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3日訊】親身經歷過1989年六四屠城的人們，當時情境在記憶中一如昨日。不過，鮮活形象只是創傷性重大政治事件給人類記憶造成的若干特定影響之一。這篇文章將集中在關於六四，三類人——加害者、受害者、路人——各自如何記憶、如何失於記憶、又如何有意無意改動記憶。幾乎所有問題都具有道德內涵，因此我將本文命名為「記憶與倫理」。1
記憶和基於記憶的講述
人類記憶是非常復雜的課題，至今仍未得到完全理解。大學心理系為此而開設專門課程，可是，記憶如何活動（及其活動成效）之謎仍然沒有解密。記憶很少象我們在生活中通常假定的那麼單純。當然，我們不應放棄記憶。但我們應該瞭解潛意識有可能變更記憶。而記憶儲存之後，又會有另一系列問題侵入。
六四一類敘事在重述中發生「修飾」的困境，直接出現在我個人經歷中。事件發生時我在北京。我沒有看到屠殺，但1989年6月4日淩晨走上街頭，我親眼目睹了青年人自行車後座上浸透鮮血的衣衫和寫著「血債要用血來還」的橫幅；看到圍著一輛軍用吉普的憤怒人群，另一輛軍車正在燃燒。我聽到慟哭，聽到演講，在人民大學大門旁的臨時廣播站，學生們依次講述在全城各處親眼目睹的屠殺。那天我探訪了好幾位中國朋友，既是去瞭解到底發生了什麼，同時也盡力在需要時提供幫助。
我於6月9日離開北京，在香港待了兩個月，然後轉赴加州一個月，最後抵達位於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並從1989年9月開始在這裏任教。行程中的每一站，人們都問到，6月4日那天我在北京看到什麼，聽到什麼，有什麼感覺。問啊問啊問啊。第一次回答時，大概還有第二次第三次，我的反應是直接搜尋記憶中儲藏的形象——五花八門，衝突迭起，雜亂無章——並從中選擇。但是，幾次以後，就像是駕輕就熟，我已經知道「到哪裡去」搜尋記憶。然而，知道要到哪裡去的那一份輕鬆本身，正在將我所講述的敘事簡單化。更糟糕的，我想，是我開始注意到我的故事裏有哪些方面得到聽眾的積極反響。無數次回答同樣問題之後，我所搜尋的，逐漸不再是原始記憶素材，而是「上次我是怎麼講好這個故事的」。多年過去，恐怕大部分原始記憶印象已不知所終。而那些故事卻依然健在。
可以肯定，同樣問題必定也發生在別人身上，其中包括六四屠殺的直接目擊者。目擊者自始就不得不有所簡化，他們的講述在不斷重復的壓力下，難免流於枯燥程式。不消說，區別始終存在，直接經驗流落成的呆板仍和間接印象或通過與其他情境類比造成的套話有所不同。這兩者又可以清楚地區別於統治當局謊言構成的程式化故事，而當局要的就是建立一套本質虛假的敘述。這兩者同時可以區別於各種旁觀者版本。
六四記憶︰加害者
首先，誰是我們說的「加害者」（theperpetrators）？如果不拘泥於表面意義，對屠城負有罪責的人當中，首犯是發出攻擊命令的鄧小平，以及最高級別政府官員中極力推動這一行動方針的李鵬。在此意義上，所有傾向屠城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包括那些製造宣揚類似「流氓暴徒」在「反革命暴亂」中「打砸搶燒」等謊言的中共幹部，都可以被視為加害者。
一般觀察認為，六四加害者希望全世界都能忘記曾經發生在那個日子的事情。但這個回答過於簡單了。在中國國內，屠城發生當時和其後數年裏，加害者們所做所為恰恰與此相反。他們要的是中國人民和中共黨內遭清除的對立面（趙紫陽以及與去世不久的胡耀邦相關的其他人）都注意到血腥屠殺，並且好好記著它。關鍵在於，恐嚇依賴於記憶。假若大家都很健忘，鎮壓就無法造成人人自危人人自審。
決定六四清晨在天安門廣場使用坦克機槍——而不是警棍、催淚彈、高壓水槍——清場並不是因為缺乏較為良性的工具。周恩來去世後的1976年4月，警棍大棒足以把天安門廣場上聚集的數萬名示威者清理出場，幾乎沒有生命損失。而1989年6月3日4日，抗議示威不僅發生在北京，而且出現在上海、南京、武漢、成都、西安、濟南等全國一百多個城市。中共領導人很清楚，這是社會不滿的爆發，其根源比那些精英學生高喊的民主口號要深刻得多。形勢亟需發出強有力警告，徹底終止所有指向統治權威的挑戰。這正是屠城達到的效果。1989年之後，中國社會情緒一直陰暗，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才有所好轉。但人們記得——一直到現在還牢記著——能夠允許的只是經濟自由，不是政治自由。後八九時代的中國，關於屠殺的記憶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建立「合謀默契」時，扮演了關鍵角色。
