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日訊】左翼學者葉丁易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後期寫了本《明代特務政治》的書來借古諷今，以探明朝特務政治之殘酷周納為線索，行諷刺彼時國民黨軍統等特務組織的醜行之實。此等影射史學，於現實或有一定的箴刺作用，但於學術研究則未必見佳。其實只要中國社會沒有從專制社會向民主自由社會轉變，這種書不只是諷刺到國民黨有限的專制獨裁，更能影射諷刺葉丁易先生傾向的共產黨政府，這本身就是一種令人辛酸的弔詭。因為四九年後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的獨裁不是國民黨可以夢見的，哪怕是國民黨在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與之相比，也只不過是小巫見大巫而已。
有人或許會說，你又要說三反五反、批胡反右、三年大饑荒、四清運動、文革血腥等舊事中的告密運動，以現在來看，那當然是在搞恐怖活動，也就是特務政治。現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了，應該沒有特務政治了吧，你還舊事重提幹什麼？且不說舊事重提依舊對當代中國的現實有相當之針砭意義，即令是在民主自由的社會裡，對專制的歷史和特務政治的研究，也不會因為它的「現實作用」有所減弱，其意義便會大打折扣。任何時候對限制人之自由與權利的行為和制度，保持相當的警惕和批評，是一個公民應有的務實態度。否則等那些危害自由的言論及制度設計用溫水煮蛙的方式，最終剝奪你自由的時候，也就悔之晚也。
可以負責任地說，在當今中國，目下的特務政治並不因為看上去享有了一定的自由而有什麼實質性的改變。民眾為爭取自己合法權益所做的諸種努力，隨時都可能遭遇《竊聽風暴》裡的恐怖與尷尬，坐牢、跟蹤、竊聽、威脅、辦學習班的命運就在等著我們，這不是我們對現存制度的誣陷，而是事實描述。由於網絡的興起，網上的監視和網下的管制可謂齊頭並進，無處不在的天網工程和阻擋言論和信息自由的金盾工程，就是對特務政治的技術性保障。而要實行特務政治，再好的技術跟進，也離不開辦網絡培訓班（俗稱「五毛黨培訓班」），更離不開諸多眼線（四川話有多種叫法如勾勾針、崇奸婆、屁眼蟲，以後我會寫一系列的告密隨筆論及這些）的緊密配合與支持。
眼線如同商人一樣，有行商坐賈之分，大致可分為專業坐探和臨時眼線。坐探又有專職坐探和組織性坐探之別。專職坐探如馮亦代《悔餘日錄》裡的自曝，利用與被告者的特殊身份，幾乎屬於一份專職工作，親朋好友之間的告密率多類此。如歷史學家譚其驤太太告譚其驤，作家流沙河大弟告發流沙河、李九蓮的男朋友告李九蓮，都可以歸入坐探之列。當然還有組織性坐探，如被告者所在的居委會老太太。臨時眼線則多如牛毛，不可勝數，政府常利用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亦即利用眾多眼線將政府認為的「反動分子」密佈監控，除了金錢物質利誘外，對眼線的最高獎賞便是——「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不過，你如果據此得意洋洋，認為自己的確像孫悟空一樣火眼金睛，那麼明天你就可能變成「不明真相的人民群眾」。
「八九」後，官方對高校知識分子用盡一切手段來收買，學術研究和教學自由表面上看沒有問題，但實質上的管理令師生窒息是有目共睹的。此種管理中，除了黨化和意識形態繼續荼毒高校外，更兼使用學生信息員這種「坐探」形式來監控老師和學生，可謂「四大發明」之外的又一大發明。吉林盧雪松因放林昭的片子、上海楊師群因在課堂上講真話都被學生告發，這些告發者是否是坐探意義的「學生信息員」，目前還尚待確證。像中國這樣公開在大學中發展信息員進行告密活動，在古今中外的大學歷史上，可謂曠古未有。我們只要在網絡上隨意用「信息員」三個字加以搜索，便不難得出許多令人毛骨悚然的信息。