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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7日訊】 洪武三十五年，燕王朱棣打著“清君側”的旗號，率領“靖難”師南下，軍師道衍送至城外，在馬前向他跪拜：“臣有密事一件相托。”燕賊問他何事。道衍說：“文學博士方孝孺，素有學行，城破之日，必不肯降。殿下萬萬不可殺他。殺了方孝孺，天下的讀書種子就絕了。” 等到朱棣稱帝，要方孝儒起草即位詔書。台州人方孝儒不願做禦用文人，不願當那高舉合法性火炬入場的運動員，狂草四字：“燕賊篡位”。這四個字，就掀起一場震古爍今的文字獄。株連十族，僅磔殺于市的罪犯即達八百七十三人，至於謫戍荒徼者更不可勝計。
以言獲罪，從古至今，算方先生的骨頭最硬。道衍的話也算得上一語成讖，天下讀書的種子果然就從此而絕。方孝儒才是真正的最後一個儒家。明以降，哪里還有這樣的人呢？
“在專制和大衆的刀俎之間，個體的生命是何等的渺小可憐”。《書屋》主編周實先生的歷史短篇小說系列《刀俎之間》，以內熱外冷的筆法，挑選了十名死於刀俎之間的人物（商鞅、李斯、司馬遷、戚姬、甄洛、方孝孺、屈原、袁崇煥等等），以他們分別致死的十種酷刑（人彘、鴆與綾、炮烙、族、定殺、腰斬、宮、淩遲、轘、殛）爲題，向我們展現了五千年的另一種吃人的歷史。這種吃人與儒家禮教無關，也就與魯迅先生所言的“吃人”不同。五四對於國民性的批判，固然是緊要的。但是五四除了後來的胡適，包括魯迅，都沒有將矛頭指向吃掉方孝儒、吃掉天下讀書人種子的那種力量。那種力量可以容忍蕩婦、容忍不肖子、容忍一切喪德敗倫的行爲，就是偏偏容不得異己的思想，容不得“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從腰斬到宮刑，天下的讀書人原配的種子既然已斷，剩下的都是良種。而即使是這良種，那種意欲萬馬齊喑的力量也還是斷斷不肯放過的。一切變異和進化的可能性，都在不停斷地被扼殺在萌芽狀態。而今天天下讀書人的種子還剩下什麽呢？當然並非某一個人，在我看來，這種尚未完全熄滅、而正在繼續熄滅的種子，就是被稱爲“另一個政府”、“第四産業”或“政府的第四部門”的現代傳媒空間。尤其是艱難的保持著大衆和知識份子良心及批評精神的報刊。
在我剛剛讀完周實先生的這個短篇小說系列的時候，正是國內報刊業面臨又一次被整肅的關頭。《南方周末》的事件方才讓人們的熱血短暫沸騰，儘管南方周末近年的某些轉向（尤其在1998年第一次被整肅之後）已經開始讓部分人對他不滿，甚至已經讓他部分地喪失了曾經代表著中國新聞界僅有良知的立場，但他的第二次被整肅，還是讓我們無法不對此唏噓不已。因爲這是專制力量對於自由言論的一次宮刑。有人這樣說過，即使南方周末已經墮落爲嶽不群，他也至少爲中國培養出了千萬個令狐沖。更何況，這一次不是揮刀自宮，而是人爲刀俎。
在得知南方周末的遭遇，主要來自於湖南省委對其報道的一份密折時。我就立刻想到了在湖南省委卵翼之下的《書屋》雜誌。這一份被稱爲“最有血氣的新銳讀書雜誌”，在近年的國內思想界、讀書界影響越來越大，這與主編周實先生的努力和思想傾向密不可分。湖南，這個始終讓我敬仰的省份，一個有著與至高無上的“龍”格格不入的的九頭鳳凰的三湘之地。有人說，欲滅中國，必先滅湖南。如果說天下讀書人的種子只剩最後一顆，我寧願相信是在湖南。但是就在我剛剛讀完周實先生的〈刀俎之間〉時，我得知了一個似乎先有著不祥預兆的消息，〈書屋〉編輯部也被整肅，主編周實先生去職，被調往湖南省出版集團資訊中心資料室工作。繼任者尚未確定。
