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湧：宋教仁在民初的政治舞台上

【大紀元6月26日訊】宋教仁是20世紀政治史上一顆最耀眼的流星，作為同盟會的要角，中部同盟總會的核心人物，國民黨的實際領袖，在辛亥革命前後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從1911年秋天到1913年3月他被暗殺，這短短的一年多時間裡，他如流星一般劃過了中國的夜空。

一、

武昌起義發生前，居正曾到上海請宋教仁等前去主持，最終沒有成行，導致革命後從床底下拉出黎元洪當領袖。對此宋教仁是後悔莫及，他之所以極力主張責任內閣制就是為了保障民國的大權不落在舊官僚、舊軍閥的手裡，他曾對胡漢民說：「改總統製為內閣制，則總統政治上權力至微，雖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範，無須以各省監製之。」

但他主張實行責任內閣制，不僅和孫中山有分歧，當時也沒有多少人讚同。民國成立之前他真正顯露出政治才幹，主要還是在南京的斡旋活動。1911年12月攻克南京前夕，江浙聯軍內部就矛盾重重。宋教仁奔赴鎮江去見林述慶、柏文蔚，就是調和聯軍。南京城下後，在林述慶、徐紹楨、程德全等之間，都督問題不能解決，他又一次到南京調停，奔走於林、徐之間。林憤然說：「革命黨本非爭官而來，必欲爭，則請稍五分鐘，余即可解決矣。」宋教仁說：「毋出此，請君讓之。」林答應立即出兵渡江，準備北伐。這就是所謂「金陵奪印」。

但不久（12月17日），南京的江浙聯軍軍官聚眾鬧事，迫使各省代表會將原來選舉的結果（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倒置，重選黎元洪為元帥。南京革命派中擁護黃興的人，要逮捕鬧事軍官、懲辦改選代表。南京，又處於革命軍內部火並的前夜。也是虧得能幹的宋教仁從中斡旋，才避免了發生武力衝突，使南京的政局得以維持。

宋教仁所在的湖南同鄉的龍公館，一時成了南京的一個樞紐機關。內部有意見，從這裡交換。外來的消息，也從這裡探聽。

章太炎那時就發表宣言說「總理莫宜於宋教仁」，孫中山長於議論，是元老之才。建置內閣只有宋教仁最適合當宰輔，他「智略有餘，而小心謹慎，能知政事大體」（1920年他為宋教仁的日記作序還說他有宰相之望）。他的評論固然不乏灼見，輿論卻認為宋教仁想自己當總理，所以才主張內閣制。結果孫中山提名他為內務總長也遭到臨時參議院的反對。這一時期宋教仁是受到內外打擊的。

二、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那天，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使宋教仁竟然未能參加孫中山的就職大典。他和前來約他一起參與大典的居正等人，剛要出門就被女子北伐隊長林宗雪帶的一群女兵擋住，林按劍說：「我們來此不要怕，只是要求女子參政權，必須宋先生答應。」宋說：「大總統今天就職，你們不去排班護衛，已經失禮，向我要求，更是無理取鬧。」好不容易說得他們一哄而散，就職典禮也結束了。

宋教仁只是擔任了短期的法制院長，隨後就作為迎袁專使之一進京，袁指使曹錕的部下發動兵變，他雖然看出這是陰謀，卻對由黃興領兵北上表示異議，他說統兵北上，不是兒戲，如果出兵，必然引起戰爭。話沒說完，馬君武就大聲指斥他為袁世凱做說客，出賣南京。照著他臉上就是一拳，宋左眼受傷流血，在醫院住了幾天才愈。孫中山當場喝止馬君武賠禮。經黃興、胡漢民等勸阻、解釋，馬君武承認了錯誤。

