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初中，數、理、化（數學、物理、化學）雖沒得讀，（當時將後兩者改為「農機」和「化工」，說的都是養豬和煉鋼鐵的事）但有教哲學課：叫「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
記得最深的是批判英國哲學家巴克萊的「存在就是被感知」，說巴克萊非常荒謬，當他碰到一塊石頭哎喲一聲時，一個人問他，假如你沒有碰到這塊石頭，這石頭存在嗎？巴克萊回答說不存在。我當時竟認為巴克萊是對的。小小年紀，為什麼會想出與眾不同的答案，我也不知道。也許是想顯示自己的聰明吧？
或是自己天生就有一種叛逆心理？我自己就寫過一篇寓言，說在路邊長著一顆帶刺的樹，非常盛茂，這是因為牠身上帶刺，人們都不敢去傷害牠。而那些身上沒有刺的樹就被人摧殘而生長不好。
三十多年後，我讀了莊子對散木的說法，發現竟有驚人的相似。那時，我很喜歡找年級比我大的人聊天，特別喜歡聽那些老人說與共產黨宣傳不一樣的故事。比如我有一個遠房姑父，他是黃埔軍校畢業的國民黨軍官，被共產黨抓去勞改十幾年，回來在村子種香蕉。我就愛聽他抗日打仗的故事。
我成長的地方，可說是窮鄉僻壤，但求知的慾望，在我讀了那些「黃色」的書刊後，就一發不可收拾了。後來又上了公社的農中（當時農業學大寨開辦的農村中學）——和慶中學。當年流行讀書無用，奉張鐵生為交白卷英雄。一個星期幾天的勞動課，根本就不是在讀書，而是在開辦農場勞動。
當時學校種了很多甘蔗，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學校，校方領導對勞動特別賣力。凡有力氣，勞動好的學生都能做班長、組長，當三好學生，我們這些讀書好的就被排斥了。
我當時還被同學揭發看黃色愛情小說而被校方罰去挑大便淋甘蔗。那正是青春發育的少年盲動時期，人生的苦悶、困惑、失望接踵而來。
二年高中畢業（中共當年號召「學制要縮短，節約鬧革命」，初中二年，高中二年），沒有畢業證書，沒有同學互相道別的歡樂，灰溜溜地回到了農村。
我就像在茫茫大海中，被浪拋到一個孤島上，農村，農村，一輩子就在這個窮鄉僻壤的土地度過一生嗎？當年實行的是推薦上大學制，農村幹部的子弟以及有來頭的黨員積極份子都被推薦上了大學。我深知是沒有推薦的機會輪到自己身上的。隨後而來的是一種絕望，一種孤單無助、意志徹底被壓垮的絕望。那時經常酗酒，留著長長的頭髮，裝扮成一個二流子的樣子，在鄉村每天勞動，過著無聊苦悶的生活。
在村子勞動一年，後來考上了鄉村的學校做了一名民辦教師，每月工資13元人民幣。雖說有了份工作，但那種人生的渺茫、孤獨苦悶的心情還是揮之不去。那時學著普希金、萊蒙托夫的詩體，寫了不少傷痕詩。我的「黃學」（黃色學問）有了進一步的昇華。
（待續）
（轉載自黃花崗雜誌社《通往天人合一之路》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