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8月03日訊】這是我近年來經常思考的問題之一。當前的中國的現實是：瀰漫性的的腐敗從官場已經滲入各個領域，包括本該是淨土的教育、文化領域；行業失範，食品、藥品都可以下毒；各種傷天害理之事，乃至荒誕劇層出不窮。人人哀歎：道德滑坡，人心不古。中國人錢袋鼓起來而精神趨於空虛。面對這種情況，人們提出了各種診斷，開出各種藥方。爭論了一百年的東西文化優劣之論又興起，出現了「國學熱」。另一種極端是懷念過去閉關鎖國，在物資極端貧乏中的絕對平均主義，在幻覺中想像似乎中國曾經有過人心樸實的一片淨土。
關於這個問題，本人自本世紀以來發表過一系列文章，如「方孝孺與布魯諾」、「重返精神的家園」、「文化與制度：雞與蛋的關係？」，以及有關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些論述。今天在這個基礎上，再作進一步的論述。過去已經寫過的，儘量不重複，有興趣的可以自己去讀，但是有些重複是難免的。
（一）人性
1. 人性雙重論：義利之辨
性善、性惡是中外哲學、宗教的出發點，也是分歧很大的問題。本人是人性雙重論者，這是出於自己的經驗和觀察，不是來自哪一個學派或教派。「人之初」，就帶著兩種因子。第二句「性相近，習相遠」，非常精闢。在不同的環境和教養中，人可以發展善的一面，也可以發展惡的一面。在儒家的學說中就是「義」「利」之辨。荀子被認為是主張「性惡」的。但似乎並非如此。他有些話明顯是人性雙重論， 例如：
「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
2. 人之所以為人的特點
甚麼是人的最基本的先天的本性？第一是生存，第二是延續後代。所謂「食、色，性也。」不過這是動物的共性，是作為人的必要條件，不是充足條件。人之異於禽獸者，主要是有思想，而且不斷進化，從此演化為萬物之靈，所謂「靈」就代表精神。派生出羞恥之心、善惡是非觀念、美醜標準、發明創造的能力，等等……離動物越來越遠，成為萬物的支配者，脫離野蠻原始狀態走向文明社會。與其他動物相比，在各種器官中大腦最發達。
這裡舉一段我個人的經驗。1949年以後「思想改造」，從學社會發展史開始，樹立勞動創造世界的觀念。猴子為甚麼變人？因為前肢發展為手，可以勞動，製造工具。從這裡引申開去，只承認體力勞動，而把腦力勞動歸入剝削，狠批孟子「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到「文革」時達到極致。在上世紀59、60年代「大躍進」造成的饑荒時期，我們在北京，有倖免於餓死，但是也有挨餓浮腫的經歷。肚裡沒有水，總想吃肉而不可得。在此期間我正好讀到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中提到，肉食大大促進了人的腦髓的發展，他說，「如果不吃肉，人是不會發展到現在這個地步的」。還有發明火，吃熟肉，縮短了消化過程，更利於大腦吸收蛋白，促使人類進化。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提到東半球的人比西半球的人進化得早，是因為更早有畜牧業，以乳肉為主，而西半球的人還是以植物為主要食料，所以腦子比西半球的人小。我對這點印象極深。因為這是與我們自49年以來所受的基本政治教育相違背的。同時也心中比較舒坦，因為我那時常常想吃肉（葷菜），自己覺得很慚愧，這段話似乎使我這種慾望取得了合法性。那個荒唐歲月，連吃肉也要從革命導師那裏找到依據（！）總之，不管恩格斯怎麼說，人大腦發達，從而有思想，是有別於動物的特點，這大概是不會錯的。實際上，手的勞動也要受大腦的支配。
人與生俱來的本性：
1. 首先是要自由。從觀察嬰兒對捆綁的掙扎到古今中外以監獄（剝奪人身自由）為懲罰，說明愛自由是天性。但這也是動物的共性，把鳥獸關在籠子裡，也不樂意。所以人之有別於禽獸的自由首先就是思想自由，是精神層面的自由。就是思想的自由馳騁，使人類脫離野蠻狀態，創造出燦爛輝煌的文明。
2. 利己和佔有慾。從觀察嬰兒就可以看到，智力正常的嬰兒對自己喜愛的東西，都是抓住不放的。所謂「孔融讓梨」當然是後天教出來的。儒家把欲利當做「惡」，其實不一定。這本身是中性的，沒有善惡之分。但是用甚麼手段達到這一目的，就有區別。界限就在是否為利己而損人。因此，才需要定出許多規則來，劃定不損人的界限。社會越複雜，規則也越複雜。否則，人類社會就永遠停留於弱肉強食的原始森林野蠻狀態。這就是儒家所謂的「義」「利」之辨。也就是荀子所說「欲利」與「好義」，誰克服誰。
