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5日訊】近年來，隨著改革連同經濟發展的步伐一同放緩，“漸進”改革幾有“不進”的危險，許多學者同仁禁不住發出“改革爲何改不動”的疑問和憂思。改不動，不是因爲改革的阻力太大，這些阻力是一直就有的，並非今天才出現。即使有些阻力比以往張大，但改革的進程卻不是靠阻力來決定，而是靠其動力來決定的。只要推動力足夠強大，那些貌似不可征服的阻力也會迎刃而解。君不見鄧小平南巡短短的一篇講話，立使梗結數十年的反改革堅冰土崩瓦解。因此，目前改革的問題也不是出在一直就有、現已被改革進程大大削弱了的來自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上的阻抗，而是改革本身的動力不足所致。
如果說改革的動力可以表現爲一種自上而下的拉動、也可以是一種自下而上地推動的話，那麽後者無疑起著更爲決定性的作用。二十餘年經濟、政治改革的方式、成就和意義決非幾個紅頭文件所涵蓋得了的。從聯産承包責任制、鄉鎮企業、村級選舉、勞動力自由流動，哪一樣不是農民自己先發明、而後領導才認可的？有了甘冒殺頭坐牢的危險也一定要“包産到戶”的農民，改革何愁不進？
而目前改革的問題也恰恰出在底層民衆對改革缺乏熱情這一點上，即通常所說的政治冷漠，它使得改革、特別是政治改革失去了前行的衝動。
一
日前，中國人民大學在北京進行了有關“北京市居民社會政治文化”的抽樣調查。調查發現，在被訪者當中表示關心政治（其中稱“非常關心”及“關心”）的人只有百分之六十五點一。較十年前大幅下降了二十一點四個百分點。從年齡上看，青年人比老北京人更少關心政治及談論政治；從職業上看，農民、私營及個體勞動者、企業職工對政治的關心程度最低。分析特別指出，北京高校學生一向以政治熱情和政治敏感而著稱，但這次的調查卻顯示，現在的北京高校學生被歸入了政治冷漠的一群。北京可以說是全國最關心政治的城市了，其他城市、農村可以想見。
其實根本用不著什麽資料來證明，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就可直接感受到政治冷漠化的普遍心理氛圍。整個社會對商業和金錢的極度追逐、正義和理性聲音的窒息、對貪官酷吏的容忍和欽羨，乃至生活中對社會不公的逆來順受，似乎都回到了龍應台追問“中國人，你爲什麽不生氣？”的年代。而青年一代對當代史的驚人無知和漠不關心已成爲標榜清高的時尚，令人扼腕。對現實視而不見或故意遺忘歷史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道風景。
至於曾經領整個社會風氣之先的大學，如調查中所顯現的，也正在失去它當初最可寶貴的精神。有一位學者曾說道：“當代的大學生是百年來最消沈失落和玩世不恭的一代學人。大學不再是傳播知識、思想的園地，也不再推動時代和社會進步。”在此環境中，幾乎很少有學生對國家大事和社會形勢感興趣。儘管各大學依舊推行"馬列主義"和"思想品德"的政治必修課，卻恰是令所有學生最不滿和最委屈的課程，只不過爲了張文憑而被迫學習和應試。真誠地探討政治問題和政治理念，不怕犧牲、一往無前的政治熱情，這些可能永遠屬於八十年代的品質；以及爲不同的理念爭論得面紅耳赤、幾揮老拳的景象恐怕再難得見了。
二
當然，對政治的冷漠態度不能否認其蘊涵著某種歷史性的進步。即人們對極端化、過度的意識形態渲染的反感和疏離。如文革中那種人爲的政治狂熱和強迫性的過度政治參與現在已被人們所拒斥（雖然在某些領域、某個特定時期不排除其變本加厲的可能），脫離實際的灌輸式思政活動被人們看穿和杯葛。這並不是壞事。
但另一方面，政治冷漠的背後則是對現實政治責任感的弱化，人們拒絕爲國家的命運負責，甚至拒絕爲自己負責。
有些學者恐怕會認爲這種現象也是好事，至少保持了社會穩定。但這是一種怎樣的穩定啊。如果一定要說政治冷漠合理，那也不是這種冷漠法。
