家的民主，第一個標誌，第一個步驟，就是把上述四權交給人民，不作一絲一毫的保留；政府的負責官員，由人民來選舉，從人民中間產生；政府的大政方針、政令法律，由人民來決定，由人民來創製；政府官員的失職或政策法律行不通，是違反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就可以罷免他或撤廢它。」
1944年2月2日的《新華日報》還曾專門發表《論 選 舉 權》的社論，特別強調實行普選制的重要。該文說，「選舉權是民主國家的人民所必須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碼的政治權利。民主國家，主權在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僕，代議士是人民的代表，好像是監督和管理僕役的管家。如果人民沒有選舉權，不能選舉官吏和代議士，則這個國家決不是民主國家，決不是民治國家了。……固然，在過去，甚至現在，有些民主國家的選舉制度，並不是普選制，而是限制選舉制。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潮流所趨，很明顯地，是不可阻遏地走向普選制了。特別在我們中國，中山先生老早就已主張普選制。在理論上，一切人民都將享有同等的選舉權，應該是沒有疑問的。」
「人民有了選舉權，不僅是可以選舉代議士，而且是可以選舉政府官吏；不僅是可以選舉地方官吏，而且是可以選舉中央官吏。像中山先生所說：『人民對於本縣之政治，當有普通選舉之權、創製之權、復決之權、罷免之權；而對於一國之政治，選舉權之外，其餘之同等權，則付託於國民大會之代表以行之。』這就是說，人民所享有的民權，不能不是愈到下層，愈廣泛，直接。但選舉權則雖對於中央，也是可以無限制地運用的。特別是代表人民的所謂代表機關，不論是國會也好，國民大會也好，必須由人民自己選舉代表組成，否則這種機關，便不是民意機關。
選舉權是不是能夠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運用，與被選舉權有無不合理的限制與剝奪，具有著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本來，廣義地說，選舉權就包括被選舉權在內。有選舉權的運用，就必有被選舉的對象。因而有選舉權存在，就同時，有被選舉權存在。如果被選舉權受了限制，則選舉權的運用，也就受了限制。具體地說，假使某些人民被剝奪了被選舉權，則有選舉權的人就不能去選舉他們，因而選舉權的運用，也就受著限制了。所以真正的普選制，不僅選舉權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選舉權也要「普通」、「平等」；不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選舉權，
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除了「精神缺陷」或「被法院判處褫奪公權」的人們，以及漢奸外，任何人的被選舉權都不應該被限制、被剝奪。不僅不應該以資產多寡、地位高下、權力大小為標準，而且也不該以學問優劣、知識多少為標準。唯一的標準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為人民所擁護，因而也就只有讓人民自己去選擇。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
最後，應該說及的，是要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實行普選制，使人民能在實際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則必須如中山先生所說，在選舉以前，「保障各地方團體及人民有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也就是「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完全自由權。」否則，所謂選舉權，仍不過是紙上的權利罷了。
實現民主的關鍵在於結束一黨專制，這也是共產黨當年在其輿論宣傳中所反復強調的。
《解放日報》1941年10月28日刊登的一篇文章說，「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黨治結束之後，全國人才，才能悉力從公，施展其抱負；而各黨派人士亦得彼此觀摩，相互砥礪，共求進步，發揮政治上最大的效果。有人說，國民黨有功民國，不可結束黨治，使之削弱。不知國民黨今日的弱點，都是在獨攬政權之下形成的。當其他黨派起來競爭時，國民黨只有更加奮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趨進步。因此結束黨治，不會使國民黨削弱，只會使它加強起來。」
1944年9月15日，共產黨代表林伯渠在重慶舉行的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上曾鄭重提出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召開各黨派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後來，共產黨又向國民黨當局書面提出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當年10月10日，周恩來在延安發表《如何解決?》的演講，進一步闡明瞭召開各方代表參加的緊急國事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具體步驟和方法。
當年，共產黨還反復強調，實行民主的基本條件在於讓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權利。
1943年9月15日的《新華日報》在一篇社論中說，「所謂反法西斯侵略各國必須先在自己本國內徹底實現『民主第一』的口號，當然並不是說，這些國家都必須實行同樣的民主政治。由於各個國家的歷史發展、社會狀況等具體條件的不同，他們各自所實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存在著多少差異。但無論如何，它們之間有一個基本點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權為人民所握有，為人民所運用，而且為著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務。這樣的政權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使失掉自由權利的人民重新獲得自由權利；沒有失掉自由權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權利；特別是言論、出版、機會、結社，這些作為實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權利，是必須切實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發表在1944年2月1日《新華日報》上的社論《人民基本民主權利的保障—— 論張君勵先生的建議案》一文說，「協進會第二次會議裡，通過了張君勵先生提出的《人民基本權利三項之保障之建議》一案。早在一月三、四、五日，張先生就曾在成都的新中國日報發表了《人民基本權利三項之保障》一文。這次提案的內容，是和那篇文章相同的。