因此我們有必要追問︰加害者（及其後繼者）在什麼情況下要人們記住，又是在什麼時候要人們遺忘？這裏就有分辨的必要。後八九時代的中共政權守護人要他們的政治對手記住六四，但卻要別的人（特別是外國人）都忘記；他們要人們記住的是「官方」說法，而受害者確鑿可信的證言卻要被遺忘；他們無法希冀年長的人們忘記真相，但卻希望這真相青年一代永遠不會得知。
作為「天安門母親」群體的象徵性領袖，丁子霖的經歷，在這方面極有啟發意義。丁子霖今年72歲，一位退休哲學教授，頭腦清明活躍，身體卻已見弱。然而，這位老婦人周圍滿是便衣員警守衛。是為她的安全守衛嗎？錯了，是為國家安全。確實如此。雖然有千億元預算，千萬人的軍隊，中共卻需要在丁子霖面前保護自己。恰恰在這裏，浮現出一個答案。我們不是問過，六四在高層人士心目中究竟有多重要嗎？假如真以為六四不過是小事一樁，他們還會做出這些行徑嗎？如果他們並不因丁子霖所象徵的思想可能在中國社會裏存在深廣共鳴而恐懼，那為什麼他們要這麼嚴密地看守她？究竟要神經質到什麼程度，才必須要派出一群員警陪同一位72歲的婦女前往菜市場？
六四記憶︰受害者
公平而論，任何關於六四受害者如何回憶的調查都應該始於——當然，只是作為一種思維實驗——那些死者。由於他們的沉默而縈回不去的困擾，常常因其形影不離的共生體而更形尖利，這就是生者的沉默。那些人雖然從屠殺中生還，但卻因恐懼而不說話。其恐懼產生於屠城最初的幾小時，不但出自於殺戮本身引起的震驚，同時也出於政府關於殺戮的官方解釋正如酸雨一樣彌漫中國。誰都不會誤解其中的殘酷資訊︰6月3日－4日夜裏的罪犯不是手持衝鋒槍的軍人，而是受到反革命分子和境外敵對勢力支持的「暴徒」和「社會閑雜人員」。如果你，親愛的公民，加入了這倒楣的一夥，你最好還是保持低調；如果你痛苦，那最好還是別出聲，免得招來更多痛苦；如果我們打死了你的兒子，那是你應該向我們道歉，而不是相反。
六四以來二十年，倖存受害者中最不易聽到的聲音屬於那些普通工人和北京市民（中共稱之為「社會渣子」），他們曾支持學生運動，他們的名字我們很少聽聞，但他們仍在沉默中哀悼著死者和傷者。禁止在公共場所談論六四已經禁了這麼久，到如今這禁令似乎不過是社會風景線的特色之一。禁忌初始所依據的實有恐懼已逐漸流失，如今人們不過是象服從紅綠燈一樣服從這些禁律。抗拒反倒像是違背本性，甚至很愚蠢。
這種趨於僵化的自我審查狀況，使得「天安門母親」群體格外不凡。丁子霖、張先玲、黃金平，以及他們那個小群體裏的其他成員，尋找受害者，幫助受害者，鼓勵受害者尋求正義。瓦茨拉夫‧哈維爾寫出《無權者的權力》三十年之後，「天安門母親」群體繼續昭示著哈維爾曾經注意到的，前甦聯和東歐異見人士曾擁有的那種奇特而強大的力量。
不過，六四受害者面對痛苦記憶時的困難遠比政府壓制的問題要來得深刻。人類要正視自己的苦難並將其表達並不容易。很少有受害者會當即跳起來高呼「絕不重現（neveragain）！」。總有人傾向於在靜默中或只在私下裏回想，有時則根本不要提及。普立莫‧萊維（PrimoLevi）是納粹屠殺倖存者，也是關於其受害者所受苦難最有力的分析家之一。他曾報道說，事後多年，一種對受害者並不公平卻相當普遍的「羞恥」感，仍然追隨著他們。在回顧、檢視並公開自己的記憶之前，許多納粹大屠殺倖存者首先尋求的是能夠返回正常生活的切實保證2。廣島原爆災難二十年後，大江健三郎發現一些受害者很不滿於他的調查。其中一位給大江寫信說︰
廣島人情願保持沉默。他們不願把自己的創傷當作「資料」陳列，用來支持反原子彈運動或者什麼其他政治鬥爭。我鄙視那些人，他們不能理解我們希望沉默的情感3。