此種政治冷漠和民主成熟國家的政治冷漠不同。後者所表達的是人民對現存政治體制、政治精英的認可。如美國在經濟連續八年大幅增長、政治穩定的情況下，選舉投票率卻連年下降，甚至總統大選的投票率一度不足50%。並不能證明民衆撤消了對政府的支援，而正象民衆自己所表達的，對政策決定表示基本滿意和放心、無須過多的關注和投入。此爲“沈默的大多數”式的支援。從代議制的角度來看,政治冷漠亦有緩解政策調整所引起的震蕩，防止過度參與、維護憲政體制的重要功能。一句話，一個成熟穩定的社會不需要更多的政治激情。
但中國如今的政治冷漠現象是發生在社會急劇轉型的關鍵時期，一切、包括已取得的改革成果都還遠在未定之天，亟需底層民衆的推動力甚至壓力才能達至目標。處在這種情況下的冷漠包含著對政治體制的離心離德。當一個社會所有重大問題的癥結都指向政治領域，只有政治改革才能爲其開闢出路時，人們對政治和政治改革的冷漠決非吉兆：
對整個社會改革來說，喪失了改革的衝動並不意味著現存改革成果的保持，而是恰恰相反。因從傳統到現代化，這是一種有進無退的改革，直至達成其全部目標。只要看看現在印尼、菲律賓、及當年的伊朗，皆因改革長期停滯不前而引發的大規模社會動蕩就會明白，深化改革實際上就是改革本身得以生存的唯一手段。
對政府統治來說，政治冷漠不但會帶來政治道德滑坡，還暗示著人們一種潛在的離心傾向、不信任感的加劇。對政府的權威、政策執行，甚至政府的合法性本身，都提出了挑戰。
對當下所面臨的社會問題來說，喪失了自下而上的改革衝動，同時也就喪失了解決重大社會問題的勇氣。包括腐敗、政府低效、專制酷吏、司法不公在內的問題，如果不是全社會的政治參與、政治監督，幾乎永無解決的希望。
對保持冷漠的社會群體自身而言，政治冷漠預示著一種毀滅性的危險。正如社會學家們所指出的，所有社會利益群體都是休戚相關的。拿知識份子群體來說，它們的職業就是說話，就是“不冷漠”。如果當農民受苦時他們不說；工人下崗時他們不說；弱勢群體求告無門時他們不說，當輪到他們自己時，又會有誰替他們說話？
唯物史觀認爲歷史是由人民群衆創造的。但如果人民在歷史中缺席呢？
三
可如果一定要說今天的人們是處於完全的政治冷漠之中，似乎又不儘然。要不怎麽理解這幾年來高漲的反美激情和民族主義示威呢？
民族主義者的感情無疑是真誠的，我能夠體會得到。兩年前的"5。8"反美大遊行中，我當時就走在隊伍的最前列。但見群情洶湧、激憤昂揚，有的女生甚至淚流滿面。這是何等可敬和動人的場面啊。但我總在想，如果他們不是面對毫無還手之力的美國大使館，而是在面對掌控權力的腐敗官員、手眼通天的造假奸商，乃至整個體制中的弊端時也能如此大聲地說“不”，那怕音量只是前者的十分之一，又該多好。但恰恰是在這些"該出手"之處，鮮見有人“出手”。魯迅有言：“強者憤怒，抽刀向更強者；弱者憤怒，抽刀向更弱者。”我們所謂的政治冷漠，並非真的冷漠了，而是一種有選擇的冷漠。選擇的依據，則是以“不冷漠”是否會帶來風險爲考量。 作爲一個總是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這樣想當然無可厚非。但問題是，體制、環境、觀念乃至歷史本身又該爲造就經濟人這樣無可奈何的選擇負上什麽責任？爲什麽在總是在最需要怒吼的地方卻萬馬齊喑、在另外的場合卻過度參與甚至失控？似乎熱不熱情、冷不冷漠是可以被人爲操縱的？
這一切暗示著：我們今天所面對的政治冷漠化現象，無疑是有著更深層、更複雜的國內原因。對此可從國家和社會兩個角度進行關注：
從社會層面來看，缺乏足夠的利益驅動，恐怕是人們對政治和政治改革不“感冒”的內在原因。
和參加經濟活動一樣，人們參加政治活動也是爲了本人或其所代表階層利益的最大化。但可慨歎的是：一方面，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任何一個社會階層能從政治的變化中獲得直接明顯的好處。 另一方面，對可能失去利益的恐懼又使其逡巡不前。