3. 好奇：對不知道的事物探索的興趣：發展成為科學、哲學，智力的開發。
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這些天性在不同的環境下有的受壓抑，有的發展，向不同的方向延伸到很遠。逐漸形成不同群體的個性。
（二）文化：有上百種定義。這裡只從一般常識來講，不作學理上的探討。
總的說來，文化是後天形成的。
1. 共性：
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從古代走到現代的共同的方向。這是大文化，是全人類共同的：除了物質層面外，自由、公平、人道、和平、去惡向善，都是共同追求的目標，各種宗教都包含這一目標。各民族、各地區有先後之分，各自的經過的道路可能不同，但是大的潮流是一致的。
周有光老先生說，他不信哪一種宗教，但是信仰人類發展的共同規律，這也是一種信仰。
由此形成的倫理道德觀（現在叫「價值觀」），抽像來說，基本上是普適的。如果有差別，也是大同小異。勇敢對怯懦、誠實對狡詐、守信對背信、仁厚對殘忍、見義勇為對見死不救……。從抽像意義來講，各種宗教、民族的善惡標準都無不同，但是在具體表現形式與側重點上，隨地域與時代而異。對於個人修養的道德觀，大多數來自克服動物的本能，使之服從於一定的規範，歸根結底是避免自己的慾望損害他人的利益。
2. 特性
我們現在提到的「文化差異」，大多數是指第二層次的：語言、文學、藝術、審美、生活習慣、風俗、禮儀……不同地域的各群體、民族從歷史上長期形成各自的傳統和特色，豐富多彩，可能互相影響，互相滲透，但不可能也不必求得一致。正因為其不同，才使人類文化如此豐富多彩，世界如此有趣。實際上我們現在講傳統，講特色，最多的內容是這個層面的。
當然有些是與社會發展階段有關的陋習，隨著社會進步而自覺或被迫改革。（例如中國的婦女纏足、古羅馬鬥獸、近來廢除西班牙鬥牛也提上日程）。還有以取笑或貶低某種弱勢群體的藝術（如殘疾人、某個種族或職業），等等。這些隨著社會向著人道主義文明的發展，逐漸受到淘汰。
（三）制度與政治文化
歸根結底，現在中國人糾纏不清的中西文化問題，實際上是制度文化。當前，官方把發展文化提上優先日程，高調唱響「主旋律」，要以政權的力量建設「核心價值觀」，國家財政投巨資支持主流文化產業，並且努力「走出去」以加強「軟實力」，這一切都為了與西方抗衡。
實際上，這是以文化問題掩蓋了制度問題。一個民族或群體在某一種制度長期統治下、熏陶下形成的思維方式、行為模式可以成為一種「文化」，或稱之為「民族特色」，反過來，這種文化慣性又可以影響制度，或阻礙制度的革新。許多民間諺語，也是長期制度造成的，例如「禍從口出」，是中國人長期在言論受到鉗制的制度下通過血的教訓總結出來的，在言論自由的國家就不會有這種諺語；例如「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就不會在公民社會流行。
中國的農耕文明和與之配套的皇權專制時間最長，在兩千年中形成一套思維習慣，精英和草民都有共同之處。例如等級觀念、重人治、輕法治，重官權、輕民權，重家世、輕個人奮鬥；熟人社會形成的親疏遠近的觀念導致對公益的冷漠；把自己的命運托付給明君、青天，而不是自己維權，等等。
關於對自由的追求。有人說這只是少數精英的追求，中國普通老百姓不太在乎自由，更在乎生存，安居樂業。這只是天性受到長期的壓抑的結果。其實安居樂業本身就包含自由。如果沒有創業、居住、遷徙的自由，如何做到？同為中國人的香港和台灣的居民為甚麼表現出比內地人更在乎自由？改革開放三十年以後的今天的內地居民肯定比閉關鎖國時期對自由的要求更高，實際上相對說來也享有更多的自由。所以有許多看起來是「文化特色」，實際上是階段性的，是某一特定時段內制度造成的。在某一個時期文化是第一位的，在另一個時期，制度是第一位的。我在《制度與文化，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一文中已詳細論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