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11月19日訊】 一百多年以前，當一貫為國人藐視的小日本居然在朝鮮戰勝了天朝軍隊後，改革一詞曾一度成為大清王朝的權貴和熱心時政的臣民們茶閒飯後之餘最熱衷討論的話題。至於改革該如何改，要改的內容具體涉及哪些，當時天朝不知是哪個聰明的傢伙竟斷章取義的把其理解為改革的核心就是立憲，只要中國效仿日本明治維新實施憲政，中國就必將會強大，那個時候，由於甲午戰爭的慘敗挑起了憤青們的神經，所以改革立憲說一經推出立刻受到了憤青們的追捧，被傳得神乎其神，而當時以是虛弱不堪的晚清政府在從眾心理的影響下也把憲政看成是一根救命稻草未嚐不可一試，所以當光緒帝重用民間草根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入宮主持改革時，握有實權的慈禧太后也並沒激烈反對。
然而，大清王朝首次嘗試改革的結果竟是慈禧太后突然翻臉，剛剛推新的新政被全面封殺，改革大臣們被處死，接著山東一帶降臨的大饑荒迫使數萬饑民加入拳匪，在朝中保守派大臣的利用下，「義和神拳」團員們湧入京城，打著扶清滅洋的幌子肆意殺人放火，人是殺了不少可殺的大多是中國人，最後還把八個國家的洋兵引入中國，弄得大清首都淪陷不說還要向十四個國家賠款掏空了銀庫還是要賠到幾十年後才能賠清，這之後有人把降臨在大清身上的這些厄運歸為是改革帶來的惡果，然而如果捫心自問為何一向被我們不齒的小日本改革後短短十幾年就跨入列強行列，而大清改革後國力卻反而衰退了？那麼這一切就不是那麼簡單了，記得有人說過一句話，「同樣的歷史會重複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則是鬧劇。」所以一百多年以後的現在，當中國民間的民主派們跟著黨內的改革派大肆吹捧「憲政」的時候，我不由得開始擔憂百年前的悲劇會不會變成時下的一場鬧劇呢？
眾所周知，改革不光是一門有深度的學問，還是一門科學，它也不是一個「立憲」或者「反腐」就能涵蓋的了。所以大清王朝的當政者們改革失敗也是預料之中的事情，因為對於改革，他們只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而導致改革失敗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則是大清王朝當政者的改革動機不對。相對於世界，中國一直是一個保守的國家，並堅持了五千年之久，這幾千年來中國上至當政者下到民間販夫走卒都以形成了一套固有的思維模式和處事行為，因為中國是一大國周邊小國都無法與之抗衡，它既不需要向英聯邦島國一樣為保持國內的供應不停地與其他國家貿易，也不用向歐洲小國們那樣不停發展軍事以防被鄰國吞併，因此對於自視天朝上國的大清王朝，他國的制度或政策再好，天朝也不會感興趣，更不要提改革。只是當十九世紀大清王朝逐漸衰落之時，改革才作為一種在統治者看來或許可以挽救政權的救命稻草被提上議程，因為當時多數人盲目效仿日本明治維新，並把日本改革的成功作為中國改革的模版，然而在筆者看來，二者根本就沒有可比性！
儘管中日在改革前處境都很相似，一樣的獨裁政府統治，一樣的閉關鎖國，一樣的愚昧無知。但是日本人改革成功在於為了保障改革順利進行，大政奉還的日本天皇願意無條件讓代表民間的議院來分享皇族手中的權力，並自覺把自己也置於憲法監督之下，等於是拱手讓出了自己之前的一些權力，天皇這麼做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讓日本跨入強國之列。相比之下，大清王朝最終決定開展改革的重要原因卻是為了能讓清政府繼續統治中國並保住政權。
可以說，自從洋人1840年入侵後，西方的宗教和文明也一起湧進中國，也令從小就抱著「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信條的中國人頭一回從西方人那裏聽說了「自由平等博愛」「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三權分立」等新鮮觀點不禁看花了眼，而真正迫使清政府公信力在國人那裏遭到空前挑戰的則是清政府與洋人們的軍事對抗，眾所周知軍事力量是一個國家是否強大的重要標誌之一，而一向以天朝大國自稱的清帝國在1840年鴉片戰爭戰敗後幾十年間又陸續和幾個列強國家交戰卻一次也沒贏過，這不光極大刺激了那些和天朝一樣天天意淫「天朝大國」憤青們的心靈，也同樣激起了民間臣民們的不滿，更有甚者，連「草根」和「屌絲」們也開始挑戰清朝當局了，19世紀中期，中國廣西一帶爆發了清朝二百多年間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而領導這次大起義的人不光是個十足的屌絲，據說此人的神經還不是太正常。儘管現在的大陸政府出於自身需要把它定性為「偉大的反帝反封人民運動，但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來看，那個起義後建立的太平天國政權也不過是想要改朝換代而已，而這群農民所以敢會挑戰天朝政府，其原因既不是像明朝末年大饑荒那樣快餓死沒法活了，也不是類似秦朝末年那樣政府橫徵暴斂導致揭竿而起，這次起義的原因很簡單，洪秀全們看到了清朝軍隊面對西方列強時的不堪一擊，所以想趁機以自己拜上帝會的力量取而代之。