如《吉林大學學生信息員工作條例》、《包頭職業技術學院的信息員崗位職責》等——我不完全否認此舉有監督教學質量的作用——細味其間的說辭，就不難看出學校要學生反映的老師的問題，並不只是教學質量，更多是報告老師是否有言論越軌行為。事實上，對於老師教學有否質量問題的評估，學生雖有評價的權利，但是否有能力和資格，恐怕還是個問題。國外這方面有許多對教學質量的評估方法，中國的高校就是不用，就是願意用「中國特色」的學生信息員。如果僅是監督教學質量，這些學生信息員的名字及其能力，就應該公開，讓同學知道他們到底幹了些什麼，讓老師知道他們究竟是否光明磊落。但事實上，就像湖北一所大學的「小天使計劃」（其實就是暗地監督之告密計劃）中所使用的監督員，根本無法知道是誰一樣，讓受監督者始終處於恐懼與不安的狀態之中，學生信息員的存在對中國高校師生的威懾作用於此可見一斑。
2009年3月31日《南方日報》以《高校要加強維穩工作》為題報導了廣東省高等教育學會保衛專業委員會在清遠召開的年會，意味深長的是廣東省國家安全廳副廳長謝建華出席並發表講話，雖然是陳辭濫調，卻值得分析。一般說來，維穩工作都由公安二處管轄（不屬於國安管），但高校的維穩卻由國安廳來指導並講話，其間的暗箱操作可與學生信息員勾連起來。如果說在四九年後至八十年代以前告密，還有你不得不然的苦衷的話，那麼如今你明知學生信息員難免就是「坐探」，卻在幾乎沒有什麼高壓下樂意被發展與收買，這比高壓下的不得己更為不堪。當然，我們要批評官方用特務政治的手段來管理高校的做法，但更要告知學生，你拒絕當信息員的成本（代價）並不高甚至是零。在這樣的情形下，你為什麼要去當學生信息員呢？我們當然應該原諒學生被愚弄得太久，但在如今這個獲取信息越來越多的時代，應該知道當學生信息員不是件什麼光榮的事。
官方似乎感到發展信息員（線人）獲利頗豐，管理有效，不僅在學校廣泛使用，而且將其推廣到所有社會生活領域的跡象。一篇名為《遂川縣近千名維穩信息聯絡員暢通維穩信息渠道》的文章（http://legaldaily.com.cn/dfjzz/2009-04/16/content_1077638.htm）中說道：「江西省遂川縣委政法委於2007年初在全縣各行政村、各鄉鎮及鄉鎮直單位，縣直各單位及其下屬機構明確了一名政治覺悟高、工作認真負責、熱愛綜治工作、綜合素質高的人員為維穩信息聯絡員。維穩信息聯絡員隊伍共計945人，並隨著人員的變動而調整。」如果只是匯報信息，為何要求政治覺悟高呢？這是一個什麼樣的要求？我們都有在中國生活的經歷，這裡面意味深長地告訴我們，民眾哪怕是正常的維權活動，也會被「政治覺悟高」的「信息員」告發，從而為官方有效打壓民眾正常維權做出相應的「貢獻」。
告密是專制社會常用的手段，讓其統治成本相對較低廉，所以幾千年來中國史不絕書。告密是利用信息不對稱來掌控他人權利而使統治者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更是對「囚徒困境」的一種極端運用形式。利用告密方式統治國家和社會，固然可以拘捕到那些統治者的反對者，在某種程度上肅清異見，但通過告密達到的最佳效果，卻並不是顯性的懲處。告密如果所告屬實固然也令人恐懼，更重要的是因為各種利益摻雜其間的誣告，令民眾在生活中防不勝防。這防不勝防，與「防人之心不可無」的制度文化結合起來，不僅成為中國人處世態度的一部分，也從側面證明告密溫床在中國有著深廣的傳統，對我們追求幸福生活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告密所造就的防不勝防的直接效果，不只是被告者受到了不應有的懲處和冤枉。這個冤枉的懲處過程中，最重要的效果是造成民眾無所不在的恐懼感。我們不僅要注意到告密的歷史，更應關注告密在當下的走向、發展及其運用。恐懼感與告密之間有天然的聯繫，值得我們深加研究。恐懼有漣漪效果和自我複製作用，使得許多人不敢維護自己正當的權益，官方到處安插各種信息員的目的正在於此。但我認為，用這種特務政治來管理比較容易獲得諸種信息的現代民眾，最終是南轅北轍的蠢舉。
2009年4月27日至28日下午於成都
──轉自冉雲飛博客(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