就勞動型利益群體而言，工人農民對於經濟改革和自身經濟狀況的關心要遠遠超過政治體制改革，他們目前最迫切的問題是解決經濟發展放緩對他們收入水平、消費能力、福利保障等方面的衝擊。政治層面的變化對其影響顯然是間接而不確定的。如果說對於政治體制有所期望的話，也更多的是希望現有的政府是一個能保護他們利益、穩定他們生活的有權威的政府，而對於政治改革則難以認清蘊藏於其中的政治利益，因而更像是局外人。
私營經濟是在政府的寬鬆政策和扶植下發展起來的，但是他們也當認識到，在一個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銜接尚不緊密的市場經濟環境中（如80年代），他們的發展空間反而更大一些，如果政治和經濟運行方式都走上正軌，那麽他們奇迹般發展的機會無疑會大大減少。更不要說那些依靠官商勾結而獲高額灰色收入的人群，堵死了政治體制中的漏洞，無疑是等於宣判了他們致富生涯的結束。
幹部群體作爲每個個人來講，政治體制改革給他們帶來的現實衝擊要遠遠大於將來可能會有的好處，在如政府機構改革等舉措中，幹部群體甚至要做好犧牲某些利益的準備。由此可見，雖然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人人皆知，但這並不能構成改革的現實動力。現實的動力必須來自現實的利益。正是由於缺乏這種利益上的共識，深刻而持久的政治熱情無從發生。
但各社會群體意識不到其自身的政治利益，並不意味著這種利益就不存在。政治意識的覺醒是一個社會動員的過程。當現代化帶來經濟發展、城市化、文化和教育水平提高，以及傳播媒介的普及時，都會增強人們的利益意識覺醒和期待，假如這些期待得不到滿足，就會激發個人和集團投入政治。中國社會也決非從一開始就墮入冷漠走不能自拔，整個80年代的政治激情就是明證。這種激情的人爲中斷表明，社會對政治的冷漠其實也是一種無奈的選擇。
四
對於政治冷漠現象，我們首先必須要承認：人們有選擇對政治不感興趣的自由。這是一個多元發展時代的正常表像，也是公民權利和自由的題中應有之意。但同時也必須認識到，對政治是熱情還是冷漠，只能是人們自己在沒有外在壓力的情況下自由作出的選擇。任何人無權替他們選擇。強迫公民去參與它並不熱衷甚至反感的政治活動，和禁止公民參與和他切身利益攸關的政治活動，不但是對公民權利的蔑視，同時也是對公民參政熱情的傷害。
從國家層面來看，政治冷漠有著一系列體制性原因：
首先，國內政治遲遲不能提出一個總體的發展目標，使政治改革、政治情緒失去了方向感。當人們都不知道改革將意欲何往時，如何能對一個無法確定的東西産生熱情和忠誠？
經濟改革明確了打破計劃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促進經濟繁榮的目標，所有措施均圍繞它進行努力和探索，所謂“心往一處想，勁往一塊使。”因此人們心氣高，收效也大。美國大使館也是一個具體的目標，無論是扔石頭還是喊口號都有了著落。但政治改革則除“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建設” 這個過大、過模糊的提法外，一直沒有提出明確的目標，或不斷改變本已提出的目標。使人們無所適從、如履薄冰。在探索創新可能付出不菲代價的威脅下，認同現存的政治體制就成了最安全的選擇。消極、保守的心態實際上是源於一種對前途認識不清的迷惑。
改革是一個互動的過程，按《雍正王朝》的說法，“有時民意能影響天心，但有時天心也能影響民意。” 如果改革目標清晰、改革者態度明確，則改革進程就會避免出現失重的狀態，人們的政治情感、政治心理才能有一個立足點。
其次，權力壟斷造成的政府和民衆、上層和基層之間的鴻溝，是直接現實的體制原因。
去年，多家報刊都曾報道過山西臨汾的賄選事件。原山西省吉縣某鄉黨委書記姜建仲，給一些人大代表每人送500元現金，讓代表聯名推舉他爲副縣長候選人。共有39名人大代表收受了1．95萬元現金，使其競選成功。
