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7月02日訊】八十歲的回憶（六）
我株連了全家下鄉做農民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浩浩蕩蕩一大批人被趕下鄉了，以文化大革命站錯立場的人為主體，有領導幹部、有一般幹部；有工人，也有街道居民。說是下鄉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叫做「走五七道路」。只講了去，沒講去多久，也沒講回來。大家議論說：「這是被共產黨當垃圾拋棄了」，「去了就不能回來了」。心裏都像灌了鉛似的，我當然被列在名單上，而且還要帶走丈夫和孩子們。
孩子們覺得去新的地方新鮮好玩，還挺開心呢，問爸爸：「甚麼時候走呀？」，卻被爸爸狠狠地打了一巴掌。他們的爸爸不聲不響，只是悶悶不樂。為了我帶全家下鄉的事，軍管組的老政委曾找我丈夫談過一次話，告訴他說：我沒有問題，要善待我，不要鬧家庭矛盾。是因為這個緣故吧，我丈夫只是悶悶不樂，沒有埋怨我。
我們去到了邊遠的山區，去到了一個最最貧困的小山村。村裡只有三十幾戶人家，是公社的一個生產隊，上面接受大隊和公社的領導，公社是基層政府，大隊協助公社管理幾個生產隊。當時，生產隊是集體生產，種的糧食主要是高產量的玉米、馬鈴薯，馬鈴薯也算糧食，這些高產量的作物收穫後也只夠吃半年。
為了堅持到下一個收穫季節，農民們做飯只能加很多的水喝很稀的粥，夏天菜多的時候光吃菜不吃糧食。各戶有自留地，主要種菜。他們吃的用的都靠自己，買燈油和鹽要靠自家養雞下的蛋換回，買布穿衣靠的是養豬。他們最肯下功夫的是自留菜地和養雞、養豬，生產隊的勞動他們也每天都參加，但是他們說：「給隊裡干和給自家干就是不一樣，以前自家單幹那時候，都是起五更爬半夜的，現在半天晌午才能開工」。還有大隊組織的聯合工程比如在山坡上開梯田攔水防淹，我們這個隊派工就費勁了。他們說：「原有的田都沒利用好，還開山上的田？」「我們村地勢高，怕旱不怕澇，不需要修梯田攔水。」後來，大步跨入社會主義、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時候，大家最肯下功夫的自留雞、自留豬被取締，不讓養雞養豬了，農民們叫苦不迭，可是沒有人提意見，因為上面說了：「不服從就按反革命辦。」
山區的農民對我們這些被從城市扔出來的垃圾也是熱情的。我們的工資照發，買糧吃飯沒有問題，我們不會擔水、種菜、養雞、養豬、拾柴，他們都熱情的教給我們、幫助我們。我為自己的孩子曾學了注射和推拿，也很受農民歡迎。在那兒，看病、打針、吃藥需要跑到十五里地之外呢。
我對於自己是來 「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牢牢記著不敢疏忽，我知道「憶苦思甜」是必修課。我請他們憶苦讓我受教育，他們都坦誠而且激動地講給我們聽，徐連昌家的說：「二兩糧那年真懸，差點餓死，全家躺在炕上靠喝水熬日子，我們命大活過來了，誰誰誰就死了嘛，那一年死玄了人了。」。欒永久說：「二兩糧那年甚麼吃的都沒有，我們餓的沒法，把玉米窩子（玉米棒外面的包皮）給吃了，沒想到玉米窩子救了我們全家的命，我們活過來了」。我問：「二兩糧是哪一年，是二十多年以前吧，是不是共產黨來後就好了」，我想引導他們思甜呢，意外地，他們說不是呀，就是一九六零年的事啊。我嚇了一跳，我只知道「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他改善了人民生活。」在共產黨領導下，怎麼會有挨餓和餓死人的事兒呢？