張先生所說的三項人民基本權利是：一人身自由；二結社集會自由，三言論出版自由。第一項自由，是為了人民不致遭受非法的秘密的拘捕、限制、審判和處決。第二項自由，是為了『第一，可使人民以集體發抒政見；第二，各種政治結社可以互相切磋；第三，養成民間領導政治之人，使其發為負責的言論；第四，在朝黨在野黨各有互相監督之機會。』其主要建議，是人民可以組織團體、政黨可以合法存在公開活動。第三項自由，是為了人民能夠發表意見、批評，監督和改進政治及社會等等的各種設施。其主要建議是實行圖書雜誌新聞的事後檢查。張先生所提出要保障的三項人民基本權利，雖然並不包括全部民主權利，卻已經涉及了重要的三項。一個國家是否民主，必須以此三項為重要的標幟。因此，我們和張先生一樣，很重視這三項人民基本權利。（《新華日報》社論1944年2月1日《人民基本民主權利的保障—— 論張君勵先生的建議案》）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周恩來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九週年大會演說中強調，「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他說，「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很多，但目前全國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言論出版的自由。」師範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三冊 原題《關於憲政與團結問題》)。
為了推進民主運動，當年共產黨還反復強調了言論出版、結社集會和人身自由各自對於民主政治的意義與價值。
以言論自由為例。《新華日報》1944年4月19日發表的《言論自由與民主》一文說，「有民主就有言論自由，沒有言論自由就不是民主。我們拿英國來作例，英國是一個民主國，所以英國即使在戰時，對言論的自由也是尊重不渝：報紙送檢是出於自動，而且只限有關國防的稿件；刊載了有害國防的消息，至多也不過事後由政府提出公訴，沒有其他任何直接干涉言論的行為。——這些事實，是一民主國對言論態度的標本。就拿現在發生糾紛的澳洲來說，報紙和人民也還有對言論限製作抗爭的權利，可見民主和言論自由，實在是分不開的。我們應當把民主國先進的好例，作為我們實現民主的榜樣。」
1944年9月1日恰逢記者節，當天的《新華日報》專門為此發表了社論《祝記者節》。這篇社論充分肯定了言論自由對於反法西斯戰爭和戰後和平的重要，大聲呼喚全國記者團結起來爭取言論自由。文中說，「為甚麼羅斯福把言論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條，為甚麼羅斯福把言論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條，為甚麼邱吉爾把言論自由列在七項標準的第一項？正是因為他們重視言論自由，把紙彈的火力，動員並集中到揭露和打擊法西斯主義，同時也熱烈的歡迎人民批評政府政策和各種作戰努力，揭露錯誤和缺點，提供建議和辦法，才改正了種種錯誤，克服種種缺點，使民族更團結，人民更積極，士氣更提高。這樣，美國能雪珍珠港之恥，而轉入反攻；英國便有雪敦克爾克之恥，而走向勝利。英美從大西洋到太平洋，從地中海到印度洋，從歐陸到緬甸；現在所以能夠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政治上的民主，是最重要的關鍵；而言論自由，又是極重要的一環。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羅斯福和邱吉爾都把言論自由確定為戰爭目的之一。在戰時，要依靠他來打勝仗；在戰後，還要依靠她保持永久和平。……-可以說，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健全的發展的新聞事業。沒有言論自由，新聞事業本身是會枯萎的。所以，新聞界同人，隨時隨地都在團結一致，為言論自由而奮鬥到底。
中國的新聞界同人，是世界民主的新聞戰線中的一部份。地域儘管不同，任務卻是共同的。每個記者都應該是反法西斯的戰士，都要爭取和保衛言論自由。今天『記者節』日，我們竭誠向全國記者呼籲，親密地團結起來，把筆鋒瞄準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積極爭取民主進步要求言論自由!」
鼓吹民主自由時是那麼的慷慨激昂，爭取民主自由時是那麼的義正詞嚴，譴責專制獨裁時又是那麼的義憤填膺……
共產黨當年在中國民主運動中的這一幕幕出彩表現，不但給許多善良天真的人留下了熱愛民主自由的深刻印象，而且讓追隨它的民眾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只有共產黨才是帶領中國真正邁向民主自由的希望，共產黨取代國民黨領導中國的那一天，也就是中國人民真正實現民主自由的那一天！
但共產黨究竟是不是真的熱愛民主自由，到底是不是真心要在中國實現民主自由，我們不僅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不僅要看它在當政前曾經說過甚麼，爭取過甚麼，更要看它在當政後到底做了些甚麼，有沒有兌現自己說過的話。共產黨不是一向聲稱言行一致，它的綱領中的每一條文與每一句語，都是兌現的麼，那就讓我們把共產黨在1949年當權之後所做的事與這之前所說的話一一對照一番，看一看事實究竟如何，真相自然也就大白了。
