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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5日訊】 美國之音記者木風報道，中囯共產黨在一片讚美聲中隆重地度過了它的80周年生日。 但是， 頌詞、 讚歌並不能掩蓋形勢的嚴峻。 共產黨面臨的最大威脅是什麽？中囯共產黨統治中國已經52年了， 而且看來還決心要永遠統治下去。 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建黨80周年的講話中再次告誡人們， 中國不能離開共產黨的領導。 他警告說，沒有中共的領導，中國會“成爲一盤散沙， 四分五裂， 不僅實現不了現代化， 而且必然陷入混亂的深淵。”
中國是否真的必須要有中共這麽一個強大的集權的政黨才能夠生存下去嗎？前中國國務院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咨觀點非常明確。
陳一咨說：“我不認爲是這樣的。 當然， 孫中山提出三個階段， 在落後國家走向民主， 要經過軍政， 訓政和憲政三個階段。 他實行軍政的時候認爲是一種策略和手段。 共產黨早已背離了共産主義創始人早期的想法。 先不說， 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和階級鬥爭的理論是多麽不正確， 但馬克思起碼說，共産主義是自由人的聯合體， 列寧也說沒有民主就沒有共産主義。 中國人有自由嗎？ 中國社會有民主嗎？他們是把馬列思想中最專制的東西在中國別加使用了。 統治人民的辦法就是用強力和武力， 用警察。”
前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主任阮銘也以他參預解決民族問題的經驗駁斥了江澤民的說法。
阮明說：“正好相反嘛。 80年代， 胡耀邦到西藏和新疆去， 西藏六條， 新疆六條， 當時的西藏人和新疆人都是非常願意接受的。 就是自己自治嘛。我也去了新疆， 維烏爾族人贊成胡耀邦的新疆六條， 贊成習仲勳的， 反對王震的鎮壓。動不動就殺新疆人。我們跟維烏爾座談過， 他們很欣賞新疆的政策。我到紐約後， 達賴喇嘛也找過我， 他也贊成胡耀邦路線。 不要獨立。 胡要把漢族撤除來， 他們在裏頭身體也垮了， 西藏人也不領情。這些問題恰恰是用獨裁暴力製造出來的。 ”
“八國聯軍”論愚弄人民鞏固統治地位
中共在解釋現代中國歷史的時候，習慣於把經濟落後歸咎於帝國主義的封鎖， 把加強新聞控制說成是防止國外敵對勢力對中國的和平演變。一些中國人也常常認爲，在經濟文化和教育發展程度不高和不平衡的中國，實行一黨專制有道理，實行自由普選的民主制度有危險。 究竟對中國自身發展威脅最大的東西是什麽？
Friedman: “China is more secure today than it ever have been in entire modern era. Truth is …..”
中國問題專家， 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教授愛德華．弗裏德曼說， 中國現在的安全環境是它當代歷史階段中最好的。 除了中國內部的發展變化以外， 沒有任何東西對中國構成威脅。 中國政府總是在盡力愚弄人民， 讓他們相信，外國都在威脅中國， 不讓中國人集中精力來解決內部的問題。 現在時代變了， 當年入侵中國的“八國聯軍”那些國家現在沒有一個打算要滅亡中國， 相反在積極歡迎中國加入國際社會， 實現共同發展。
弗裏德曼還指出， 中共建黨八十年發生的一個最大的變化就是自己對世界的看法也發生了180度的轉變， 由過去一直要革世界的命， 現今在要積極融入這個世界。 它最終認識到， 閉關鎖國， 自外於世界非但不能自強， 繁榮， 反而越來越窮， 老百姓越來越苦。 弗裏德曼說， 中共核心領導層其實也不相信“八國聯軍”還在， 他們突出外部威脅的目的不過是愚弄人民來鞏固自己的統治而已。
自身的腐敗才是敵人
前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在建黨80周年的時候用歷史事實回答了這個問題。
王若水說：“給黨帶來最大禍害的， 不是國民黨， 不是日本帝國主義， 也不是資產階級右派， 什麽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什麽修正主義， 什麽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什麽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都不是， 給黨帶來最大禍害的， 是党自身的左的理論和左的路線， 大躍進， 人民公社， 三年饑荒， 文化大革命， 幾千萬人死了， 這能怪誰呢？只能怪自己。這種左的理論和路線不僅極大地損害了黨， 而且禍國殃民。”
王若水對美國之音表示， 黨現在的敵人， 不是西方敵對勢力， 不是不同政見者， 不是法輪功， 而是黨自身的腐敗。
王若水說：“這個腐敗就象癌症一樣頑固， 威脅著黨的生命。 共產黨不是沒有懲治腐敗， 但力度遠遠不夠， 要能夠那出對付法輪功一半的力量對付腐敗就好了。”
求自由反專制， 求富裕反貧窮是人性的要求
前中國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咨也認爲， 中共面臨的最大威脅不是來自外部， 而是來自中國內部的制度性危機。
陳一咨說：“我們看到的經濟發展背後有嚴重的制度性衝突， 嚴重到市場經濟的發展已經跟這個制度不相容了， 會有大的危機。 但當改革要觸動當權者的利益， 特權的時候， 改革就會停頓。 在停頓情況下， 隨著周邊國家的發展， 特別是經濟全球化， 訊息全球化， 民主全球化的浪潮衝擊下， 中國就會有兩種前景， 一是共產黨改組， 二是天下大亂。加入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 社會多元化的進展， 和國際社會的變化， 共產黨能夠改組， 摔掉共產黨的歷史包袱， 利用共產黨的組織資源， 完成制度轉型， 當然是一種代價最小的方式。”
陳一咨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流亡海外的。 儘管他的老上級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和老朋友鮑彤至今還在軟禁之中， 但陳一咨對中國的前途還是抱有很大的希望的， 因爲共產黨裏還有很多象他們這樣的人。 他說，人們忘記六四， 沒有關係， 忘記60年代餓死人，也沒有關係。
陳一咨說：“但人要求自由， 反對專制， 要求富裕， 反對貧窮， 這樣一種人性的要求， 就使得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也必然成爲中國多數人所追求的目標， 中國一定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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