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2日訊】 媽媽：您好！
住在悉尼這樣的國際性城市的一大好處是經常可以遇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時，偶然的擦身而過也能讓人回味良久。
那天，我到機場接機，打車回家時請司機給我指點道路，司機是一位50歲開外的白人，頭髮花白，皺紋深刻。除了為我指點一路上的轉彎和變道，他還教會了我怎麼找拍汽車超速的攝像頭。於是我們聊了起來，
他問我漢語有多少字，我答常見字是兩千，但因為是象形文字，沒有詞根，因此可能比英語單詞難記，而且語法也不規範。他聳聳肩說自己這輩子大概是沒可能學中文了，因為他學英語的時候，就只記得住有規律的東西。
我覺得他說話有口音，但分不清是哪裏人：英國人說話個個字正腔圓，美國人講話好似打了蠟般的順滑，德國法國人說的單詞有稜有角，南歐人的英語粗聽起來比我好不了多少……我的語言辨識能力僅限於此了。趁這機會，我問他是從那裏來的，他回答說：「拉脫維亞。以前是蘇聯的一部份，共產主義國家，現在加入了歐盟。」。
原來是這樣！我升起了濃厚的興趣，問他對共產主義的看法。
「我恨共產主義。」他的回答倒很乾脆。
「是在離開拉脫維亞之後還是之前？」
「在離開之前就恨了。」
這個回答還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你在那裏的時候能知道真實的情況嗎？」其實我是想問，在蘇聯怎麼能逃脫洗腦。
「老人們會告訴我們以前的事情：俄國人來之前是什麼樣，共產黨來之前又是什麼樣。」
「哦，我還以為拉脫維亞一直是俄羅斯的一部份。」我為自己的歷史知識缺乏而羞愧。
「在1918年以前，拉脫維亞長期被俄國佔領。1918年它宣告獨立。1940年，成立了共產黨政權，被併入蘇聯。」
「成立共產黨政權是人民的選擇嗎？」我想知道那裏和中國有沒有區別。
「當有人用槍頂著你的腦袋的時候，能說有選擇嗎？」原來還是一樣。
他告訴我，他們在學校裡學了很多有關中國的東西，甚至還被教唱歌頌毛澤東的歌曲，因為在斯大林死後毛被認為是共產世界的老大。我想起自己小學裡唱過的同樣歌曲，不知道現在的中國小學生是不是還在繼續唱呢？
我告訴他，我的媽媽因為印法輪功資料在中國被判了三年刑，現在正在監獄裡，而特務甚至來過我澳洲的家裏。和西方人的反應不同，他表示同情，但並不驚訝。相反，他問我有沒有檢查過家裏是否被安裝了竊聽器。
「沒有啊！我只知道我的電腦上的幾根連線被拔下來了，還有變壓器被弄壞了。」有這麼嚴重嗎？這畢竟是在澳洲啊！我想。
「你得查查。」他講起了自己的經歷。「我年輕時有一次到莫斯科參加考試，住在旅館裡。學生沒錢，就自己洗襯衫。有一次洗完，我把濕襯衫掛在一個架子上，聽到了奇怪的聲音。他們在旅館房間裡安裝了竊聽器。」
我不明白濕襯衫和竊聽器之間的聯繫，但我相信他的話。「他們是為了你裝的竊聽器嗎？」我問。
「應該是旅館的房間都裝了。」他的回答讓我想到最近非常流行的電影《竊聽風暴》，還有以前我所不相信的外國人到中國以後都一直處於被監視之中的說法。
「可是他們怎麼能安排那麼多人在聽呢？」
「你永遠想不到他們花了多少錢和人在監視民眾上！」
這也是共產黨國家民眾和西方人之間的區別了：就像共產黨國家的法律對犯罪嫌疑人作有罪推斷，沒判刑之前也要把他們隔絕音信地關起來一樣，共產黨國家的人也毫不吝惜對共產黨的罪惡推定。因為他們親身的經歷告訴他們：沒有什麼令人髮指的罪行共產黨做不出來。
這在正常思維的民主社會裏有時會難得到響應。正如這些國家的法律做無罪推斷，不能證明對社會有危害的人在被判刑之前會被允許保釋一樣，大多數人在沒有足夠證據的情況下不願意把事情想得那麼壞。