我已經不敢相信這是一次正常的調整。慘遭兩次宮刑之後的南方周末我已經不再買再看了。在失去一份無法替代的中國最好的報紙之後，難道我們又將失去一份同樣無法替代的言論空間？“血性”和“新銳”即將成爲過去時嗎？在此之前，〈書城〉也停刊了，〈中國社會科學季刊〉也停了。在更早之前，還有〈方法〉、〈東方〉，更早的還有〈世界經濟導報〉。我們失去的難道僅僅是幾份刊物嗎？我們失去的是天下讀書人的種子。〈方法〉停刊的時候，果然萬馬齊喑，那些忝列編委會和顧問委員會的學界袞袞諸公，竟然沒有一個人站出來說話。
以前的停刊比如是腰斬，現在對南方周末、書屋的所謂“調整”，就比如是宮刑。其間也反映出當局在處理一些影響較大的媒體時，多少對於輿論有著一定的顧忌。但是最重要的還是當局對這些有巨大影響的媒體的利用企圖。因爲最好的結果就是讓你的反對者公開懺悔，公開倒戈。而且這種對於傳媒的“宮刑”，在我們今天的體制下，有著一定的合法性。你甚至不能拿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來反駁。因爲傳媒都是國有單位，人家政府是作爲老闆在行使董事長的職權而已。換人撤人，吹皺一池春水，關你老百姓屁事。
前兩年的〈經濟消息報〉産權糾紛案，就足以說明問題。今天中國的法律制度，在市場准入上，依然不允許私人資本的介入。換句話說，就是你的言論自由，僅僅限於如果有一個說話的地方（媒體），你可以去那裏說話（小心翼翼的）。但是如果沒有那樣一個地方，而你想自己創辦一個說話的地方，對不起，你就是違法。
〈經濟消息報〉是一家國家沒有投入一分錢，全由私人辦起來的報紙，近年來頗有影響，效益也不錯。後來發生産權糾紛，官司鬧到有關部委。有關部委聯合發文對這個案子的意見是（大意）：在今天，一切新聞單位都是國家單位，一切私人的實際投入，都只能視爲對報社的借款。一句話，就把公司法的原則給否定了。
而這就是“宮刑”的來源，一切新聞單位都是國有單位，要怎麽過搞都是國家的事，國家對於資訊和思想的控制，就成爲了投資人對於公司業務的控制。這是在實際上造成政府壟斷媒體和公共言論空間的一個根源。只要在新聞媒體上對於私人的市場准入不放開，就沒有真正的言論自由，就沒有真正的公共空間可言。就可以由中共宣傳部門作爲所有者的代表行掌一切媒體的生殺大權。
兩百年前，傑斐遜說，“資訊是民主之源”。當他對政見相反的聯邦黨人的報紙感到不安的時候，他的做法既不是腰斬，也不是宮刑。他的做法是另辦一份共和黨人的報紙。面對異端思想，佛蘭克林·羅斯福選擇了無線電廣播，約翰·F·甘乃迪選擇了電視。而一切獨裁者總是嫌麻煩，並且心虛，所以他們的選擇往往在刀俎之間。
我呼喚不遠的未來有更多的〈書屋〉、〈方法〉和〈南方周末〉。而且我希望這些〈書屋〉、〈方法〉和〈南方周末〉們都是私人辦的，我希望言論不一定非要苟活於當局的卵翼之下。我把這種希望首先放在今天的網路上。
當言論僅僅被資本家的利潤左右的時候，我們至少不會坐牢。
如果還有比這更好的情形，請相信我，那也一定是在更前面，而不是更後頭。
（最後一句話說給李憲源先生）
2001-06-16于包家巷
——《世紀沙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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