如果說絕大多數沒有經歷過國民黨當政時代的中國人，對於共產黨當年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的激進言論與姿態都一無所知的話，那麼對於共產黨當政後對待民主自由的所作所為，有著親身感受的他們卻是再清楚再熟悉不過了。只要一談到這個話題，如今稍有閱歷和頭腦的中國人，恐怕眼前都會不由自主的浮現出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共所製造的那一幕幕慘劇：「土改」、「鎮反」、「胡風反革命集團案」 、「反右派」 、「廬山會議」 、「文革」 、「六四」 、鎮壓法輪功……它們以飽含血淚的事實確鑿的證明，共產黨當政後實行的是地地道道的專制獨裁，而不是它當年曾爭取過的甚麼民主自由，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江澤民，共產黨的黨魁無一不是世界上惡名遠揚的獨裁暴君。這一點，除了共產黨自己和極少數深受其矇蔽的追隨者之外，如今沒有人會存有疑義，就連毛澤東本人也曾對此供認不諱——只不過那不是在公開場合，而是在共產黨高級幹部的會議上。1958年3月22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曾大言不慚的說：「秦始皇算甚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有人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你們說得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躍進」親歷記》)
國民黨當政時代，共產黨曾鄭重其事的提出，「一個國家是不是實現了民主，執政當局是不是有誠意實現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應有的權利，毫不保留地交給人民；並且對於人民實行這幾種權利，是不是毫無保留地加以尊重。」「實現民主，完成民主建設，在一切主權還不在人民手中的地區，問題是立刻使人民有權，立刻把人民的權利交還給人民，而且是毫無保留條件的實行還政於民，產生民選的政府，建立民主的體制，頒布人民決定的政令法律。」（《新華日報》1945年9月27日社論 《民主的正軌：毫無保留條件地還政於民》）
按照以上標準，共產黨當政後，理當把大陸人民應有的權利毫無保留的交還給他們，讓人民能按照自己的意願選舉政府的負責官員，決定政府的大政方針、政令法律，罷免失職的政府官員，撤廢違反人民的利益的政策法律。但事實恰恰相反，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大陸，國家的主權從來都不曾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裡，人民既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選舉政府的負責官員，決定政府的大政方針、政令法律，也不能罷免失職的政府官員，撤廢違反人民的利益的政策法律，而這一切恰恰是共產黨當年抨擊國民黨專制獨裁的一個重要方面。
以選舉權為例。從表面上看，按照中共憲法規定，18歲以上的大陸公民都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而且每隔一定的週期，共產黨的各級政權也都要進行各種名目的選舉，但瞭解內情的人都知道，大陸人民的這種選舉權其實是徒有虛名。首先，共產黨拒絕普選制，普通群眾根本無權直接選舉政府的各級負責官員。其次，侯選人也不是人民推選的，而是共產黨指派的，換句話說，普通人民的被選舉權完全是有名無實。再次，競選向來都是被禁止的。
不僅如此，共產黨一向還直接操縱選舉。劉少奇1949年7月4日寫給蘇共中央和斯大林的信，就曾向蘇共和斯大林詳細報告了中共是怎樣控制政協和政協選舉的。信中說，「現在政協籌備會已組成，共有籌備委員一百卅四人，其中黨員四十三人，肯定跟我們前進的進步人士四十八人，中間人士四十三人，其中中間偏右者只有十六人，在進步人士中有十五個秘密黨員。共產黨對政協籌備會可保障絕對的領導。在籌備委員會中另組織常委會委員，委員二十一人，同樣可保障我黨領導。」“籌委會已決定將來參加新的政協會議的黨派十四個，代表一百四十二人。地區代表一0二人，軍隊代表六十人，人民團體及少數民族與海外華僑代表二0六人，總共四十五個單位，五百一十個代表。代表中黨員將佔多數。」（《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一冊，p4-5，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北京）劉少奇的這一不打自招，是對共產黨選舉制度的莫大諷刺。
共產黨不但一向操縱政協的選舉，而且一向操縱了大陸的各種選舉。以人大的選舉為例，從全國人大到地方各級人大的代表名額，歷來都是由共產黨直接分配和指派的。
正如吳國光先生在《中國大陸的選舉制度及其變革》中所說的那樣，「中共通過所謂的『規定選舉方針』、『戴帽』、『醞釀』、預選、『做工作』、等額選舉、禁止競選等一系列程序設計，形成了其獨特的選舉制度和運作方式。其要意就是，在原則上承認有選舉的必要，而同時在實踐中則設法削弱直至消滅選舉的實際功能，從而把選舉空洞化、虛假化。」因此，雖然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著有一定覆蓋面的選舉，但這些選舉已形同虛設、名存實亡，幾乎毫無其本來的意義了。更要害的是，通過種種相當精緻的程序設計，形成了一套頗為獨特的選舉制度，即把政治參與變成了政治動員，把用來讓選舉人自下而上地表達意願的制度設計，變成了自上而下地、讓選舉人為領導意圖背書的形式，從而閹割了選舉的民主靈魂。這種選舉稱的上是名副其實的「假選舉」、「偽選舉」，在這種「假選舉」、「偽選舉」下，人民根本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選舉權可言！
如果說大陸人民從來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選舉權，那他們就更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決定政府大政方針、政令法律的權力了。
按照中共憲法規定，人民代表大會是大陸的立法機構。共產黨一向喜歡把人大通過的法律法規說成是人民意志的反映，把人大的投票表決說成是人民參政議政的象徵。這倒讓我想起《新華日報》1944年3月15日發表的短評《希特勒的民意》，文中說，「希特勒是個法西斯大獨裁者，但是，他還是安排了一個國會。一切事情都是希特勒獨裁，有的時候，他開次把國會。議長是戈林，議員都是納粹黨員。開會也很簡單。希特勒去咆哮一陣，戈林去重複一陣，不待討論，也用不著討論。納粹黨魁的話，納粹黨員組成的國會，問題已經很清楚了。議員的責任，是在他們兩位唱過雙簧後喝一聲彩，『哪』的一叫之後，甚麼都通過了，國會的責任盡了。希特勒還是希特勒。但是，有一點很不同。走進國會後再走出來，已經得到了「民意」的擁護。這戲法早已戳穿，希特勒卻常常要玩玩的。大獨裁者是總要玩這套把戲的。昨天報載：慕尼黑在上週未暴動，『革命精神熾烈』，這是真的民意了，『納粹調集坦克出動鎮壓』。希特勒要有他自己的『民意』，就叫戈林去說話。真的民意出現了，希特勒就派坦克去說話了。」這篇短評明裡說的是希特勒法西斯，暗裡諷刺的卻是國民黨政府。但將它與共產黨當政後的現實加以對照，兩者更是何其相似！幾十年來，共產黨借人大這個舞台上演的一幕幕鬧劇，不正是當年希特勒法西斯政治秀的當代中國版麼？！
