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老夫子曾曰：“人之初，性本善”。可見有些宵小之徒并非自一出娘胎便象現在這樣見利忘義，為富不仁，只聞銅臭，毫無人味。其實，人作為社會之一份子，除了食、色和阿堵物之外，總還應有些禮義廉恥和道德良心。信神、信佛的人固時時要記著“舉頭三尺有神明”，就是不信的人，也總要顧忌“傷天害理”、“無地自容”之類。當然，人性墮落者并不受此限。
人性的墮落，并不僅限于統治階級。因為，治人者終究是极少數。如無被統治階級多數人作基礎，他早就一個跟斗從云霄中跌了下來，變得“核”非“核”、“心”無“心”了。有人說：有什么樣的人民，就有什么樣的政府。這話并不全對，應當說，除了專制國家和殖民地國家之外。因為，在專制暴政和殖民統治下的人民，只有被鎮壓和被奴役的命運，而無選擇國家領導人的權利；而在高懸在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劍的寒光下，敢于不顧一切，舍命抗爭的唐．吉柯德們，畢竟是少數。你不能要求人民赤手空拳地對著武裝到牙齒的法西斯匪徒們、對著坦克和達姆彈衝鋒；或者在一個特務橫行、冤獄遍地的時代，都去做張志新、做遇羅克、做林昭……
然而，在海外如歐、美這樣一些有充分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國度里，竟還有人昧著良心，為一個他們所并不愿接受的專制政權涂脂抹粉、評功擺好，將中國人的聰明才智發揮到极限。譬如，利用美國結社自由的法律，拉上2、3人便可注冊成立一個“同鄉會”、“促統會”之類；或乘著美國新聞出版自由的方便，辦一個獨家小報，不須數日，即儼然成了“僑社領袖”和“報社老總”，然后再持此名帖前去中共領館密報，申明其“愛國反獨”立場，從此便可在“經濟改革開放”中分得一杯熱騰騰的血羹。此生財之道一開，令“愛國僑領”們眼紅心熱。如同當年紛紛上街抗議“6．4”屠城一樣，有些人現在又競相奔走在“反獨促統”的統戰跑道上，甚至 腆著臉打出“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大纛，攻擊“6．4”殉難者，誣蔑民運人士，批判法輪功以向中共領館示好領賞。更有甚者，竟利用兩岸50多年的隔閡，造謠生事，火上添油，逢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把兩岸政府當作“凱子”，兩邊都撈好處。這种發國難財的政治奸商們，如果是真地忠党愛國倒也罷了，惜乎說穿在他們的內心深處，只有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的考量，只有“錢”和“權”的無恥苟合——人性的墮落莫過于此。
其實，為錢而侈談“革命”、“愛國”的，歷來大有人在。中山先生起事前后，常有張三、李四、王五麻子來找他，信誓旦旦地聲稱如何擁載他，追求革命；吹噓自己有多少實力，即刻便能拉起Ｘ團、Ｘ師的隊伍去打倒列強、除軍閥，而万事俱備，獨缺軍費、糧餉。結果，錢一騙到手，人也隨之失去了蹤影，成了“革命黃鶴”。
据許家屯的《香港回憶錄》披露：改革開放初期，有相當多的人挾此風潮到內地朝圣，并紛紛自稱為蔣家某人的代表，前來為兩岸關系穿針引線，進而在中南海撈到了不少好處。有許多華裔教授，僅僅因為在美國任教，雖無學術成就，但有統戰价值，也能通過他們在香港所開設的私人空殼公司，每年從北京冤大頭處獲得巨額“研究經費”。至于到底在研究些什么，則只有天知道了。
以上兩例如尚無确切的“錢”數令人折服，則以下還有更精彩的兩例以饗讀者：其一，香港的《天天日報》當時的發行量僅次于《東方日報》和《成報》，擁有一定的讀者群。其董事長劉天覺辦報有名無利，遂心生一計，故意在社論中天天支持中方，頗獲新華社香港分社之青睞。深圳特區成立伊始，劉董即在世人皆存觀望的形勢下，北上響應作小額投資，被趙紫陽稱為“最勇敢的人”。其榮譽和歷史定位當遠在魯迅先生所言“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之上無疑。但就是這一位最勇敢的騙子，不久即以財務周轉不靈為由，找新華分社作擔保，向中銀貸款3,000万港幣。但錢一到手，劉天覺即杳如黃鶴。新華社香港分社也就成了“最勇敢的擔保”，從此，有好長一段時間坐在《天天》內，天天望穿眼了。其二，新華分社屬下的某鑫隆公司，在內神通外鬼的情況下，被“客戶”輕而易舉地騙走200万美金，再加上股票損失，共計虧損1,000多万美金，折合港幣8,000多万之巨。
但如与著名的王光英未來的孫婿張少皇相比，以上兩例中的金光党徒，又堪稱是小巫見大巫了。張少皇通過宋慶齡基金會分會會長康克清，捐了200万港幣給中國儿童福利基金會，從此聲名大噪。而“慈善家”的頭銜，又幫他順利騙取了遼宁省駐港某公司2億港幣——轉手之間便“賺”了19,800万港幣。而上述奇聞數据，僅只是中共在歷年統戰工作中被統戰對象們作掉的九牛一毛。如全部事實真相徹底揭開，又逢夢龍再世，當可作《新三言兩拍》、《新三言兩拍續》、《……又續》、《……再續》……并由其子孫們一直“續”下去，最終發展成一跨國“馮氏拍按警奇公司”也說不定。
當披著“愛國”外衣的螞蟥們成群結隊地瘋狂吮吸著中國人民的鮮血時，墮落的人性与嗜血的獸性之間的區別又在哪里呢？（2001年1月7日于芝加哥）
(轉自<<民主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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