但是，這樣的原則對於共產黨國家並不適用，甚至在很多時候會起到姑息縱容的壞作用。因為共產黨國家最醜惡罪行的原因並不是一兩個領導人的瘋狂失控，也不僅僅是制度性的缺陷，而是邪靈作祟。其罪行邪惡的程度大大超出一般的壞人所能做的壞事（比如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又因為是利用國家機器在犯罪，罪證會被牢牢控制不外洩，甚至不惜殺人滅口。好在，現在有《九評》，已經分析得很透徹了。
我又問他怎麼出國的。他說，他在拉脫維亞遞了到西德的簽證申請，被批准後出來的。但之前他還需要得到他所在市的政府的批准。因為有官員看中了他住的老式房子，他出國後房產可以收走，就被批准了。還有這樣的！我暗想，原來貪污腐敗也是一樣。
他還說，當時拉脫維亞的政策是一個家庭裡不允許都出國，一定要至少留一個下來。這樣，出國的家庭成員受到牽制，就不敢做什麼令共產黨當局不高興的事情了。我想起上海警察所稱的我在海外營救您會對您不利的恐嚇。看來連坐也是一樣！
聊著聊著，他突然說：「要是在幾年前，我都不會和你說這些事情的。我會懷疑你也是他們派來的。」我很驚訝，於是他接著說：「我小時候會說三種語言：拉脫維亞語、俄語和德語。但我從來不告訴別人我能說德語。因為我的家鄉是個港口，如果別人知道我說德語，當局會懷疑我透露國家機密給從德國來的水手。」原來製造恐懼確實是一切共產黨國家的看家法寶，「洩露國家機密」也不是中共發明的迫害借口。
「不過現在這些都過去了。」 老司機的語調終於開始輕鬆，「現在拉脫維亞已經是民主國家了。」這讓我終於想起了我們之間的差異：我不能對別人說同樣的話，我的媽媽還在牢裡。
到家了，我下了車。悉尼依然是晴空萬里，蔚藍的天空沒有一絲雲彩，看起來和我們剛才聊的話題毫無關係。陽光照在這個來自拉脫維亞的老司機的臉上，他的微笑和皺紋同樣深刻得令人難忘。
他揮揮手和我道別：「很高興和你聊天。現在你知道我所有的事情了。」
我也笑著作答：「我也很高興。現在你也知道我和我媽媽、法輪功學員受迫害的事情了。」
「嗯，」他點點頭，「希望你們一切都好。」
會的，我們會很快好起來的。我在心裏回答。
女兒
慕涵 上
2007年7月11日
【陳慕涵，澳大利亞公民，中醫碩士，衛生資訊學碩士。2006年5月她母親香港居民曾愛華因在住所被抄出法輪功書籍、新唐人電視臺節目和《九評共產 黨》光碟遭上海警方逮捕，2007年2月12日被非法判刑三年。2007年4月16日被送往上海市女子監獄。入獄後一周，曾愛華突發重度高血壓。消息由 2007年5月中旬曾愛華寫給家人的信中傳出曝光後，家人再也沒有收到曾愛華的信件。對此，獄方解釋為曾愛華沒有寫信的意願，並繼續拒絕回答家人的問詢。
具體迫害單位和個人為：上海市女子監獄五監區獄警中隊長施蕾、大隊長袁某，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法官沈黎，浦東新區人民法院法官石耀輝、浦東新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官李劍軍、浦東新區公安局國保四科科長竺某、張某、奚偉忠，上海市公安局國保科王姓員警，浦興路派出所邱麟。
自母親被非法關押後，陳慕涵多方呼籲營救，得到澳洲、香港政府及多位議員幫助。2006年7月13日在香港期間起，她開始公開每日給母親寫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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