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3月25日訊】「長征」是中共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自1949年竊取政權後，中共為維持其統治，極力向人民宣傳灌輸「長征是北上抗日」等謊言。然而，歷史學者和專家不斷披露，所謂的紅軍「長征」是假抗日，真逃亡；「長征」的真相被刻意掩蓋刪除，中共的有關敘述是按照其政治需要而不斷進行歪曲編造。中共當時的高層人物的一些言論和回憶洩露，決定「長征」是當時中共政治局委員都無法得知的「機密」。
中共政治局委員都無法得知的「機密」
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延安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時承認：「長征軍事計劃，未在政治局討論，這是嚴重政治錯誤。……當時『三人團』處理一切。」
張聞天在《延安整風筆記》中也曾提到：「當時關於長征前一切準備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來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團』決定，我只是依照『三人團』的通知行事。
1934年9月19日，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執行委員會主席的張聞天發出《關於邊區戰區工作給各省各縣蘇維埃的指示信》，對戰區、邊區在「萬一」失陷情況下的蘇區工作作了具體的佈置。十天後，也就是9月29日，中共中央又以張聞天的名義在《紅色中華》報第239期上發表了《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的署名社論，發出中央紅軍準備實行轉移的第一個公開信號。
至於為甚麼退出中央蘇區、當前任務是甚麼、退到哪裏去等問題，始終秘而不宣。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所下達的一系列命令、指示、通知，對這個問題的解釋都是極其簡單和籠統的，對這次轉移的目的地，更是含糊不清，並多以「絕對秘密」為由，嚴禁向幹部和部隊傳達，致使廣大指戰員毫無思想準備。到了月底，才在政治局和中革軍委中進行傳達，以至許多高級幹部都不瞭解中央的戰略意圖。
時任中共中央組織局局長（不久又改稱組織部部長）的羅邁（李維漢）回憶道：長征的所有準備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軍事的、非軍事的，都是秘密進行的，只有少數領導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個別環節，群眾一般是不知道的。當時我雖然是中央組織局主任，但對紅軍轉移的具體計劃根本不瞭解。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情況，他們也沒告訴過我。據我所知，長征前中央政治局對這個關係革命成敗的重大戰略問題沒有提出討論。
事實上，就連這次戰略轉移行動的最高決策者博古和李德他們自己也是「叫花子打狗——邊打邊走」，都不清楚明確的目的地，當然其他的人也就不會知道了。據說出發前，博古對這次重大的軍事戰略行動還是有些茫然，曾很認真地問李德：「我們的目的地究竟在哪裏？」而李德的回答竟是：「我們首先需要突圍，至於突圍後到甚麼地方去，說實話，我現在也不清楚，也許我們應該去找賀龍他們，或者去別的甚麼地方。」
「長征」逃亡前 周恩來下令大屠殺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在正式開始秘密逃亡前，為了保證沒人逃跑和投降，周恩來下令中共政治保衛局進行嚴密整肅，對其不信任的紅軍官兵和老弱病殘進行血腥大屠殺。
留守中央蘇區的前紅軍代總參謀長龔楚親眼目睹紅十二軍參謀長林野夫婦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遭自己人背後用大刀砍殺。這些令人膽寒的殘酷肅反，令龔楚對中共徹底失去信心，隻身離隊投奔國民黨，成為「紅軍第一叛將」。
當時中共蘇區的政治保衛局權力無邊，常常一句「保衛局請你去問話」，就將人帶走。被傳去者，多數就此「失蹤」，毋須宣佈任何理由與後續消息。這一時期，被撤職審查的幹部士兵達數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設立十多個收容所。
政治保衛局的所謂審訊只是一句話：「你犯了嚴重的反革命錯誤，革命隊伍裡不能容許你，現在送你回去。」然後押著犯人到坑邊，一刀一腳，完工齊活。更殘忍的是，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後再動刀踢入或乾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煩。「這種殘酷的歷史性大屠殺，直到紅軍主力突圍西竄一個月後，才告結束。」