當年，共產黨曾不厭其煩的聲稱，它不但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也不打算建立自己的一黨專政。如毛澤東在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上曾公開承諾，「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眾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眾之上。各位代表先生們，各位同志們，共產黨的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見1941年11月22日《解放日報》）毛澤東當年還曾對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說過，「在共產黨裡，只想消滅別的黨，簡直和在別的黨裡，只想消滅共產黨，一樣的錯誤。這就是宗派主義的毒。我才是正宗，我以外都要不得。（1945年7月4日毛澤東與黃炎培等的談話，載黃炎培《延安歸來》）
對這個問題劉少奇的態度同樣也很明確。他說，「有人說：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誣蔑。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劉少奇選集》上卷第172—177頁）但讓眾人大跌眼鏡的是，沒想到共產黨當政後，實行的恰恰就是一黨專政。
從1949年奪得天下一直到今天，中共壟斷了大陸的一切權力和資源，凌駕於全體人民之上，以黨領政，以黨代政，黨政不分，黨的意志無所不在地干預、侵擾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們對它只能服從，不能質疑，更不能違逆。這正是共產黨專制獨裁的根本標誌。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共產黨的許多政策都發生了變化，但一黨專政這一點卻始終未曾有絲毫改變。不但沒有改變，而且共產黨一直都在「加強黨的領導」。
當然，共產黨是決不會承認自己搞一黨專政的，按照它冠冕堂皇的說法，它實行的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而不是一黨專政。
那麼「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究竟是怎麼回事？它與一黨專政又是甚麼關係？
政黨政治是人類迄今為止比較完善的一種政治形式，而政黨政治的先進性則是由它的多黨制來體現的，但這種多黨制絕不是中共的「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在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之中，政黨與政黨之間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因為如果一個政黨需要被另外一個政黨「領導」著，那麼，它實際上已經沒有存在的理由了：既然你願意接受他黨的領導，追隨他黨的綱領，你就是它的一部份而不再是一個獨立的政黨了。而在共產黨統治的大陸，中共允許存在的八個「民主黨派」既不是反對黨、也不是在野黨，甚至都不能算是獨立的政治團體，而只是名義上的「參政」團體,服從於中共一黨領導，始終是它們最基本的政治使命，也是它們唯一的政治選擇。半個多世紀來，每當共產黨作決定、下指示時，各「民主黨派」總是眾口一辭、同表忠心，上演一台台「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現實喜劇。無論中共跨過鴨綠江、抗美援越、支援波爾布特，還是「陽謀」反右、10年文革和「6．4」血案，以及暗幫薩達姆、聲援米洛索維奇和打壓台灣、封殺民主黨、法輪功、中發聯等，八大「民主黨派」從未敢說一個「不」，反而不遺餘力地始終維護著一個共產黨「一貫是正確」、「一貫代表人民」的政治神話。
更荒謬的是，大陸各級民主黨派的領導人選、經費支出、開會時間和議程，包括髮展黨員的數量等等，都是由中共統戰部門決定的，它們「參政」的方式和程度也完全由中共決定，其成員若有機會擔任政治、行政職務，也非其所屬之「黨派」委派，而是被中共「選拔」，以其個人身份參政。為了達到確實控制民主黨派的目的，中共還派黨員打入其中，或吸收民主黨派的成員加入中共，這樣的「跨黨分子」既有公開的、也有秘密的。據中共中央的內部規定，加入「民主黨派」的中共黨員應占「民主黨派」全體成員的35至40％，而在「民主黨派」中央和省一級核心層中則應達到45至50％。民主黨派的著名人士中，許多人都有中共的「地下黨員」身份，往往直到他們死後，其中共黨員的身份才在訃告中曝光。
可見，所謂「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其實是中共用來掩蓋一黨專政的一塊遮羞布！八大民主黨派，不過是用來裝點中共「一黨天下」門面的八個政治花瓶，襯托中共一花獨艷的八片綠葉。明明是一黨專政，卻硬說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既得了一黨專政之實，又得了多黨制之名，共產黨掩耳盜鈴的本事真夠絕的。
借用當年《新華日報》上一篇文章中的話來說，「一切騙子中最大的騙子是法西斯。要知道法西斯，不只是善於說空話來騙人，而且是善於製造代用品來騙人的!法西斯國家中也有新衣服，但新衣服是用木屑樹皮做的——是代用品!法西斯國家中也有國會，有輿論，但國會和輿論都在法西斯的統治包辦之下 ——是代用品!中國人民為爭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貨，不是代用品。把一黨專政化一下妝，當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雖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願望相去十萬八千里。中國的人民都在睜著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來欺騙我們啊!」（《新華日報》1945年1月28日《是不是代用品呢? 》）
