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2日訊】為了改善外界對中國的印象，中國政府鼓勵外國人到中國去親眼看看中國的發展，但是，顯然，政府不歡迎尖銳批評或直接指出中國問題的人士。美國的一些中國問題觀察家認為，多年來，中國政府對外人展示了笑臉，歡迎大家親自到中國看看，親身体驗一下中國的生活，但是，對于一些旅居美國的中國學者或知識分子以及美國知識分子來說，中國的大門，并不是對他們敞開的。洛杉磯時報的中國問題觀察家孟杰慕曾發表專欄文章說，如果對中國政府批評太激烈，那對不起，你就不在邀請之列。
記者曾報道了中國老記者作家劉賓雁，原中國社科院馬列所所長蘇紹智以及南京大學教授郭羅基有國難歸的無奈心態。但實際上，對于一些研究中國的美國教授來說，他們更是渴望能到中國，實地研究他們的項目，起碼對中國有一個感性的印象。
最近因為編輯出版[天安門文件]而成為新聞人物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漢學家林培瑞教授(Perry Link)，以及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問題學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實際上，他們在出版此書之后，能否進入中國，就成為一個不言而喻的問題。
林培瑞教授，早在1989年就成為中國知名的美國教授。他曾經陪同方厲之教授在“六四”后進入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在方歷之‘事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盡管發生了‘六四’這么大的麻煩，但六四后，中國政府并沒有因此而把林培瑞拒之國門之外。在九十年代初期甚至中期，他一直可以進入中國：“1993年，94年，95年，一共去了六趟。1994年夏天，我們學校在那里辦一暑期班，訓練美國大學生中國話。我當了一個暑期的班主任。”
林培瑞教授說，一直到了1996年，他有一次在美國得到簽証，但在北京首都机場被赶回來后，就再也不能去北京了。
同林培瑞相比，哥倫比亞大學的黎安友教授，好象運气要好一點。他去年夏天還到上海參加了一個為期三天的學術會議。這是他多年來第一次得到進入中國的簽証：“到了2000年，我在五月又接到邀請，也得到了簽証，后來就去了上海。”
黎安友說，這個會議是盧森堡一個研究所，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國際和歐洲研究所等單位聯合召開的。會議討論的主題是：“中國人的活力”。黎安友進入中國，只是在上海停留三天，沒有到任何地方。黎安友說，他得到批准參加這次會議，也不容易：“黎安友說，是的，他們邀請我，必須得到上面的同意。他們在內部也的确有很多爭議。盧森堡方面堅持請我參加，上海方面只好同外辦商量，最后終于得到批准。主辦單位他們通知我，為我申請簽証的确很不容易。但最后他們還是辦到了。”
黎安友教授在上海參加會議期間，見到的最重要的官員，就是中國著名兩岸問題專家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章念馳。章念馳再度跟黎安友闡述了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
黎安友的中國之行，可以說是順利的，他并沒有遇到什么跟蹤或者搜查這樣的事情。但林培瑞95年在北京辦美國學生夏令營結束后，也就是他最后一次离開北京的時候，遭到麻煩。在首都机場出境時，几個國安部警察，用了大約二十分鐘，徹底搜查了林培瑞的行李，但什么也沒查到，讓林培瑞有惊無險地回到美國。第二年，1996年，林培瑞拿到簽証到北京，卻在首都机場入境時被阻攔，然后赶回美國。從那以后，林培瑞再也沒有机會進入中國。他估計，這次“天安門文件”出版發行后，中國政府更不會歡迎他了。
黎安友教授為李志綏醫生的“毛澤東醫生回憶錄”一書寫了序言。該書出版后，他進入中國就比較困難了。其實，當年他還接到中國對外友協的訪華邀請，但沒有得到簽証，無法成行。1997年，他再度得到上海某研究所邀請到上海參加會議，但仍然沒有得到簽証。
黎安友曾在1995年到過中國兩次。他認為自己沒有在中國不許入境的“黑名單”上。他說，“六四”以后，他經常去中國，直到李志綏的書出來后，中國的大門，才對他關閉。
中國駐外机构，不發給這些“批評人士”簽証，理由是什么？林培瑞教授說，他不知道有什么理由：“沒有理由。什么都不說。有一次回函說了一句英語：Your application is not approved.沒有說明理由。后來我經過几個渠道，通過朋友去問，回來的理由是一樣的‘林培瑞自己知道，他自己明白。就這么個說法’，但我實際上真的不明白。我不知道，我做的到底錯在什么地方了，引發了這樣的問題。”
林培瑞教授目前正在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為[天安門文件]中文版的發行，舉行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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