孫中山讓位以後，宋教仁在袁世凱的第一屆內閣裡出任農林總長，在政壇上嶄露頭角。袁世凱稱他「天資才調，超越齊輩」，在唐紹儀內閣裡他是最有政治才華的人，還替內閣起草了大政方針的草案，來不及討論，這個脆弱的混合內閣就垮了。他與蔡元培等同盟會閣員當面向袁世凱辭職，袁用極為誠懇、嚴肅的口吻說「我代表四萬萬人民挽留總長」（蔡元培回敬他：「元培亦對於四萬萬人之代表而辭職」）。

從此，宋教仁對混合內閣、超然內閣有了深刻的認識，更加堅定了對政黨內閣的信念。在袁世凱當上民國總統以後，有些革命黨人腐化蛻變了（如劉揆一），有些悲觀絕望，如鄒永成寫了一首絕命詩以後就投黃浦江自盡了，詩中有「不諒猿猴觔斗出，共和成夢我歸天」這樣的句子。孫中山看到當時的情況，已經退出政治，主張把政權完全讓給袁世凱，專心去做社會工作，準備修鐵路二十萬里。宋教仁卻執著地想通過政黨內閣來限制袁世凱所代表的舊勢力，實現真正的共和民主。所以他早就贊成張謇向孫中山提出的解散同盟會的建議，他主張把革命黨變為政黨，有過選擇同盟會中的穩健分子另外組黨的打算。

他在辭去農林總長後對袁世凱拉一些同盟會員入閣就極為不滿，稱之為「逼姦政策」，還派魏辰組去見袁世凱，表示反對。所以即便叫他當總理，他也不做。他已經明確他的政治目標首先是要造黨，然後通過議會選舉，掌握多數席位，進而組成政黨內閣，這樣才有國民黨的出現。

三、

孫中山與宋教仁都強調要建設民國，但孫中山所說的建設是社會、經濟建設，宋教仁所說的是政治建設，這一點他們是不同的。1912年7月21日，在有800 多人參加的同盟會夏季大會上，宋教仁以202票當選為總務部主任幹事，開始負起實際上領導同盟會本部工作的重任。他認為政局不定，必須建立大政黨，實行政黨內閣，才足以穩定政局，推行政策，就一心致力於造黨。在徵得孫中山、黃興的同意後，他著手和統一共和黨等政黨聯合，組織國民黨。

宋教仁之所以能讓孫中山都曲從，是因為當時他在黨內的群眾支持。在黨內最有發言權的莫過於那些代表本黨出席議會的議員們，在眾多的議員中，必須有其中的有力人物和宋教仁密切合作，才能成功，這個人就是張耀曾，他是同盟會議院黨團總幹事兼評議部長。國民黨成立，他是總幹事兼政務研究會主任，是這次組黨的關鍵人物。

但這次改組同盟會內部的爭論很大，1912年8月25日同時在北京、上海兩地舉行改組成立大會，其中上海的會就以當場爭吵一哄而散。北京的會在湖廣會館的大劇場召開，能容納一千多人的會場都非常擁擠。據曾經目睹其事的梁漱溟回憶，當宣讀黨章要通過時，因為規定不收女黨員，所以女同志唐群英、沈佩真等起來質問、辱罵，甚至直奔台上向宋教仁尋毆。台下也有多人鼓噪。雖然有不少維持大局的人盡力勸阻，形勢還是岌岌可及。幸得剛剛抵達北京的孫中山臨場講話，才使秩序得到控制（孫8月24日到京，梁漱溟說黃興也在場，而且是「先到先講」顯然是記錯了，黃9月5日才到北京），孫講話將完，左右（張繼等人）就請他繼續講，不要他停，拖了數小時。等把選票收齊，已經天黑。整整一天沒有休息、吃飯。尤其是盛夏季節，孫中山還穿著大禮服，滿面流汗。但國民黨總算組成了。這是當時的第一大黨，為此後國會選舉奠定了基礎，也為宋教仁的死埋下了種子。