大江對他稱為廣島受害者的「尊嚴」生發出由衷尊重；並由此產生出對受害者和旁觀者之間區別的強烈敏感。他注意到各種人怎樣紛紛提出就受害者所受苦難的遺產應當做的不同方案。大江的結論是，無論誰在這類事情上領頭，「受害者在這方面都有第一位的權利」4。用同樣的標準衡量，我們作為六四旁觀者，即使敬佩丁子霖選擇了記憶和行動，也應該同樣尊重那些希望（如果這確實是他們自己而不是共產黨的願望）私下承受損傷的父母親。
六四記憶︰旁觀者
1989年6月3日到4日那天夜裏，很多北京人都是旁觀者，而且不少參與干涉。從廣義來說，如果將播放到全世界的六四電視影像計算在內，那場大屠殺的目擊－旁觀者人數完全可能高達數億。有幾百人、至多幾千人在那天夜裏遭到殺害。這意味著六四屠殺大概在歷史上所有災害中有著最高的旁觀者對受害者比率。
這一事實追問著為什麼六四顯得這麼「不成比例」地重要。我的目的是要明確指出一個六四的加害者、受害者、旁觀者全都清楚意識到的事實——六四事關重大，其意義遠遠超出計算死傷者的人數。人們付出死傷的代價，因為它關系到對中國——而且間接地，對全世界——有標志性意義的根本問題。一個更為公正、誠實，同時也不那麼貪腐的中國政府，可以在非常長遠的時期裏對許許多多的人意味著極大的不同。遍佈全球的目擊－旁觀者當時就意識到了這一點。而且，那些今天仍然記著的人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牢記不忘。
二十世紀中國最優秀的幾位作家，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始自魯迅，一直極為擔憂旁觀者。死刑現場的圍觀人群不但幾乎和加害者一樣應該堅拒，而且也許更令人厭惡。魯迅對「圍觀」受害者的憎惡不止限於當受害者處於挫敗的場合——這種場合使魯迅質疑為什麼人類會在看到他人遭難時感到亢奮。魯迅的憎惡同樣適用於受害者被視為英雄或聖人的場合。「我們局外人，」大江健三郎在《廣島筆記》中寫道，「常常希望在每一個角落都能發現一位作為犧牲的聖者。」5 如果受害者死去，這感覺反而會加強。在死去的瞬間，受害者好像是在我們的記憶中進入了一個永恆之界。這使得我們的記憶尤為重要。——要記住那些並未死去的受害者仍在人世，如果我們以聖賢標準要求他們，那不但錯誤，而且不公平。創痛和淩辱通常不會使人們離聖賢標準更近，而會更遠。受害者在壓力下會撒謊，偷盜，欺瞞，也會出賣。
旁觀者沒有權利期待與此不同的事實。
觀眾想要看到英雄在角鬥中獲勝的熱望甚至可能是更加危險的。例如，方勵之和李淑嫻本屬六四受害者。出於極不公正的壓力，他們不得不連續十三個月躲避在美國外交建築裏一間連窗戶都沒有的小房間。他們決定不向中國政府低頭；在當局手裏，他們的遭遇肯定會更糟。旁觀者當然可以追問這一決定的後果，以及不同決定可能引發的不同後果。但是，誰——除了魏京生、徐文立、鄭義，以及那些曾將自己的安全舒適擱置一邊的人——有權利指責方勵之缺乏英雄氣概？然而，很多中國旁觀者恰恰就這樣做了。但這是道德愚鈍。生命危險不是劇場表演。渴望烈士的人應當自己去做烈士。
渴求邪惡同樣會毒化道德。站在受害者一邊的局外人——就六四而言，這包括人權活動人士、共產黨的批評者（包括我本人）等等——會變得依賴於敵手。年復一年，我們對準「撒旦」，它反而繼續源源不斷地為我們提供其受害人。每當聽說又一個令人憤怒的事件發生，那消息竟會在某一層次上讓我們覺得是個好消息，因為又有更多的事情要我們去做了。但這完全錯誤，完全是自利。正如我們本應堅持告訴世人，中共仍在繼續侵犯人權，我們也應當提醒自己，這是一個純粹的壞消息。我們必須始終期冀一個更好的時光，到那時我們將無事可做。
這些都屬於旁觀者作為倫理主體的復雜性。現在讓我們來看看旁觀者如何記憶的問題。
六四之後未及一年，方勵之仍在北京躲藏時，寫下了一篇極不尋常的文章，叫做《共產黨的遺忘術》6。其基本思路是，中共鎮壓了一代又一代敢於自由思考的中國人。每一次鎮壓都很容易，因為後一代從來不記得前一代經歷了什麼。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對十年前「民主牆」活動家們（以及他們後來的命運）所知甚少。民主牆活躍分子則很少明瞭「1957年右派」。方勵之強調說，其中反復重現的遺忘現象既不是由於中國人大腦構成有什麼特殊問題，也不是因為中國文化；這是統治當局特殊控制手法的結果。
