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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14日訊】 南丹事故當然是一件悲劇，不僅僅是那些死難者的悲劇，也是整個私有小企業的悲劇，這些企業僅僅由于他們小而私，就又一次被拉上了道德的審判台。從關于這一事件的一系列報道、評論中，我們又一次看到了公共輿論根深蒂固的所有制歧視，看到了那些自詡為社會良知的人士的理性的無知。我們看到，報刊上充斥著派往當地采訪的記者們職業的義憤：發生了這么大的災難，當事人竟敢對我們隱瞞事實真相，竟然拒絕我們采訪，竟然派人跟蹤我們，如此等等。
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從來只打蒼蠅不打老虎的中國記者，竟然也以無冕之王自居了，而且，他們的优越感，我相信，美國那些真正的第四權力也得退讓三分。如果一個犯罪嫌疑人，面對警察、檢察官、法官都有保持沉默的權利（在中國有些地方邁出了第一步），那么，一個企業，有什么義務向這些記者大人們的采訪提供各种方便？這些拿慣了紅包的記者大人以為自己是什么人？以為自己在為勞動模范寫表揚稿呢？一個企業，當然有隱瞞真相的權利，就像一個人有隱私權一樣。
但是我們的記者大人們出离憤怒了，于是，他們的比下，不斷出現种种諷刺挖苦之詞，于是，他們斷言這些企業家就是黑社會分子，是行賄者，是社會敗類，等等。
同時他們的矛頭也指向了普遍意義上的私人小企業，在他們眼里，似乎這些小企業就是制造災難的罪魁禍首。多少年來，我們看到的都是這种口气的報道。人們不斷地揭露私人小企業的工作環境是多么地差，工人的收入是多么地低，勞動保護是多么地薄弱，而工頭是多么地凶狠，企業家是多么地刻薄，官商勾結又是多么地令人气憤，如此等等。
然而，告訴我們這些到底要說什么？如果說我們的國有企業完美得像一朵花一樣，那我們可以接受這些事實，并且同意隱藏在這些事實敘述后面的強烈的感情傾向，然而，我們的國有企業果真像一朵花一樣嗎？那里的勞動保護又能好到哪里去？那里是不是也經常發生大型特大型災難、事故？那里工人的工資又有多高？那里的企業家便是天使的化身？然而，我們的記者大人面對同樣的災難，如果是國有企業，卻溫順得像條綿羊。
這种強烈的前倨后恭的反差也許并不難理解；他們本來就是權力馴服下的工具，他們被壓抑久了，需要有個地方釋放自己的正義感和良知，于是，他們听任自己的正義感和良知在私人小企業的災難中泛濫，在這里，他們從一只小虫子，邊成了呼風喚雨的巨龍，他們不知道，這种正義感片面的泛濫，只不過是給權力幫忙而已。
許多人自詡為社會的良知，然而，他們的良知，卻是有所選擇地釋放。同樣是需要良知，有的時候他們沒有、不敢釋放，有的時候卻是過度地釋放。他們的良知也是扭曲的。比如中國的某些環保人士。
就在南丹事件沸沸揚揚之際，不知是巧合還是有意，國家經貿委再一次下達了關閉五小企業的文件；我們仿佛已經听到了時下最時髦的環保人士的竊笑聲；他們認為這是他們、呼吁奮斗的結果。
這僅僅是政府無數次地關閉五小（似乎還有三小）企業的最新一個舉動，而所謂的五小企業，無一不是私人開辦的各种小企業。然而，人們不免質疑：這种作法合法嗎？如果這些企業都是在當地工商机關正式登記注冊的合法的企業，不管當地工商机關級別多么低，它也是代表政府行使權力，那么，作為更高一級政府代表的國家經貿委員有沒有權力宣布關閉這些合法企業？當政府部門在理直气壯地關閉這些企業的時候，是否應該給予被關閉的企業以相應的賠償？這些小企業，僅僅由于他們小，他們是私有企業，他們是產生污染的企業，他們的產權就可以被任意地踐踏？
事實上，在中國，造成最大的污染很可能并不是這些小企業，而是大量的大中企業國有骨干企業；北京人、上海人最清楚哪些企業在污染他們的天空和飲用水，如果按照環保人士的邏輯，這些企業是不是也應該被關閉？在這里，我們又看到了一种所有制歧視。歸根到底，中國的政府可能真的是按照中國正統的國家理論，它僅僅是統治階級進行統治的工具，而國有企業，是政府的心肝，當然決不能關閉，而私人小企業，當然不屬于統治階級，自然就可以利用國家暴力，任意地對此進行處置。賠償？門都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怎能向小資本家低頭。笑話！可悲的是，那些自人為有良知的環保人士，他們的行為表現出他們也認同了這种國家理論。
歸根到底，這些義憤填膺的記者大人和充滿道德优越感的某些環保人士跟那些在西雅圖、清邁、華盛頓、熱那亞狂熱地抗議全球化和資本主義的人士一樣，他們是典型的“何不食肉糜”論者。
在《華夏時報》關于南丹事件報道的一個最不起眼的位置，我看到一副照片，說明文字說盡管發生了災難，民工們仍在苦苦地等待著礦場复工的一天，因為這是他們掙錢唯一的希望。每一想到這一情景，我就覺得，那些廉价的社會良知和泛濫的道德优越感實在是太可笑了。
這些人士馬上就會批評，這些農民太愚昧了，他們竟然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可是，生命跟生命是多么地不同，你每天可以拿到紅包，可以靠申請的國際基金研究北京的空气質量、可以駕著進口越野車去調查瀕危動物的現狀，可對于那些維持生存已經成為問題的農民來說，生命又有多么值得珍惜之處？他們不恐懼死亡，因為他們的生活离死亡一點都不遙遠。那么，憑什么要求關閉他們可以維持生存的小企業？盡管這可能造成了環境污染。
在全球范圍內，發達國家要求不發達國家停止污染；在一國之內，城里人要求農民停止污染。但是沒有人有這种要求他人放棄在自己可選擇的范圍內也許是追求自己幸福的唯一的方式，但是這并不是一個無解的難題，經濟學已經提供了一個互利互惠的解決方案，那就是污染權交易。如果發達國家和城里希望得到他們認為最珍貴的清洁的空气和水以及滿足他們好奇心的野生動植物，那他們就需要掏錢，收購不發達國家和農民的污染權利。除此之外，通過強制的手段來限制不發達國家和農民追求自己的幸福的權利，是絕對的不公正和敗德。（2001/8/10，世紀沙龍）(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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