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7日電】香港信報2月6日評論文章：在沒有更好的選擇之下，「一國兩制」不?偕靋輕鉽鴞釭懋|制度的較好构想。但香港原來的法治、自由制度是否可以五十年不變，港人對「一國兩制」有無信心，仍有待時間的考驗。近期陳方安生的辭職，關于法輪功的言論卻使人有自由度被壓縮的焦慮，興起對香港自由危机的憂慮意識。
在香港傳統主派、新左派中，有人聲言尋求人大的支持取締香港的法輪功也有人說，法輪功的活動涉及「中央事務」，言下之意是在這方面中央有權干預香港特區政府。特區政府一官員則說，法輪功的活動「對准中央」。這三种觀點恐會削弱人們判「一國兩制」的信心。
●不能剝奪港司法權
關于香港法輪功的活動，原是茶杯里的小風波，把它無限上綱到政治層面，加上特定的政治標簽，只能使人怀疑宗教信仰自由受到政治的壓力，有損香港的國際形象。
對香港居民參加法輪功的活動，應嚴守政治与法律的分際，北京對法輪功的政治裁判是就它在中國大陸的活動而言港府對待本地居民參加宗教活動，則應依香港的法律行事。即使法輪功像北京官方說的罪惡滔天，香港居民參加法輪功的活動，如果只是宗教修練、聚會或已辦理申請的請愿，沒有違反法律的行為，港府應讓他們享有信教信仰的自由。這种依法行政、依法司法，雖与北京的政治裁判不一致，但港府不應受到政治壓力而放棄維持宗教信仰的自由、放棄香港獨立的司法管轄權。
香港居民參加法輪功的活動．如有違背法律的行為港府大可依法采取行動。香港居民參加本地宗教活動是否合法或非法，其司法管轄權在香港，而不在中國大陸，北京不應也不能以政治壓力剝奪香港獨立司法的管轄權，或影響香港的司法獨立．這是實施「一國兩制」的一大前提。
前面說過香港法輪功的活動只是茶杯里的小風波，北京應信賴特區政府能依法行事。提請人大或國務院「過問」而迫使港府取締法輪功，是對港府的不信任，更動搖香港的法治体干。
把香港法輪功的活動上綱到「中央事務」是万万不可。此例一開，香港還有什么事不可以上网到「中央事務」而提請中央干預。
按基本法的規定，只有國防和外交是「中央負責」的范圍，「一國兩制」政策的主導者鄧小平及執行者朱熔基、錢其琛等都曾表示不干預香港內部事務。香港居民參加法輪功的活動，是否違反社團注冊法，是否触犯刑事法是在香港的司法范圍之內．絕不能因為他們的示威是抗議中央政府就說成是中央應插手的「中央事務」。如按這种邏輯，香港傳媒、政經評論者批評北京的政策或議論某一比．一領導人，也可以上网到「中央事務」，并成為中央插手的籍口，香港還能有什么新聞、言論、出版自由？
香港某官員說，香港法輪功的人「對准中央」，所謂對准中央，是指示威抗議的行動，還是另有所指，不得而知。不過，去中聯辦示威請愿的不只是法輪功信徒，還有其他群体，只要他們的示威是合法行為，應享有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權利。和平表達意見不應視為對抗中央政府甚至是「顛覆」。
政府官員對于宗教界人士的活動．應以香港法律去界定，而不适宜使用泛政治化的術語。港府施政的原則應保持依法行政、公務員政治中立，這也是「一國兩制」的大前提。有這個前提，居民才有可能對「一國兩制」產生信心。
鄧小平在八四年時說「我們對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變，我們說這個話是算數的。」后來他又說「五十年只是一個形象的講法，五十年后也不會變。前五十年是不能變，五十年之后不需要變……這不是信口開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二六七)從他對「一國兩制」的詮釋可知，他和葉劍英、廖承志等擬定的香港政策取向，是比較寬松的。不過，政策的執行總會有一些障礙，其中极左言論影響了寬松氛圍的營造；不斷提請中央于預香港內部事務的聲音，使香港的政治生態起于緊張，難免使人有自由度被壓縮的失落感。
●干預特區必失信于國際
香港法輪功的活動引起爭論，原不足為奇。所幸的是北京高層人士并沒有表態支持极左言論，也沒有明說或暗示要干預特區政府處理法輪功的活動。朱錯基、錢其琛都是老練的政治家，應有長遠的政治眼光看待一時發生的小事，不致于因小失大，如北京常用的術語那樣「揀了芝麻丟了西瓜」。北京如果為了法輪功的小事而出面干預香港特區政府，無疑是不尊重香港的行政自治權，也侵害了香港的獨立司法管轄權。信賴特區政府依法行政、依法司法，才是上上之策。這如同香港發生小規模的示威暴力事件，警方大有能力平息局面．不需要駐軍插手，提請中央派駐軍上街，反而把小事化大，使香港人脆弱的信心崩潰。
「一國兩制」原有「忍」的內涵，如鄧小平所說「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党，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二二二)容忍中國大陸不能發生而不違反香港法律的事，就是「一國兩制」的寬容性。北京討厭法輪功堂三是一回事，香港居民在香港參加法輪功活動是另一回事，只要宗教活動不違法就應寬容.
<<論語>>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康熙帝說，「一事不謹，則貽四海之憂。」為了法輪功的小事而干預香港特區政府的行政自治權．必然失信于香港人，失信于國際社會。「五十年不變」是庄嚴的承諾，這承諾的后面又有為台灣「示范」之想，北京領尋層能不以宏觀的視野權衡利弊和得失而行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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