共產黨當年一再強調，讓人民享有言論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和人身自由乃是實行民主的基本前提，但一旦取代國民黨成為當政者後，它立刻就將當年的這些主張全都拋到了九霄雲外。半個多世紀來，中共始終視自由為洪水猛獸，想盡各種方法拚命加以踐踏和扼殺。
當年，共產黨為了爭取民主自由，曾用激烈的言辭抨擊國民黨踐踏和扼殺人民的自由權利。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周恩來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九週年大會上演說時就曾指責說，在國民黨統治下，「人民的住宅隨時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體隨時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訊，被秘密處死，或被強迫集訓，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論出版受著極端的限制和檢查」。然而，回顧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大陸歷史，這不正是共產黨自己的所作所為麼？！在這個意義上，一部共產黨的執政史堪稱是一部踐踏和扼殺自由的醜惡史。
言論出版自由是共產黨當年強烈要求國民黨實行和保護的。按照共產黨的邏輯來推斷，國民黨下台後，阻礙實行言論出版自由的障礙已不復存在，而共產黨制定的憲法也明文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自由，人民理應可以暢所慾言了，但事實完全相反。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大陸人民不但沒有獲得比國民黨時代更多的言論出版自由，反而連在那個時代已經獲得的有限的言論出版自由也全都喪失了。半個多世紀來，有多少中國人，不正是因為說了幾句話，寫了幾行字就慘遭厄運，甚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麼。如果大陸公民真有憲法中所規定的言論出版自由，50多萬知識份子當年還會因為「攻擊黨的領導」、「攻擊社會主義」而被打成所謂「右派」嗎？彭德懷等人還會因為給毛澤東提意見一夜之間就了成「反黨集團」嗎？林昭、張志新、遇羅克等中國當代史上的眾多思想解放先驅，還會因為說過的話、寫過的文章而被殺頭嗎？
新聞自由是言論自由在現代社會最重要的體現，實行新聞自由曾是共產黨當年反復宣傳的一大主張。當年，共產黨還曾信誓旦旦的要求記者 「為人民喉舌」，「革除專制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新華日報》1946年1月11日創刊八週年紀念文章），「緊握住自己這一管直筆，作真理的信徒、人民的忠僕。一方面，凡是真理要求我們說、要求我們寫的，就決不放棄、決不遲疑的給說出來、寫出來。另一方面，凡不合真實和違反民意的東西，就不管有多大的強力在後面緊迫著或在前面誘惑著，我們也必須有勇氣、有毅力把它拋棄，決不輕著一字。直者，直道而行也；有是有、無是無，白是白、黑是黑，不容有絲毫的假借，也不容有絲毫的含糊。（《新華日報》1943年9月1日社論《記者節談記者風格》）。但當政後共產黨馬上就變了臉，完全拋棄了自己當年的新聞主張，成了地地道道的踐踏和扼殺新聞自由的劊子手。
國民黨時代的中國新聞自由雖不充分，但畢竟還允許民間辦報，抗戰時期，甚至還允許共產黨在「國統區」創辦和發行《新華日報》。另一方面，儘管存在著比較嚴格的新聞管制，但新聞報導甚麼不報導甚麼，當的年民辦報紙仍始終保有一定範圍的自主權，並不完全聽命於政府的旨意。但共產黨上台後，國民黨時代允許的這些新聞自由全都蕩然無存，民辦報紙從此銷聲匿跡，而官辦的新聞媒體則完全成了共產黨的「傳聲筒」、「留聲機」，報導甚麼不報導甚麼，完全得聽「黨的安排」，不能越雷池一步。按照共產黨的新聞政策和理論，新聞媒體及其從業者應當把「聽黨的話」、作「黨的馴服工具」當作自己的最高準則，記者的責任和使命不再是充當「人民的喉舌」，而是充當「黨的喉舌」，不再是為真理負責，為人民負責，為事實負責，而是唯黨是從，為政治服務。即便是符合事實、真理和民意的新聞，只要有違黨的旨意，不符合當下的政治需要，也堅決不能寫；而宣傳黨的旨意，符合當下政治需要的新聞，即便有違事實、真理和民意，也要大寫特寫。
對於這種狀況，前《人民日報》總編胡績偉在《我親歷的新聞出版自由》一文中曾做了生動的描述：「多年來，『報喜不報憂』是鐵的紀律。任意劃定報導禁區是為了『國家安全』。『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和『做黨的馴服工具』，是新聞界的指導思想。如果誰『不聽招呼』，『不遵守宣傳紀律』，馬上就是『禁止發行』，或者『停刊整頓』，當事者受到『警告』，直至『撤職查辦』。因而，長期以來，不只是新聞媒介，就是有關的黨政部門，都形成一種『黨性原則』：只要中央宣傳部一個甚麼審讀會、吹風會、通氣會，或者宣傳部辦公室一個甚麼人的電話通知，說某件事不能報導，某些人、某些事不能宣傳，上上下下就只能規規矩矩地照辦，『聽黨的話』、作『黨的馴服工具』，是最高準則。」
胡績偉並舉例說，「沙斯危機剛剛過去，香港五十萬人大遊行，一場新的民主運動爆發了。這本來是一國兩制規定的民主權利，是香港人民的正當要求，可是，我們主持宣傳大權的領導人，既怕香港人民的民主覺醒，更怕引起大陸人民民主要求的覺醒，因而馬上指示大陸媒體全面封鎖。管你香港人民連續遊行請願，管你全世界輿論嘩然，中國新聞媒介還是一天天按兵不動，一字不登，一聲不吭。
試想：香港五十萬人的遊行示威反對『23條』，接連又有各界數萬港人的集會抗議，全世界人民都從報紙、廣播、電視中，看得清清楚楚，而只有中國億萬人民從我們媒體上看不見，聽不到，像世界上根本沒有發生過這件事一樣！我們天天報導香港回歸六年來，『形勢越來越好』，突然發生了五十萬人的抗議示威大遊行，不是太令人驚訝了嗎！人們要問：是甚麼事讓港人如此憤怒呢？又為甚麼捂起來，不透露一點消息，怕甚麼呢？我們一再揚言『我國的新聞自由和人權記錄是最好的時期』，這一下又露餡了！」
當年，為了抹黑國民黨，共產黨不惜誇大其詞，把國民黨時代的新聞界描繪成毫無自由可言，指責國民黨「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消息不能報導，有意見不能發表，每天做應聲蟲，發公式稿，替人圓謊，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間造成了『報紙上的話靠不住』的印象，圓謊八年，把中國新聞事業的聲譽和地位作踐無餘……-在前方諱敗為勝，要直到兵臨城下的時候才讓老百姓從空氣中傳來的槍炮聲音知道戰事的真相；在後方粉飾太平，歌功頌德，政治外交的大事可不必說，指摘一點兵役糧政上的缺點，也就是『暴露黑暗』、『沮喪信心』、『妨礙抗戰』，結果是『別有用心』，罪名層出不已。在爭自由民主的神聖抗戰中，檢稿、扣報、罰令停刊，唆使流氓特務毆傷報童，陰謀放火，這算是「合法」行為；而在中小城市，那麼逮捕記者、封閉報館，更是家常便飯。（1945年9月1日《新華日報》時評《為筆的解放而鬥爭》）
