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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适:八十岁的回忆(六)

薛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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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1年07月02日讯】八十岁的回忆(六)

我株连了全家下乡做农民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浩浩荡荡一大批人被赶下乡了,以文化大革命站错立场的人为主体,有领导干部、有一般干部;有工人,也有街道居民。说是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叫做“走五七道路”。只讲了去,没讲去多久,也没讲回来。大家议论说:“这是被共产党当垃圾抛弃了”,“去了就不能回来了”。心里都像灌了铅似的,我当然被列在名单上,而且还要带走丈夫和孩子们。

孩子们觉得去新的地方新鲜好玩,还挺开心呢,问爸爸:“什么时候走呀?”,却被爸爸狠狠地打了一巴掌。他们的爸爸不声不响,只是闷闷不乐。为了我带全家下乡的事,军管组的老政委曾找我丈夫谈过一次话,告诉他说:我没有问题,要善待我,不要闹家庭矛盾。是因为这个缘故吧,我丈夫只是闷闷不乐,没有埋怨我。

我们去到了边远的山区,去到了一个最最贫困的小山村。村里只有三十几户人家,是公社的一个生产队,上面接受大队和公社的领导,公社是基层政府,大队协助公社管理几个生产队。当时,生产队是集体生产,种的粮食主要是高产量的玉米、马铃薯,马铃薯也算粮食,这些高产量的作物收获后也只够吃半年。

为了坚持到下一个收获季节,农民们做饭只能加很多的水喝很稀的粥,夏天菜多的时候光吃菜不吃粮食。各户有自留地,主要种菜。他们吃的用的都靠自己,买灯油和盐要靠自家养鸡下的蛋换回,买布穿衣靠的是养猪。他们最肯下功夫的是自留菜地和养鸡、养猪,生产队的劳动他们也每天都参加,但是他们说:“给队里干和给自家干就是不一样,以前自家单干那时候,都是起五更爬半夜的,现在半天晌午才能开工”。还有大队组织的联合工程比如在山坡上开梯田拦水防淹,我们这个队派工就费劲了。他们说:“原有的田都没利用好,还开山上的田?”“我们村地势高,怕旱不怕涝,不需要修梯田拦水。”后来,大步跨入社会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大家最肯下功夫的自留鸡、自留猪被取缔,不让养鸡养猪了,农民们叫苦不迭,可是没有人提意见,因为上面说了:“不服从就按反革命办。”

山区的农民对我们这些被从城市扔出来的垃圾也是热情的。我们的工资照发,买粮吃饭没有问题,我们不会担水、种菜、养鸡、养猪、拾柴,他们都热情的教给我们、帮助我们。我为自己的孩子曾学了注射和推拿,也很受农民欢迎。在那儿,看病、打针、吃药需要跑到十五里地之外呢。

我对于自己是来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牢牢记着不敢疏忽,我知道“忆苦思甜”是必修课。我请他们忆苦让我受教育,他们都坦诚而且激动地讲给我们听,徐连昌家的说:“二两粮那年真悬,差点饿死,全家躺在炕上靠喝水熬日子,我们命大活过来了,谁谁谁就死了嘛,那一年死玄了人了。”。栾永久说:“二两粮那年什么吃的都没有,我们饿的没法,把玉米窝子(玉米棒外面的包皮)给吃了,没想到玉米窝子救了我们全家的命,我们活过来了”。我问:“二两粮是哪一年,是二十多年以前吧,是不是共产党来后就好了”,我想引导他们思甜呢,意外地,他们说不是呀,就是一九六零年的事啊。我吓了一跳,我只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改善了人民生活。”在共产党领导下,怎么会有挨饿和饿死人的事儿呢?

我想起来了,一九六零年,我们在北京,住在部队大院的时候,食物很紧张,肉、菜都买不到。我为了生孩子时候能有肉吃,买了两只小兔,每天出去拔草喂它们,梦想几个月后,能有一大堆兔子,能有肉吃。有人抱怨的时候,领导回应说过:我们在北京有饭吃已经是偏得了,是借了毛主席的光,农民把粮食都送到北京来了,自己在挨饿哪!没想到这都是真的,而且实际情况这么严重。

其实这也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和过渡时期总路线带来的必然结果。人民公社生产集体化已经使生产遭到破坏,“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口号指导下的反科学密植,又使产量进一步下降。总路线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而“力争上游”却变成了
“力争吹牛”。

集体化后,当官的能代表农民吹牛这一优越性是千真万确的,大队与大队间、公社与公社间,比起了放卫星,说自己的田亩产千斤,几千斤粮还不够,都成了亩产万斤、几万斤甚至还有说是亩产十万斤粮的。国家按照虚假的卫星产量向农民征收,征收的数额农民根本无法承担,农民每人只给留下二两粮外,全部收走,藏起来的也全被抢走了。二两粮维持到下一个收获季节,农民怎能不挨饿?又怎么能不饿死人?后来知道,那次在全国饿死的农民,竟有三、四千万之多!

我们在村里的时候, 共产党又在推行“科学种田”,要求深耕密植,由省革委会制定了详细的计划:要种什么作物,□宽多少,株距多少,严厉地要求农民必须照办。要求我们这些从城市来的“五七战士”和队长一同到公社开会听取部署接受任务。回村后老队长很发愁,说:“哪一块地种什么庄稼,全都得上面说了算,也不管茬口了?”他还说:“我们老农民世世代代都种田,现在倒成了不会种田的?”他想不通也得执行,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是全方位的。

老队长和我丈夫商量了一下,决定进城买化肥,密植弄不好收不到粮食,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买化肥没有钱,五七战士们用自己的工资凑了些钱,最后队长派我进城去找关系买化肥,在国家统一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物质都是国家掌控,没有市场上的买与卖,我找了关系也没买到。路过废品收购站我买下来了一堆骨头代替化肥运了回去,多少能解决点问题。

在我们快要离开的时候,农业生产恢复了“包产到户”制度,原来被批臭了的“包产到户”又回来了,农民非常高兴。共产党的政策放松一些,他们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

我也进驻青年点。我们村青年点是更为弱势的群体,他们一共有十个人,三个男孩七个女孩,他们只读了小学。因为在毛时代初中不是普及教育。他们在这个生产队,干一天只能挣一毛九分钱,挣不出吃粮的钱,形成在队里干活越多欠债也越多,回城住的时间长欠债就少。生产队还给他们吃过发霉的粮食。他们心里的委屈比天大,在田里干活的时候,干着干着,几个人就会抱在一起放声大哭起来。我进驻青年点后,和我丈夫一起帮他们争取应有的权利:保证吃正常的粮食,争取菜地,争取住房维修。我自己每天也多准备一些干粮,让他们饿了的时候能在我这儿找到东西吃,也给他们准备些常用药品。有一个下大雪的晚上,我去看他们,和他们一起聊天,他们说本来要哭的,现在和我在一起就不哭了。

生产队年轻的干部们喜欢这个青年点,但是他们只喜欢女青年,他们做过计划,想把七个女孩分别娶到各自的家里,给他们吃发霉的粮食,是希望她们熬不住了就卖身投靠。我们来这里的时候已经嫁了两个女孩。

我们这个青年点的男青年不受欢迎,有一次大队主任说要到我们青年点拔高草——抓走一个男青年,我表态不同意,没让他们抓。这些青年在农村真苦,我不明白他们在农村接受到了什么再教育?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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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02 2:2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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