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台北市驻市作家的身份应邀来台北访问，有人问他，此行结束后，会不会以“台北”为主题，写点什么？他还未回答，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龙应台便代答，不会给任何作家“功课”，如果台北经验能够在作家的生命中留下意义，“日后总会在他的作品中呈现出来”。
可是，台北市可以给一个创作者留下什么样的意义呢？或者说，台面上的政治人物，是不是有足够的智慧与认知，为一个城市保留什么独特的气氛吗？举个例子吧，元宵节行之多年的台北灯节，因为政党轮替，也嘎然停止，移师高雄爱河。对主政者来说，要在什么地方办什么活动，似乎始终是一个握在手中的筹码，一个用来施恩与教训的工具，而鲜少考虑该花足够的心思去建构一个城市的内在与外在特色、
不去思索如何让一个城市凝聚对内与对外的引力？
在这个城市与城市竞争的时代，要累积多少岁月、不断重复去塑造、去强化，才能造就一个城市与众不同的特殊性，让人们一旦想到这个城市，便会浮现某种明确的意象？台北灯会几乎要做到了，却因执政者其他的考量而执意切断。
灯会移师高雄的影响，绝不只是让台北人在年假期间少了一个热闹去处、让高雄爱河更加光采而已，这意味着一个粗糙、甚至粗暴的思维以及做事手法正在操控台湾，人们似乎并不在意如何借助时间演进之力，定义一个城市、让人们找到一个城市之所以必须被认识与记忆的理由；这样的事情，将会层出不穷，灯会，不会是孤例。因此，也许我们应该认真观察，未来，政治人物还会如何继续努力模糊化城市，让我们有了愈来愈多“看不见的城市”。
而将灯会移师高雄，也并不能彰显所谓的南北平衡，这意味着，政治人物既不理解，传统仰赖时间的累积，也暗示着他们创意的枯竭－如果真的觉得南北平衡是重要的，为什么不为爱河量身订做更合适的活动，而非要中断某一种习惯、中断某一个城市好不容易可以累积起来的形象与意象呢？
政治人物不懂得善待并且尊重城市，台湾各个城市的论述权力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资源，掌权者以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对霸道让城市的面貌，忽忽而变，毫无章法地改变。
最近《亚洲周刊》做了一个专题报导，说上海人现在有很高的“城市自信”，这股自信支持着上海人向前冲、冲、冲；也许此刻，我们的执政者该花多一点心思与创意，设法提高我们的城市自信吧。这样，也许我们就不会巴巴地问一位作客的创作者，要如何书写我们！
(转自中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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