國民黨是由同盟會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組成的，宋教仁是這次組黨的原動力，沒有他敏捷的政治手腕就不可能有這種政黨的大化合。國民黨以「鞏固共和，實行平民政治」為宗旨，綱領中放棄了同盟會的「男女平權」的主張，把「力謀國際平等」變成了「維持國際和平」，黨綱中和共和黨不同的是「發展地方自治」、「注重民生政策」這兩項，和同盟會時代相比要溫和得多。這是為了爭取選民、贏得大選所作出的選擇，也是為了造成憲政國家第一大黨所做的改組。所以曾遭到激烈的反對。

民初的中國（1912年前後）政黨林立，起碼有300個以上形形色色的政治團體，五花八門，令人目不暇接。但真正在政治上有影響的無非是國民黨、共和黨、統一黨、民主黨這幾個，其他的都不過曇花一現。宋教仁就是想造成兩大黨對峙的憲政格局，所以國民黨成立時有「一國政黨之興，只宜二大對立，不宜小群分立」的宣言，進步黨也有「故一黨在朝，發展其政見，必有一黨在野批評其得失，研究其利害，監督之以使政府不敢為惡」的說法。兩黨制的格局似乎也已經初步形成。但問題的要害是他們都忽略了袁世凱這一因素，袁和他所代表的專制力量是不願意讓中國出現這樣的局面的。所以在袁世凱手裡握著槍桿子的前提下，談論什麼多黨制、兩黨制太奢侈了。宋教仁悲劇的根源在這裡，中國20世紀以來的悲劇的根子也總是在這裡。袁世凱死了，還有段世凱、蔣世凱……等等，只要他們拿著槍，握著權，談什麼憲政民主，什麼議會政治，統統都成了痴人說夢。

然而，並不因此就能把先輩們的理想一概否定了。在20世紀末我們再次回顧歷史的時候，還是不得不承認他們當年所追求的憲政目標的價值，他們的熱情、他們的鮮血是不能褻瀆的。

國民黨成立後，馬上作出詳細計劃：1、派人到各省成立支部；2、組織選舉；3、取得國會、省、縣議會的壓倒多數，堅持議會民主制；及早組織強有力的、名副其實的政黨責任內閣，預定宋教仁為內閣總理。

四、

1912年冬天和1913年春天之間舉行的這次議會選舉是有相當侷限性的，對選舉資格作了具體的限制，規定有民國國籍具備下列四項條件的人才能參加選舉：1、當年納直接稅二元以上；2、有價值五百元以上的不動產；3、小學校以上畢業；4、相當於小學校以上畢業。這幾項條件主要是從財產狀況、教育程度方面作了限制，西方國家在民主化的進程中也都有過各種各樣的選舉權限制（英國從大憲章到實現普選經歷了240年；美國開國初期頒布的憲法，也只有擁有一定財產和納稅能力的白人男子才有選舉權，實現普選是在178年後），所以儘管只有10%的人參加了投票，民國初的這次選舉還是中國第一次有實質意義的直接、公開的選舉，也是唯一一次由選民自己投票選出國會兩院的議員。

由於國民黨挾辛亥革命的餘威，又合併了其他政黨，加上國民黨成立後立即制定了詳細計劃，以取得競選勝利為首要目標，在本部專門設有選舉科，積極籌備選舉，所以選舉的結果是國民黨大獲全勝。

根據上表統計，在眾議院的596席中，國民黨佔了360多席，除去跨黨的不計，還有269席；參議院274個議席，即使不算跨黨的，國民黨也得了123 席。國民黨在參、眾兩院所得的議席大大超過了其他三黨的總和，可以說已取得壓倒多數。比如在宋教仁的家鄉湖南，從國會、省、縣議會，國民黨的候選人都以 90%以上的比例當選，宋教仁1913年初在湖南參加競選（約法規定，組閣的應該是國會議員），湖南省議會選他為參議員，眾望所歸，一聲喊就把他選出來了。他拚命造黨，與袁世凱、與其他政黨在憲政軌道上競爭的第一步可以說實現了，但也就只能到此為止。國民黨的勝利敲響了宋教仁死亡的喪鐘。宋教仁還沉浸在勝利的喜悅裡，要「競上最高峰」、「我欲挽強弓」。要根據約法組織政黨內閣，把國家引上民主政治的正軌。