方勵之的確是極有遠見的。二十年後，世界大半已經忘卻六四。比忘記屠殺更糟糕的是，人們也任由那個政治統治集團的暴力本質從記憶中消退。教科書、博物館、媒體等等，都乾脆忽略六四。關於六四的網站遭到封殺；境外有關討論的影視廣播受到幹擾。在校大學生可能隱隱約約聽說過一些，但更傾向於不予理會。在那些對重大政治課題確實有自己看法的青年知識分子當中，太多的人依賴的不過是年輕氣盛之下沙文主義的稀薄能量。這種意識形態雖然有時會令當政者緊張，但總體來說卻能與其各種目標合拍。中國青年一代精英，明顯不同於以往幾代人，他們基本上不慣於面對自己社會裏貧窮和受欺壓者的苦難。吊詭的是，他們同時顯示出全然不瞭解一旦他們自己——無論出於什麼原因——嚴重妨害了統治者的目標，那些統治者就會象對付以往一代一代人那樣，力圖將他們碾成齏粉。
海外旁觀者對屠殺的記憶要好一些，但也沒好到哪裡去。外國人對中國的認識（而這多少世紀以來是一貫如此）受到他們自己利益的過濾。這類問題有兩種重要表現形式，不妨稱之為「金錢偏見」（moneybias）和「中國自豪偏見」（China-pridebias），對六四記憶具有特殊的破壞力。
外國人中的「金錢偏見」有若干來源，比如說希望向中國出口；或者企圖從廉價消費品進口當中獲利；也或者想在目前尚無利可圖之處準備將來的「市場分割」；再比如說（政府）想借中國政府購買債券走金融政策的捷徑；或者（卸任政府官員）從商務「中國咨詢」中獲取收入。所有這些都不足以激勵外國觀察者去記住六四。比爾‧克林頓，托尼‧布萊爾，老少喬治‧布希，以及其他西方民主國家領導人早就爭辯說開放商務交往可以為中國帶來政治變革。在一定意義上這確實有道理。但是，在六四問題上，在廣泛的政治和倫理問題上，中國的政治經濟精英已經影響著，而且在很多方面甚至已經融入了其他國家精英層。
「中國自豪偏見」決不限於海外定居者。中國境內華人一直被灌輸說「共產黨是中國的大救星」，再加上認為西方列強已經淩辱祖國近兩百年，使得許多人原宥中共的過分，認為中國政府就是民族自豪感的標桿。海外華人作為外國的少數族裔，有時成為當地非正義反華言論的攻擊目標，也會將一個強大的中國政府視為「靠山」。由於他們自己並不需要生活在地方黨委書記淫威之下，也沒有威權統治帶來的種種其他不便，任何可能令他們去批評中國政府的衝動，一定是近乎全然地出於他們與國內同胞甘苦認同的力量。這些力量在六四屠殺那種時刻曾達致頂峰。但是，時間一長，就很難抗拒對強大中華象徵的欲求。中共也刻意培植這種欲求。六四屠殺時的義憤記憶在這種情況下甚至比一般記憶消退得還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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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那些六四屠殺仍如昨日之事一樣在記憶中「慘叫」的人們呢？二十年前，他們屬於世界人口主流，如今人數稀少。然而他們減少的同路者並不是唯一損失。更重大也更令人擔憂的，正是那主流自身所喪失的。
1本文部分基於一篇題為《六四︰屠殺與記憶道德》的英文文章，該文是我為六四屠殺十周年所作，發表於英文《中國人權論壇》（ChineseRightsForum）1999年夏季號，第18－21及74頁。
2英文版《淹沒者與得救者》（TheDrownedandtheSaved），紐約︰VintageBooks1988年版，第3章。
3英文版《廣島筆記》，紐約︰GrovePress1996年版，第19－20頁。
4英文版《廣島筆記》第109頁。
5《廣島筆記》英文版第136頁（參見注13）。談到納粹大屠殺受害者，普立莫‧萊維寫下極為相似的文字︰「要求他們所有人言談舉止都始終如聖人⋯⋯一樣是不合邏輯的⋯⋯。「英文版《淹沒者與獲救者》第49頁（參見注12）。
6林培瑞英文翻譯，刊載於《紐約書評》第37卷（1990年9月27日）。
原載《爭鳴》雜誌2009年6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