為了激起國人對國民黨的不滿，共產黨還把國民黨的新聞體制和政策與以德國法西斯為代表的專制主義者相提並論。1944年10月9日的《新華日報》曾發表社論《民主大家庭的家法》諷刺國民黨說，「『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二月間獲得政權，自此以後，僅在短暫的時間之內，德國的報紙廣播，如果要繼續經營，不但不得發表納粹領袖不願意讓德國公眾知道的消息，而且還需要發表希特勒樂於讓德國公眾知道的消息。』掩蓋真相，捏造新聞，於是德國人民就被蒙在鼓裡，完全不知道世界其餘部份時局發展的真實消息。這是希特勒驅使德國人民走上黷武侵略的最基本的武器，而這種武器在戰前和戰爭中的今天，也還廣泛地使用在法西斯的乃至親法西斯的國家裏面。」
共產黨的宣傳部長陸定一當年曾說過：「戈培爾的原則，就是把所有報紙、雜誌、廣播、電影等完全統制起來，一致造謠，使人民目中所見，耳中所聞，全是法西斯的謠言，毫無例外。到了戈培爾手裡，報紙發生了與其原意相反的變化，謠言代替了真實的消息，人民看了這種報紙，不但不會聰明起來，而且反會越來越湖塗。看德國，不是有成千成萬人替希特勒去當炮灰麼。
所以，有兩種報紙。一種是人民大眾的報紙，告訴人民以真實的消息，啟發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聰明起來。另一種是新專制主義者的報紙，告訴人民以謠言，閉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變得愚蠢。前者，對於社會，對於國家民族，是有好處的，沒有它，所謂文明，是不能設想的。後者，則與此相反，它對於社會，對於人類，對於國家民族，是一種毒藥，是殺人不見血的鋼刀。」
「 中國有少數人，集合新舊專制主義者的大成，他們一面辦報造謠，一面又禁止另一些報紙透露真實消息。他們很怕真正的記者，因為他們有不可告人之隱，所以喜歡鬼鬼祟祟，喜歡人不知鬼不覺，如果有人知道他幹的甚麼，公開發表出來，或者說，把他所要幹的事老老實實地『暴露』出來，那他就會大怒，跟著就會不擇手段。把外國記者放上黑名單，時時刻刻以有形無形的手段恐嚇著中國記者，叫他們『小心!小心!』就是這種手段的舉例。」
反觀共產黨當政後的新聞體制和政策，不正是當年它所激烈抨擊諷刺的這一套麼？！如果說兩者有甚麼區別的話，那就是共產黨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把新老專制主義者對新聞自由的踐踏和扼殺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極至。
當年，共產黨曾指責國民黨肆意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並把這一權利列為要求國民黨首先實行和保護的三大自由之一，但共產黨上台後，對公民人身自由的侵犯卻遠遠超過了當年的國民黨。儘管大陸憲法明文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但事實上，在共產黨的暴政之下，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完全成了政府的家常便飯。
六四後，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被解除了總書記等黨內職務。按理講，他雖然不是總書記了，但仍然是一位公民，他的公民權利理應受到憲法和有關法律的保護，這本是一清二楚，毫無疑義的。可是從那之後到他去世，十多年間他一直被軟禁在家，受到軍警監管。
對本黨前任總書記的人身自由尚且如此踐踏，對一般公民如何就更可想而知了。
趙紫陽的秘書鮑彤，1989年六四後被判刑八年，刑滿釋放，本應恢復自由，但是從監獄出來，立即轉入軟禁。一年後，才能外出。後來因為不認錯，在海外媒體發表異見文章，於是家門口又經常被「站崗」。其他像天安門母親丁紫霖，異見作家余傑、張祖樺、和胡佳等，在所謂的敏感時期，都經常會被「站崗」，限制人身自由。至於近年來被非法剝奪人身自由的法輪功學員人數就更多了，何止成千上萬！
與言論出版自由和人身自由一樣，集會結社自由也是公民應當享有的最基本的自由權利之一。按照共產黨當年的宣傳，政府應實現和保障公民的集會結社自由，因為「人民集會結社，原本是自己的事情，他們有權根據自己的意志來決定組織的形式和選舉與任用一切負責人員，而不應該遭受外力之牽制與干涉」，而國民黨卻經常限制和干涉公民的這一自由。但共產黨掌權後卻立馬變了臉，不但不保護大陸人民的集會結社自由，反而肆意踐踏和扼殺它。如果說當年的國民黨只是對公民的集會結社自由曾加以限制和干涉的話，那麼在共產黨的獨裁統治下，大陸人民的集會結社自由可以說已經喪失的一乾二淨。
綜上所述，中共未當政時所主張和爭取的民主自由，恰恰是它當政後所背棄和踐踏的（儘管表面上共產黨一直熱中於裝出一付熱愛民主自由的面孔）；而共產黨沒當權時所猛烈抨擊和反對的種種「獨裁暴政」，又無一不是它當權後所推行和堅持的（雖然它從不敢承認這一點）；為了推翻國民黨，共產黨自己可以帶頭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但一旦它掌權後，卻決不允許別人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換句話說，在對待民主自由的問題上，共產黨當政後該做的一樣都沒做，而不該做的卻一樣不漏的都做了，而且做的很絕！
民間譏諷愛耍嘴皮子的人，常會說這個人「說的比唱的還好聽」，「滿嘴花言巧語」，用它來形容共產黨當政前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的種種動聽之詞，真是再貼切不過了！
中國還有句老話，叫作「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專指那種不講信用、出而反爾的小人，用來概括共產黨當政後背棄民主自由，實行專制獨裁的種種倒行逆施，更是再恰當不過了！
可見，共產黨當政前之所以會那麼起勁的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並不是因為它真的熱愛民主自由，更不是因為它真心要在中國實現民主自由，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別有所圖。
那麼，共產黨當年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的「醉翁之意」究竟又是甚麼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弄清共產黨掌權後拋棄民主自由、實行專制獨裁的真實原因，從這種情況的發生究竟是偶然還是必然說起。
