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台北市駐市作家的身分應邀來台北訪問，有人問他，此行結束后，會不會以「台北」為主題，寫點什么？他還未回答，台北市文化局局長龍應台便代答，不會給任何作家「功課」，如果台北經驗能夠在作家的生命中留下意義，「日后總會在他的作品中呈現出來」。
可是，台北市可以給一個創作者留下什么樣的意義呢？或者說，台面上的政治人物，是不是有足夠的智慧与認知，為一個城市保留什么獨特的气氛嗎？舉個例子吧，元宵節行之多年的台北燈節，因為政党輪替，也嘎然停止，移師高雄愛河。對主政者來說，要在什么地方辦什么活動，似乎始終是一個握在手中的籌碼，一個用來施恩与教訓的工具，而鮮少考慮該花足夠的心思去建构一個城市的內在与外在特色、
不去思索如何讓一個城市凝聚對內与對外的引力？
在這個城市与城市競爭的時代，要累積多少歲月、不斷重复去塑造、去強化，才能造就一個城市与眾不同的特殊性，讓人們一旦想到這個城市，便會浮現某种明确的意象？台北燈會几乎要做到了，卻因執政者其他的考量而執意切斷。
燈會移師高雄的影響，絕不只是讓台北人在年假期間少了一個熱鬧去處、讓高雄愛河更加光采而已，這意味著一個粗糙、甚至粗暴的思維以及做事手法正在操控台灣，人們似乎并不在意如何借助時間演進之力，定義一個城市、讓人們找到一個城市之所以必須被認識与記憶的理由；這樣的事情，將會層出不窮，燈會，不會是孤例。因此，也許我們應該認真觀察，未來，政治人物還會如何繼續努力模糊化城市，讓我們有了愈來愈多「看不見的城市」。
而將燈會移師高雄，也并不能彰顯所謂的南北平衡，這意味著，政治人物既不理解，傳統仰賴時間的累積，也暗示著他們創意的枯竭－如果真的覺得南北平衡是重要的，為什么不為愛河量身訂做更合适的活動，而非要中斷某一种習慣、中斷某一個城市好不容易可以累積起來的形象与意象呢？
政治人物不懂得善待并且尊重城市，台灣各個城市的論述權力已經變成了一個政治資源，掌權者以一种「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絕對霸道讓城市的面貌，忽忽而變，毫無章法地改變。
最近《亞洲周刊》做了一個專題報導，說上海人現在有很高的「城市自信」，這股自信支持著上海人向前衝、衝、衝；也許此刻，我們的執政者該花多一點心思与創意，設法提高我們的城市自信吧。這樣，也許我們就不會巴巴地問一位作客的創作者，要如何書寫我們！
(轉自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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