但記者採訪所采出的問題卻是：代表收受“賄賂”的深層原因竟然不是對金錢的熱衷，而是對選舉的冷漠，即“投票給誰無所謂，如果有人‘意思意思’，就順水推舟投他一票”，是他們真實而普遍的心態。按代表們自己的說法：“我投誰的票對選舉根本沒什麽影響，最後誰當選，還不是由上面定。”說明事實上剝奪了代表投票功能、降低了其投票意義的體制已經多麽大地傷害了代表們的感情。以政治權力來左右選舉和以金錢賄賂來左右選舉，很難說誰更高尚一些，但卻同樣該爲由此所産生的政治冷漠負責。
另外，許多人解釋政治冷漠現象時認爲是出於歷史、文化、甚至教育方面的原因，如中國歷來的精英主政傳統，所謂政治乃“肉食者謀之”，使人們認爲國家政治與己無關。其實說到底還是專制統治、權力壟斷的産物。
此外，對公民政治權利的漠視和參政渠道的堵塞也極大地挫傷了人民參政的熱情。
半個世紀以前，毛澤東在回答黃炎培如何跳出朝代敗亡的“周期律”的問題時，就已認識到，“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是民主。只有讓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賦予公民以民主權利，是解決歷史和現實問題的要害，這是党的領袖們早已意識到了的。
而現在的某些學者、政府部門卻總是在其有所需要時才叫嚷著要群衆履行公民的義務、承擔公民的責任等等。此種做法不但與當年紅色領袖的本意相差甚遠，甚至已背離了當代的《憲法》原則，即，“公民的權利義務是平等的，享有相應的權利，同時承擔相應的義務。”如果不享有權利而去承擔義務，那麽這種道德要求本身就是邪惡的。它相當於讓人承擔奴隸的重壓同時又要有公民的熱情和積極性。這又如何可能？正是先有了某些部門對公民政治權利和自由的漠視，而後才有公民對政治生活的漠視。
近年來對農民“集體上訪”的粗暴禁止甚至打擊報復的相關報道屢見不鮮。新聞媒體受到地方勢力的圍堵，甚至報道事實真相的報紙和記者也屢遭查禁和毒打的命運。人大代表因維護人民利益而被迫害的現象嚴重。正常而迫切的參政訴求缺乏有力的制度支援，參政成了一件要冒著生命危險的事，何談熱情？
至於長期以來一直抱有較高政治熱情的知識份子，包括高校學子，在參政的努力連續多年挫敗的情況下，亦轉而追求其他目標或縮回自身，“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春夏與秋冬”。也就是說，在許多人那裏，政治冷漠是因沈重的無力、無奈感，認爲社會弊端積重難返、政治參與亦無出路，才産生希望渺茫的消沈心理所致。
因此，不是對民衆一味的抱怨和指責，而是切切實實地調整政府對公民參政的態度和做法、落實包括參與國家管理在內的公民權利，才是當務之急。通過參與政治活動，人們自然會逐漸明白社會問題的癥結和自身政治利益所在，從而生髮應有的政治熱情。
五
對政治冷漠的客觀解釋就到這裏。但是，如果我們把道德的尺規稍稍提升的話，就應該這樣說，無論外在的環境如何惡劣，無論保持沈默多麽事出有因，一個人畢竟不應該逃避他自己時代的責任。“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每個時代都有它特出的英雄，如魯迅所言“拼命硬幹的人、埋頭苦幹的人。”此爲民族的脊梁。但一場偉大的變革決非僅有少數人的勇氣和犧牲就可成就的。即使他們有幸成功了，而我們身處發生偉大變化的時代卻無所奉獻、無所助益，甚至在他們拼盡熱血去爭取我輩的自由時仍漠然視之、甚或冷嘲熱諷，當我們享受這自由時又如何可以心安理得？
——轉自《問題與主義》(https://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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