或許，有人會以為，共產黨拋棄民主自由是因為它當政後發現大陸人民還不具備立刻實行民主自由的素質，所以暫時還不能實行民主，讓人民獲得自由，而只能先行專制。在作者看來，這種解釋顯然難以成立。因為共產黨當年曾一再強調，在中國實行民主不僅刻不容緩，而且切實可行。
1939年2月25日，《新華日報》社論《民主政治問題》曾專門批駁有人藉口國民程度不高而拒絕民主的說辭。文中說，「目前再來公然反對民主政治，似乎是不可能了。目前再來企圖根本否認民主政治對於抗戰的重要，似乎是不可能了。於是反民主政治論者就來一套新的法寶。他們說，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們的國民不好，不能實行。他們說，我國人民素來缺少教育和自治的訓練，如果貿然實行，就要產生不好的結果。所以現在實現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
他們以為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後的事，他們希望中國人民知識與教育程度提高到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再來實現民主政治。」
「民眾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培養，這自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但要知道，民眾的參加抗戰動員，民眾自身的民主生活，是他們受到訓練和教育的最好、最迅速的方式。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訓練民眾。在這種方式下，群眾可以充分發揮其積極性和創造性，把他們自身的教育和抗戰事業，同時推向前進。」
1946年1月24日，《新華日報》又發表《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實行民選嗎 ? 》一文，對藉口中國人民文化水準太低，企圖拖延實行民主的觀點再次進行了批駁。文中說，「這是一個老問題：中國廣大人民文化水準太低，致使有些人懷疑他們是否有運用選舉權的能力；反對實行民主的人，更以此為藉口，企圖拖延民主的實行……
假若將來中國人民個個都能識字了，實行選舉時一定便利得多，這是很明白的。現在中國人民文盲太多，進行選舉時非常麻煩，這也是事實。但是，無論如何，選舉的能否進行和能否進行得好，主要關鍵在於人民有沒有發表意見和反對他人意見的權利，在於人民能不能真正無拘束的擁護某個人和反對某個人，至於選舉的技術問題並不是無法解決的。
……人民的文化水平低與不識字都不會變成不可克服的障礙。那些……企圖以此來拖延民主選舉之施行的謊言，完全沒有事實根據。」
黨魁毛澤東本人也曾對到延安考察的中印緬戰區司令官兼蔣介石參謀長史迪威將軍政治顧問謝偉思說過，「我們的經驗證明，中國人民是瞭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並不需要甚麼長期體驗、教育或「訓政」。中國農民不是傻瓜，他們是聰明的，像別人一樣關心自己的權力和利益。你們可以在我們的地區裡看到這種不同之處——人民是生氣勃勃、富有興趣和十分友好的。他們具有人類抒發情感和精力的機會，他們已經從沉重的壓迫底下解放出來了。」（《黨史通訊》1983年第20-21期）
或許，有人還會以為，共產黨拋棄民主自由是因為它覺得中國的國情不同於西方，不能實行民主，只能代之以專制？這種解釋也行不通。因為這種觀點恰恰也是共產黨當年所明確反對的1944年5月17日，《新華日報》發表文章專門批駁了藉口國情與外國不同認為中國不能實行民主的觀點。文中說，「當清朝晚年，最初有人提倡洋務運動，主張學外國人造槍炮、辦工廠的時候，曾遭受一種激烈的反對。反對者並不能否認外國的確靠了槍炮機器而比中國強，但他們說這一套都是外國人的東西，決不適用於中國。」
「現在固然再也沒有頑固派用國情特殊，來反對科學——自然科學的真理了。只有在社會現象上，頑固派還在用八十年前頑固派用過的方法來反對真理。曾聽見有一位鄉下老先生說：中國人坐汽車會發暈，這就證明汽車只是外國人的玩意。現在卻有些已學會了坐汽車的先生們說：中國人民倘過民主自由的生活，就會出亂子，所以民主只是適用於外國，不合國國情，豈不是同樣荒謬麼?
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這和機器工業比手工業生產更好一樣，在外國如此，在中國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國發展起來的民主，卻沒有只適用於某國的民主。有人說：中國雖然要民主，但中國的民主有點特別，是不給人民以自由的。這種說法的荒謬，也和說太陽曆只適用外國、中國人只能用陰曆一樣。」（《新華日報》1944年5月17日《民主即科學》）
既然上面的解釋都不能成立，當然就應該另外尋找答案。
筆者認為，共產黨當政後之所以會背棄它在國民黨時代曾鼓吹和爭取的民主自由，走上專制獨裁的不歸路，說到底乃是它的本性所致。
世界上所有共產黨都是喝著馬克思主義的狼奶出生和長大的，都是人的私心膨脹到極端的代表，這就決定了惟我獨尊、無法無天、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乃是它們共同的本性。正因為如此，共產黨最看重、最想得到與最不會放手的莫過於對國家權力的獨佔。在沒有掌握這個權力時，它會想盡各種辦法從別人手中奪取這個權力，一旦獲得這個權力後，它又會竭盡所能獨佔這個權力，決不會和任何人分享它。而中共又與一般的共產黨有所不同，它不僅是喝馬克思主義的狼奶出生和長大的，而且還深受本國帝王思想和宮廷權術的影響，因而其惟我獨尊、無法無天的本性比它的同類更突出，對權力的獨佔慾也比它的同類更強烈。所以，共產黨的本性從來都是排斥民主自由，愛好專制獨裁的。當然，共產黨也深知當今世界民主自由不可阻擋，專制獨裁不得人心，所以它行的雖是專制獨裁的「實」，卻又總是抱著民主自由的「名」不放，並且時不時還要搞點無關痛癢的所謂政治改革來裝點門面。但不管它給自己披上多麼花哨的民主自由的外衣，怎麼進行所謂的政治改革，共產黨都不可能真正放棄專制獨裁，推行民主自由，因為那樣的話，共產黨就會自行瓦解，共產黨就不再是共產黨了。幻想共產黨會實行民主自由，無疑於相信太陽有一天會從西邊升起！
那麼，既然共產黨的本性就是排斥民主自由的，為甚麼在國民黨當政時它又要那麼起勁賣力的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千方百計的扮演民主運動的旗手和主將呢？要弄清這個問題，就必須回到當年特定的歷史背景中去。
