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還有一種熱血在燃燒，在憤怒。而這一時期什麼都不是，沒有理想、沒有方向，也沒有了熱血，一切都是懶庸、 無力的和平。以前所愛好的文學，不思不寫。
人生到此，可說是看破紅塵了。
幾年後，局裡有人陞官發財。而我還是一個一般幹部。有人說，你的學歷不夠，若你有個大學畢業文憑，你起碼升上個股長或局長噹噹。我當時聽了這話似懂非懂，但我這個「硬頸仔」（客家話，意為「不服輸的人」）一氣之下，就出走這個落後的縣城，命運又再次輪迴，不久我就考上江南某學院上學去了。
在學院學習，第一年是學習文化基礎課，學校設有一門形式邏輯學，僅二個月的課程，我認認真真地學，把這一門課程拿下來了。這為我的哲學興趣打下了一個基礎。
到了第二年，準備學習專業知識的時候，鬼使神差，我突然逃學不去了。從此脫離了中共體系，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這是一個偶然的機會，在我準備回校的路上，在廣州見了香港的一位朋友（也就是建議我考中專的那位朋友，小學的同學，他在1979年去了香港）。他對我說，「出來與我做生意、辦出版社吧，不要在那官場裡混了，以你又直又耿的性格，能在官場裡混出名堂來嗎？」這一說，又說到我心裡去。我深知我不是當官的料。我索性連國家幹部都不要了，出來與他做生意，辦出版社。
與香港朋友下海一年多，風光得多了。我們辦出版社，出雜誌，一副文人的氣派。各路文人來聚，我們做到得心應手，好不快意。可惜，好景不長，一九八九年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我對在中國的人生，已不抱什麼希望，於是又一次出走，一九九零年初來到泰國，在曼谷做了幾個月的中文報紙編輯，爾後於同年六月來到了德國。
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曾流行著對我們這一代人悲慘命運的順口溜：「出生在饑餓年代（58年大饑荒，出生就營養不良），成長在動亂年代（文化大革命，沒有書讀），工作在調整年代（資歷不夠，不能陞遷），結婚在計劃年代（計劃生育，只能生一胎），下崗在改革年代（正值壯年的四十幾歲下崗）。」每一件倒楣的事，都必將降臨到我們這一代人的頭上。我們這一代，真正是被毀掉的一代。
中國有句俗語說「哀莫大於心死」，我這個客家人的「硬頸仔」（不服輸的人）終於徹底認命了。幾十年下來，你不是沒有奮鬥過，不是沒有那個能力，但都一一流失，與你擦身而過：你想逃離農村，到大千世界去見識見識，命運給你了，但只給你一個中等學歷；叫你大事做不成；命運叫你進官場走走，但既不給你官當，連個屁股的股長都不是。
我又想，假如我真的在國安部的學院完成了學業，學了他們那些高度機密的東西，我還能走得出來嗎？一切好像命運在安排：我，做過農民，當過教師，幹過員警，出任過出版社的主任，玩過雜誌社的總編輯。
（待續）
（轉載自黃花崗雜誌社《通往天人合一之路》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