據《龔楚回憶錄》記載，紅軍撤退或在白區長途行軍時，必派出由政治保衛局人員組成的收容隊與後衛警戒部隊同行，落伍官兵如無法抬運，「便毫不留情地擊斃」，以免被俘洩密。
龔楚表示：「不但中下級幹部終日憂懼，不知死所，高級幹部也人人自危。在這種恐怖的氣氛籠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這時，我便暗萌去志。」
中共在「長征」問題上的幾大謊言
一九四九年之後，在中國大陸任何一本歷史教材裡，都清楚明白地寫著：「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軍民堅持八年抗戰，才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這個「歷史性的謊言」，既因中共在思想、文化、學術、教育等各個領域實行全面專制，而使得知情者噤若寒蟬，不敢言真；又因它不厭其煩地對大、中、小學學生反覆地予以強行灌輸，方纔使得「長在紅旗下、泡在苦水裡」的好幾代中國人深信不疑。
特別是被毛澤東和他的紅色秀才們製造，並由美國記者愛德加‧斯諾傳播，和中共自己刻意宣傳了半個多世紀的「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更因被冠上了「北上抗日」這樣一個無限正義和無限愛國的前提，中共「長征」竟成為一曲 「革命浪漫主義的英雄史詩」，足以「動人心魄」。
再加上御用文人和其他文人必須歲歲年年地「放聲歌唱」，小說、戲劇、電影、話劇，故事，包括民間鼓詞與雜曲，都一再被指示要以它為題材進行創作和表演，以對一代又一代「革命接班人」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因此，這個墨潑的謊言就在被重複了一千次、一萬次以後，而成為「歷史的真實」。
著名中國歷史學家辛灝年明確指出，二萬五千里長征，中國共產黨失敗逃亡是真，北上抗日是假。
一、中共失敗逃亡是真 北上抗日是假
辛灝年先生在《誰是新中國》中指出，在中共的歷史教科書裡，都寫著中共紅軍於1934年10月21日開始了「勝利長征」；而在同一教材中卻寫著，中共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以後，中共江西中央紅軍於1934年10月21日突圍。然而，「失敗突圍」與「勝利長征」是不可以「同日而語」的。因此，在同一年、同一月、甚至是在同一天內，中共中央紅軍離開江西究竟是「失敗突圍」還是「勝利長征」呢？
中共的所謂失敗突圍之日，便是長征北上抗日之時，則只能是後來所「編寫」的謊言。
同時，他指出，日軍在1931年9月18日後，雖然侵佔了中國東北三省，但即便是到1933年日軍曾經想打進華北也被蔣介石國民政府軍隊把他抵制在長城以北，沒能打進來，所以日軍當時是在中國的東北方，可是整個紅軍「長征」的路線是先向南再向西再向西北。
他指出，日軍在東北；而中共紅軍卻往西北逃竄，你怎麼去打日本呢？
二、距離虛報
2003年11月3日，兩名英國男子——35歲的愛德和37歲的安迪，歷時384天完成了原中共紅軍的「長征」之路，抵達陝西吳起鎮。
他們發現「長征」事實上並沒中共一直所宣稱的兩萬五千里那麼長，而只有一萬三千里，萬里「長征」路幾乎被誇大了一倍。
三、被刪去的長征日記
據高華撰寫的《告訴你一個真實的長征》指出，「長征」的真相被刻意刪除，中共的敘述是按照其政治需要而不斷進行歪曲編造。
1936年8月5日，中共黨魁毛澤東號召「現因進行國際宣傳，及在國內和國外進行大規模的募捐運動，需要出版《長征記》」，向參加長征的紅軍發起徵稿，其目的就是「為紅軍作了募捐宣傳，為紅軍擴大了國際影響。」
回憶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錄等的《紅軍長征記》（又名《兩萬五千里》）於1937年2月22日完成，但一直未能正式刊行。
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將《紅軍長征記》書名改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刪除了何滌宙的《遵義日記》、李月波的《我失聯絡》、莫休的《一天》等49篇等不利於或不符合中共「偉大、光榮、正確」的文章。
高華指出，在人們的認知、記憶和印象中，參加長征的同志每天冒著槍林彈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樹皮，而遵義會議則是決定紅軍和革命前途命運的一個劃時代的轉折，可是何滌宙的《遵義日記》，卻寫了幹部團（紅軍大學）的幾個紅軍幹部在1935年初進入遵義城後的十天裡，經常去飯店點菜吃飯，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雞的質量越做越差；作者還利用空閒時間，把組織分配的打土豪獲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縫店改做皮衣，被貪小利的裁縫偷工減料，生了一肚子的氣。
（責任編輯：肖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