國共第一次合作解體後，共產黨被迫從城市逃往鄉村，此後在國民黨大軍三番五次的圍剿下，已瀕臨絕境。如果不是因為日本入侵，共產黨不僅不會有後來的做大，也許早就被國民黨消滅了。正是由於外敵來犯，接著又發生了「西安事變」，共產黨才得以從國民黨的圍追堵截中死裡逃生，並與國民黨開始了第二次合作。
國共第二次合作後，共產黨儘管取得了合法地位，日子比以前好過多了，但依它那種惟我獨尊的本性和與生俱來的權力獨佔慾，是決不甘於也決不可能甘於長久屈居於國民黨的統治之下的，它一門心思想的始終都是如何推翻國民黨，奪取國家的最高權力，而不是掛在它嘴上的抗日。但共產黨也清楚，這個目地不是一時半會就能達到的，畢竟那會它還沒有這個實力。因此，為了實現奪取國家最高權力的目標，當務之急是先一步步做大自己的實力。怎麼做大？除了想盡辦法擴大自己的武裝和地盤，最重要的莫過於跟國民黨爭奪民眾。而在當時，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則是一個可以利用的再好不過的工具。
抗戰開始後的中國，民主自由的熱情和呼聲空前高漲，尤其是知識份子和各民主黨派，更是積極踴躍，衝鋒在前。在這種形勢下，憑藉中共已有的實力和影響，趁勢加入中國民主運動的陣營，打出民主自由的大旗，搖旗吶喊，呼風喚雨，一來可以贏得民眾的好感與追隨，壯大自己的隊伍和聲勢，從而在與國民黨的權力角逐中增添自己的砝碼；二來可以利用壯大後的隊伍和聲勢，向國民黨施加壓力，擴展自己的政治空間，更好的削弱直至顛覆國民黨的統治。正因為如此，共產黨審時度勢，及時收斂了自己的政治鋒芒，淡化了自己的政治色彩，甚至聲稱「既不要求也不計劃無產階級專政」，把自己迅速裝扮成了中國民主運動的旗手和主將。
撇開作為國家統治者的國民黨不談，從表面上看，當時的各個黨派雖然都在爭取民主自由，但彼此之間完全是同床異夢，有著本質上的不同。作為西方民主主義的忠實信徒，各民主黨派爭的不僅是自身的民主自由，而且是全體國民的民主自由，這就是他們的全部目地。而共產黨則不同，儘管它表面上似乎也在為大眾爭取民主自由，但它真正爭的其實並不是全體國民的民主自由，並不是讓「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自由，而是反對國民黨的民主自由。不過，這也還不是它最終要達到的目標，它打的算盤是先把這個民主自由爭到手後，再利用它去顛覆國民黨的政權，最終取而代之，讓自己爬上國家的最高權力寶座。共產黨為甚麼常講「民主是手段不是目地」，奧妙之一就在於此。當然，上面這種差別只是在共產黨當政後，其專制獨裁的真實面目已經暴露的比較充分，當人們回過頭來重新審視當年的這段歷史時，才漸漸被有些人認識到，而在當時則很難被一般人所覺察。畢竟，那是一個政治風雲錯綜複雜的年代，一方面，國民黨在推行民主自由上的表現是那麼的差強人意，另一方面，共產黨上演的民主政治秀又是那麼的逼真動人，普通百姓要想一下看清共產黨葫蘆裡賣的到底是甚麼藥，實在太難了。
正因為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的真實目地存在著本質上的不同，所以一旦共產黨利用民主做為工具，憑藉日益做大的實力，最終打敗了國民黨，成為它朝思暮想的國家統治者後，對於共產黨而言，民主也就喪失了它原來的價值。掌權後的共產黨哪裏還需要用民主自由去對付國民黨，它手裡已經有了更好的武器——強大的國家機器。這個時候繼續鼓吹民主自由，豈不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惟我獨尊、無法無天的共產黨是絕對不會幹這種傻事的。因此，除了時不時喊幾句民主自由的口號來裝點一下專制獨裁的門面，民主自由在此時的共產黨眼中已毫無用處可言，拋之腦後當然也就是它必然的命運了。
其實，更準確的講，共產黨對待民主自由的自相矛盾，並不僅僅存在於其當政前後，在它當政前就已經存在了。按理講，當年共產黨既然那麼熱愛民主自由，那麼憎恨專制獨裁，那麼義正詞嚴的指責國民黨阻撓實行民主自由，那麼，在它自己統治的地盤，也就是所謂「紅區」、「解放區」，特別是所謂「革命聖地」延安，理應率先垂范，帶頭實行民主自由，為國民黨做出榜樣。但事實恰恰相反，別看共產黨一個勁逼著國民黨在「國統區」裡實行民主自由，但它自己在「紅區」、「解放區」內搞的卻一直是專制獨裁的那一套（共產黨建制後的專制獨裁正淵源於此）。這方面的資料近年來披露的很多，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查查，筆者在這裡就不贅述了。看過這些資料之後你就會發覺，共產黨對待民主自由其實一直都是自相矛盾的，只不過這種反差在其當政前後表現的更為鮮明，更為強烈罷了。
可見，共產黨當年之所以要那麼起勁的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純粹是為了誘騙那些在國民黨統治下熱愛和夢想民主自由的民眾，特別是中國的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讓他們心甘情願的跟隨自己為推翻國民黨賣命，而決不是因為它真的熱愛民主自由，更不是因為它真的想讓全中國人民獲得民主自由，正像共產黨當年之所以要給工人階級套上「領導階級」的耀眼光環，許諾農民「解放後過上好日子」，是為了誘騙他們為自己「拋頭顱，撒熱血」一樣。這再清楚不過的暴露了共產黨的騙子嘴臉和本性。
古往今來，騙子之所以能經常得逞，是因為他們都有一套騙術，能夠以偽裝的面目獲得他人的信任。但騙子終究是騙子，騙術再高超，也終有露出馬腳的那一天。
當年，共產黨之所以能夠顛覆遠比自己強大的國民黨，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它以民主自由為誘餌，成功的騙取了相當一部份民眾，特別是相當一部份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的信任和支持，從而逐漸坐大了自己的勢力。但共產黨掌權後，脫去偽裝，崢嶸盡現，越來越多的人在經歷了一場場政治運動的血雨腥風，飽受獨裁者的踐踏之後，終於漸漸認清了共產黨玩弄民主自由的真面目。
今天，說謊成性的共產黨仍在繼續用假民主真獨裁的把戲騙人，深受其矇騙者也大有人在，他們依把中國實現民主自由的希望寄托在中共的改弦更張上，這無異於與虎謀皮。古人曰溫故而知新。我們之所以要回顧中共當年以民主自由誘騙民眾的這段歷史，正是為了幫助更多的人看清共產黨玩弄民主自由的騙子本性和嘴臉。
半個多世紀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不管中共再怎麼花言巧語許諾人民以民主自由，再怎麼裝模做樣的搞甚麼政治改革，只要它的統治存在一天，中國人民就不可能獲得真正的民主自由。只有從中共的謊言中徹底覺醒，義無返顧的拋棄它，苦難深重的中國才會真正迎來民主自由的曙光！@(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