我想起來了，一九六零年，我們在北京，住在部隊大院的時候，食物很緊張，肉、菜都買不到。我為了生孩子時候能有肉吃，買了兩隻小兔，每天出去拔草餵它們，夢想幾個月後，能有一大堆兔子，能有肉吃。有人抱怨的時候，領導回應說過：我們在北京有飯吃已經是偏得了，是借了毛主席的光，農民把糧食都送到北京來了，自己在挨餓哪！沒想到這都是真的，而且實際情況這麼嚴重。
其實這也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和過渡時期總路線帶來的必然結果。人民公社生產集體化已經使生產遭到破壞，「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口號指導下的反科學密植，又使產量進一步下降。總路線講「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而「力爭上游」卻變成了
「力爭吹牛」。
集體化後，當官的能代表農民吹牛這一優越性是千真萬確的，大隊與大隊間、公社與公社間，比起了放衛星，說自己的田畝產千斤，幾千斤糧還不夠，都成了畝產萬斤、幾萬斤甚至還有說是畝產十萬斤糧的。國家按照虛假的衛星產量向農民徵收，徵收的數額農民根本無法承擔，農民每人只給留下二兩糧外，全部收走，藏起來的也全被搶走了。二兩糧維持到下一個收穫季節，農民怎能不挨餓？又怎麼能不餓死人？後來知道，那次在全國餓死的農民，竟有三、四千萬之多！
我們在村裡的時候， 共產黨又在推行「科學種田」，要求深耕密植，由省革委會制定了詳細的計劃：要種甚麼作物，□寬多少，株距多少，嚴厲地要求農民必須照辦。要求我們這些從城市來的「五七戰士」和隊長一同到公社開會聽取部署接受任務。回村後老隊長很發愁，說：「哪一塊地種甚麼莊稼，全都得上面說了算，也不管茬口了？」他還說：「我們老農民世世代代都種田，現在倒成了不會種田的？」他想不通也得執行，共產黨的專制統治是全方位的。
老隊長和我丈夫商量了一下，決定進城買化肥，密植弄不好收不到糧食，可不是鬧著玩兒的。買化肥沒有錢，五七戰士們用自己的工資湊了些錢，最後隊長派我進城去找關係買化肥，在國家統一計劃經濟體制下，一切物質都是國家掌控，沒有市場上的買與賣，我找了關係也沒買到。路過廢品收購站我買下來了一堆骨頭代替化肥運了回去，多少能解決點問題。
在我們快要離開的時候，農業生產恢復了「包產到戶」制度，原來被批臭了的「包產到戶」又回來了，農民非常高興。共產黨的政策放鬆一些，他們的日子就會好過一些。
我也進駐青年點。我們村青年點是更為弱勢的群體，他們一共有十個人，三個男孩七個女孩，他們只讀了小學。因為在毛時代初中不是普及教育。他們在這個生產隊，干一天只能掙一毛九分錢，掙不出吃糧的錢，形成在隊裡幹活越多欠債也越多，回城住的時間長欠債就少。生產隊還給他們吃過發霉的糧食。他們心裏的委屈比天大，在田里幹活的時候，幹著幹著，幾個人就會抱在一起放聲大哭起來。我進駐青年點後，和我丈夫一起幫他們爭取應有的權利：保證吃正常的糧食，爭取菜地，爭取住房維修。我自己每天也多準備一些乾糧，讓他們餓了的時候能在我這兒找到東西吃，也給他們準備些常用藥品。有一個下大雪的晚上，我去看他們，和他們一起聊天，他們說本來要哭的，現在和我在一起就不哭了。
生產隊年輕的幹部們喜歡這個青年點，但是他們只喜歡女青年，他們做過計劃，想把七個女孩分別娶到各自的家裏，給他們吃發霉的糧食，是希望她們熬不住了就賣身投靠。我們來這裡的時候已經嫁了兩個女孩。
我們這個青年點的男青年不受歡迎，有一次大隊主任說要到我們青年點拔高草——抓走一個男青年，我表態不同意，沒讓他們抓。這些青年在農村真苦，我不明白他們在農村接受到了甚麼再教育？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