五、

勝利在望的時刻，宋教仁在湖南和當地的國民黨人商討過組閣計劃，邀請譚組安擔任內政部長，仍兼湖南都督。想利用他和袁世凱的世誼（他父親和袁的叔祖父袁甲三是拜把兄弟），在未來的府、院之間起協調作用。他曾把這些組閣的計劃電告北京的國民黨總部。袁世凱的密探也得到了這一消息。

此後，他沿江東下，從長沙到武漢，再到安徽、上海、杭州、南京等地，一路上發表演講，闡述政黨內閣的主張，猛烈抨擊現政府在內政外交上的失敗，他的言論風采，轟動一時，也使整個近代史彷彿有了些生氣。

他在上海時，各地的議員雲集，準備北上參加正式國會。制定憲法，選舉總統，由取得國會壓倒多數的國民黨組織責任內閣，開啟中國民主政治的航船，這已經沒有什麼可以懷疑了。他的理想——「進而在朝，可以組成一黨的責任內閣；退而在野，也可以嚴密地監督政府」即將成為現實。他不知道自己成了袁心目中的「梁山匪魁」，更沒想到他的生命已接近終點，中國短暫的憲政嘗試即將壽終正寢。1913年3月20日，上海閘北火車站一聲槍響，中國偉大的憲政民主實踐者宋教仁倒在血泊之中，兩天以後他32歲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和宋教仁有交情的革命學問家章太炎說他有宰相之望，「惜其才高而度量不能盡副，以遇橫禍」。這是書生之見，宋教仁的死和「度量」沒有任何關係，既然他要走憲政民主這條路，已經掌握政權的袁世凱不容許這樣的事實發生，那麼他就只有被殺戮。消滅政敵的肉體生命是人類政治史上常見的醜惡現象，從來就是人類的恥辱。如果說「度量」，那是袁世凱沒有度量，而不是宋教仁。

在中國這塊還沒有經歷過近代意義的思想啟蒙的古老土地上，人民根本不知道民主、自由、共和、人權為何物。連陳其美、陳炯明這樣的革命黨人掌了權以後，也只知道用暴力來剷除異己，鎮壓不同的聲音。什麼憲法、什麼人權、什麼寬容離我們這個民族真是太遙遠了。在宋教仁遭暗殺之前，陳其美就用相同的方式結束了革命家陶成章的生命，執行暗殺的人後來成了民國的大總統，沒有比這些血的事實更加慘痛的一幕幕了。我們為什麼只譴責袁世凱不守規則、踐踏人權？陳其美呢？陳炯明呢？——他早在民國元年就在廣州對新聞記者大開殺戒了，比張作霖、張宗昌們要早得多。

所以，舊軍閥、舊官僚如袁世凱等固然是缺乏民主、人權思想，革命黨人如陳其美、陳炯明們也未必有什麼民主、人權的信念，這才是中國的現實，是20世紀那些血寫的歷史告訴我的事實。孫中山、黃興一讓總統、一辭留守，蔡鍔為四萬萬國民爭人格，宋教仁追求憲政理想，不惜以身相殉……這些都是百年滄桑裡的異數。我們看到更多的是劉揆一、是胡瑛、是唐繼堯、是蔣介石……他們才是中國的常數。

重溫歷史就是為了避免同樣的悲劇一再重演，一個不會總結教訓的民族注定要被歷史的潮流仍到北冰洋去。走近宋教仁，我們從殷紅的血跡中並沒有看見什麼微茫的希望，我們看見的只是袁世凱美麗而殘酷的微笑，看見孫中山衝冠的怒發，聽見黃興痛苦的號啕，……俱往矣，一切轟轟烈烈、大喜大悲都已被萬紫千紅的世紀末的春天所淹沒。@(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