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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21日訊】一個國家的教育決定她的未來，大陸領導人亦懂得這個道理，但是，他們在農村普及義務教育的政策之荒唐，不僅達不到期望的目標，而且，給貧困農民平添了許多災難。
大陸在農村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第一個荒謬政策，就是讓各地農民分別承擔農村義務教育的主要費用。在任何現代國家，普及初等和中等教育都是最有效的收入再分配手段。普及義務教育的費用，由全社會共同承擔，尤其是主要由收入相對高的階層承擔，這樣既有利于發展教育，又有利于社會公平。而中國卻讓貧困地區的農民來承擔農村義務教育的費用，不僅是极大的不公平，而且，在許多農村地區，完全脫离了當地的實際。据朱容基自己在清華大學的講話透露，今年春季，醞釀很久的農村”費改稅”，不得不突然緊急剎車，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貧困地區的農民，目前承擔著義務教育的大量費用，以至占了當地財政預算的一半以上。朱容基自知沒有辦法從中央的財政收入中，拿錢減少農民的負擔，又不敢停止推行九年義務教育，只好維持极不公平的現狀。
大陸普及義務教育的荒謬政策之二，就是限制農村學生到城市接受教育。改革二十多年來，大陸城市的勞動市場逐漸對農民開放，現在估計有上億的農村人口，事實上工作生活在城市。但是，由于他們不能獲得正式城市戶口，根据大陸政府的政策，來自農村的未成年子女，不能享受城市人同樣的教育權利。事實上，由于多年實行獨生子女政策，許多大中城市的初級和中級教育資源，已經出現過剩。但是，大陸歧視農村的政策竟荒唐到如此地步：宁肯城市教育資源閑置，也不許農民子弟進城。對全社會來說，這無疑是极大的浪費，同時也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因為只要孩子的正式戶口在農村，農民就必須在原籍為他們再交一份義務教育的稅。
大陸農村普及義務教育的荒謬政策之三，是不給農民任何參與監督和管理農村教育的權力。由于農民處于完全無權的地位，普及義務教育成了地方官僚猖狂盤剝農民最方便的借口。在普及義務教育的名義下，農村基層政權征收各种莫名其妙的費用，興修與教育并不相干的工程，并把大量不稱職的人錄用到教育系統中來。這种完全官僚化的、吸血鬼般的所謂義務教育，使貧困地區的廣大農民，未見其利，先蒙其害。更糟糕的是，這种”義務”教育受到大陸法律的保護，農民要反抗，還要冒触犯法律的風險。
大陸貧困和偏遠農村的教育在現行政策下究竟是一個什麼狀況？很少能看到深入的報道，也很難讀到有分量的研究。顯然，這是大陸當局极不愿正視的一個領域。不敢正視的結果，就是官僚主義猖獗，高層領導對實際情況知之寥寥。在搞”費改稅”之前，朱容基就顯然不知道農村教育的費用在落後地區的政府預算中已經占了巨大的比重。
目前，中國貧困農村地區的教育，已經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一篇題為”農村教育在危机中吶喊”的文章報道了這樣一些普遍的問題。一、農村學校負債累累。主要原因是上級迫使學校的硬件達到”高標准”，超出了地方實際能夠承受的投資；二、學費高昂；既然學校硬件投資大，維持的費用也就相應加大，再加上地方官僚從中漁利，學費遠遠超過了農民的支付能力；三、合格的教師嚴重短缺。
從經濟發達程度和居民平均收入水平來看，中國大陸提出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目標，并不為過。日本在經濟遠不如中國大陸的發達水平時，就實現了中等教育的普及。但是，在中國農村普及九年義務教育，何至于給貧困農民反而帶來了災難呢？
固然，農村教育的危机是資源分配不公平造成的，而背後又是公共財政分配不合理帶來的。但是，什麼樣的制度安排能夠產生合理的公共財政再分配呢？大陸農村教育的危机，與大陸農民政治權利低下有更深刻的聯系。農民沒有政治權力，不僅使他們在教育資源分配中吃了大虧，而且分到他們名下的資源，也流?p盡。所以，不改變農民無權的地位，即使在名義上多給農民教育資源，其結果也未必如意。
──原載《RFA》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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