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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14日讯】 南丹事故当然是一件悲剧，不仅仅是那些死难者的悲剧，也是整个私有小企业的悲剧，这些企业仅仅由于他们小而私，就又一次被拉上了道德的审判台。从关于这一事件的一系列报道、评论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公共舆论根深蒂固的所有制歧视，看到了那些自诩为社会良知的人士的理性的无知。我们看到，报刊上充斥着派往当地采访的记者们职业的义愤：发生了这么大的灾难，当事人竟敢对我们隐瞒事实真相，竟然拒绝我们采访，竟然派人跟踪我们，如此等等。
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从来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中国记者，竟然也以无冕之王自居了，而且，他们的优越感，我相信，美国那些真正的第四权力也得退让三分。如果一个犯罪嫌疑人，面对警察、检察官、法官都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在中国有些地方迈出了第一步），那么，一个企业，有什么义务向这些记者大人们的采访提供各种方便？这些拿惯了红包的记者大人以为自己是什么人？以为自己在为劳动模范写表扬稿呢？一个企业，当然有隐瞒真相的权利，就像一个人有隐私权一样。
但是我们的记者大人们出离愤怒了，于是，他们的比下，不断出现种种讽刺挖苦之词，于是，他们断言这些企业家就是黑社会分子，是行贿者，是社会败类，等等。
同时他们的矛头也指向了普遍意义上的私人小企业，在他们眼里，似乎这些小企业就是制造灾难的罪魁祸首。多少年来，我们看到的都是这种口气的报道。人们不断地揭露私人小企业的工作环境是多么地差，工人的收入是多么地低，劳动保护是多么地薄弱，而工头是多么地凶狠，企业家是多么地刻薄，官商勾结又是多么地令人气愤，如此等等。
然而，告诉我们这些到底要说什么？如果说我们的国有企业完美得像一朵花一样，那我们可以接受这些事实，并且同意隐藏在这些事实叙述后面的强烈的感情倾向，然而，我们的国有企业果真像一朵花一样吗？那里的劳动保护又能好到哪里去？那里是不是也经常发生大型特大型灾难、事故？那里工人的工资又有多高？那里的企业家便是天使的化身？然而，我们的记者大人面对同样的灾难，如果是国有企业，却温顺得像条绵羊。
这种强烈的前倨后恭的反差也许并不难理解；他们本来就是权力驯服下的工具，他们被压抑久了，需要有个地方释放自己的正义感和良知，于是，他们听任自己的正义感和良知在私人小企业的灾难中泛滥，在这里，他们从一只小虫子，边成了呼风唤雨的巨龙，他们不知道，这种正义感片面的泛滥，只不过是给权力帮忙而已。
许多人自诩为社会的良知，然而，他们的良知，却是有所选择地释放。同样是需要良知，有的时候他们没有、不敢释放，有的时候却是过度地释放。他们的良知也是扭曲的。比如中国的某些环保人士。
就在南丹事件沸沸扬扬之际，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国家经贸委再一次下达了关闭五小企业的文件；我们仿佛已经听到了时下最时髦的环保人士的窃笑声；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呼吁奋斗的结果。
这仅仅是政府无数次地关闭五小（似乎还有三小）企业的最新一个举动，而所谓的五小企业，无一不是私人开办的各种小企业。然而，人们不免质疑：这种作法合法吗？如果这些企业都是在当地工商机关正式登记注册的合法的企业，不管当地工商机关级别多么低，它也是代表政府行使权力，那么，作为更高一级政府代表的国家经贸委员有没有权力宣布关闭这些合法企业？当政府部门在理直气壮地关闭这些企业的时候，是否应该给予被关闭的企业以相应的赔偿？这些小企业，仅仅由于他们小，他们是私有企业，他们是产生污染的企业，他们的产权就可以被任意地践踏？
事实上，在中国，造成最大的污染很可能并不是这些小企业，而是大量的大中企业国有骨干企业；北京人、上海人最清楚哪些企业在污染他们的天空和饮用水，如果按照环保人士的逻辑，这些企业是不是也应该被关闭？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一种所有制歧视。归根到底，中国的政府可能真的是按照中国正统的国家理论，它仅仅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而国有企业，是政府的心肝，当然决不能关闭，而私人小企业，当然不属于统治阶级，自然就可以利用国家暴力，任意地对此进行处置。赔偿？门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怎能向小资本家低头。笑话！可悲的是，那些自人为有良知的环保人士，他们的行为表现出他们也认同了这种国家理论。
归根到底，这些义愤填膺的记者大人和充满道德优越感的某些环保人士跟那些在西雅图、清迈、华盛顿、热那亚狂热地抗议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的人士一样，他们是典型的“何不食肉糜”论者。
在《华夏时报》关于南丹事件报道的一个最不起眼的位置，我看到一副照片，说明文字说尽管发生了灾难，民工们仍在苦苦地等待着矿场复工的一天，因为这是他们挣钱唯一的希望。每一想到这一情景，我就觉得，那些廉价的社会良知和泛滥的道德优越感实在是太可笑了。
这些人士马上就会批评，这些农民太愚昧了，他们竟然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可是，生命跟生命是多么地不同，你每天可以拿到红包，可以靠申请的国际基金研究北京的空气质量、可以驾着进口越野车去调查濒危动物的现状，可对于那些维持生存已经成为问题的农民来说，生命又有多么值得珍惜之处？他们不恐惧死亡，因为他们的生活离死亡一点都不遥远。那么，凭什么要求关闭他们可以维持生存的小企业？尽管这可能造成了环境污染。
在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要求不发达国家停止污染；在一国之内，城里人要求农民停止污染。但是没有人有这种要求他人放弃在自己可选择的范围内也许是追求自己幸福的唯一的方式，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无解的难题，经济学已经提供了一个互利互惠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污染权交易。如果发达国家和城里希望得到他们认为最珍贵的清洁的空气和水以及满足他们好奇心的野生动植物，那他们就需要掏钱，收购不发达国家和农民的污染权利。除此之外，通过强制的手段来限制不发达国家和农民追求自己的幸福的权利，是绝对的不公正和败德。（2001/8/10，世纪沙龙）(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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