大清政府不是傻子，他也看到了其政權在西方力量的衝擊下逐漸被昔日臣服於自己的臣民們所藐視，也正是在這種情形下，大清王朝的統治者們宣佈中國也要開始改革了。可以說，清王朝的改革並不是想日本那樣主動自發的開展，它多半是出於無奈，因為在國際上那個弱肉強食的時代，大清王朝既不想因為停滯不前而被列強繼續瓜分，也不想在改革中失去以前自己手中的特權，也就是在大清這樣的矛盾心態下，中國開始了它步履蹣跚的改革歷程。
可以說，從甲午戰敗大清高層決定改革到辛亥年宣統小皇帝退位，大清王朝總共迎來了兩次改革大潮，第一次是在甲午慘敗後，這場結局出乎意料的戰爭讓朝中許多重臣的思想由之前的「師夷長技以制夷」開始轉變為「引進西方政治制度效仿列強改革」再加上民間一群像打了雞血似得的憤青在一邊幫著搖旗吶喊，「改革變法，馬到功成」在當時似乎已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那個時候，大清的高層也是支持改革的，從實權在握的慈禧老太后到躊躇滿志的光緒皇帝似乎都站到了改革的這一邊，為了表示支持光緒帝改革，慈溪身先力行搬出了皇宮移駕頤和園以示自己不准備干政，她甚至還對準備改革卻又有些擔憂的光緒說出這樣的話「苟可致富強者
兒自為之吾不內制也」，換白話說就是只要是能對大清好的事情，你就放手大膽的去做吧，我是不會拖你後腿的。
可以說1895年是中國改革氛圍最好的一個時期，在這樣的情形下，光緒帝啟用了兩位大臣作為左膀右臂，讓他們放手大膽的去改革，他們分別是朝中重臣翁同龢和剛被光緒帝提拔上來的改革新秀康有為。記得小時候我曾從電視上看到，80年國慶大閱兵，中國一把手鄧小平高高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向下面歡呼雀躍的民眾揮手，而在他身邊兩側跟著同時出現的分別是他啟用的改革明星胡耀邦和趙紫陽，然而這種一把手和二把手面對改革達成的默契也並沒維持多久，幾年後備受排擠的胡耀邦鬱鬱寡歡一頭栽死在開會現場，而後者則被軟禁在家一直到死。所以我很贊同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這句話，因為一百多年以前的大清在改革啟動後不久也面臨著似乎相同的事情，當時被光緒帝委以改革重任的翁，康兩人也是一個搭檔組，其中康有為是公開出來做事，而翁同龢則在暗中大力支持。當時翁同龢在朝中的官以做到了如今黨內總書記的地位，再加上他又是兩朝帝師就連李鴻章也要讓他三分，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看似地位不可動搖的重臣最後卻輕易的被一把手慈禧太后打倒了。
按如今我們現代人的角度去看1898年開始的那場改革，改革者提出的逐條改革建議似乎並不算過分甚至還過於保守，為了不過多刺激當局康有為甚至沒敢將君主立憲寫進改革日程中去。但這也並沒幫助康有為等變法者逃過被群起圍攻的局面，導致這一局面發生的根本原因是在改革進行中大清許多既得利益者忽然發出了「誰動了我的奶酪」這樣的吶喊，在文章開頭我就提到過，改革不光是一門有深度的學問，還是一門嚴謹的科學，改者唯有讓社會上各種因素在改革中達到一個全面平衡的局面才能促使改革可持續發展的進行下去，本人在英國倫敦大學深造時主選課程就是可持續發展，這門課的中心思想就是作為一個國家無論你要主導甚麼都要保證社會，經濟，環境這三個重要因素不會因為你開展的活動而受到損害，如果以犧牲上述這些作為前提那麼你主導的項目也定不會成功，因為被你損害的這些因素會帶來一股反力最終還是會反彈到你這裡最終去拖你所開展活動的後腿，因此這些看似對改革關聯不大的因素卻在冥冥中影響著最後的結局。
那個時候康有為在主持改革時肯定沒聽說過可持續發展的學說，所以為了減輕改革負擔他一上來就唆使光緒皇帝裁撤了一些多餘部門砸了一批人的飯碗，但這些人豈非民間等閒之輩，他們在朝中或多或少都有些勢力有的更是握有實權，你砸了人家的飯碗人家豈能善罷甘休，由此就埋下了保守派與改革派事後全面翻臉的種子，但筆者所言之意並不是說要維護專制者們的利益，因為被康梁等人裁撤掉的那些人也不是甚麼好人，可是康有為在改革中所犯的大忌就是在不應該的時候做了不該做的事情，其實日本明治維新開始之初也有遇到類似的局面，由於改革導致之前的武士階層被剝奪了特權，政府不再白養他們再加上武士們又沒有別的生存技能，最終導致由於武士叛亂日本爆發西南戰爭，但是中國的那些在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損者又豈非日本武士們所能比的，日本武士的既得利益受損他們除了發動叛亂甚麼也做不了，也不會給改革帶來巨大阻力因為一群浪人是無法左右朝中統治者決策的，所以日本的改革者正是明白這一點才敲掉了武士們的飯碗，而不明就里的康有為也跟著一味的仿照行事，可惜這回他敲錯了飯碗從而間接導致改革死在了他的手裡。
（未完需待）
責任編輯：任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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