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01月28日訊】最近，「新常態」成了中國官方的常用新詞，意指經濟增長率下滑將成為一種經常狀態。以往，中國經濟的「一枝獨秀」引來國際投行界的追捧，以為中國代表著世界的光明未來；現在，中國政府視經濟下滑為新常態，那就意味著，在今後相當一段時期裡，中國經濟不但將告別繁榮，而且不再「一枝獨秀」。但是，這個新常態究竟會是何等光景，從中國的官媒上只能霧裡看花。其實，出現這個新常態並非偶然，中國經濟過去十幾年的增長暗藏著一系列隱患，眼下不過是隱患顯山露水罷了。
中國經濟由盛轉衰的奧秘
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無非靠國內消費、出口和投資這「三駕馬車」。由於中國的收入分配嚴重不公，佔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民眾的購買力始終不能隨經濟增長而正常上升，因此，過去十幾年來，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出奇的低，2013年僅佔36%，比改革前的1977年還低16個百分點，目前在國際上名列倒數最後幾名。若沒有出口或投資的增長，僅靠國內消費來拉動經濟，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只能達到目前的三分之一而已。幸好中國加入了WTO，因此有十幾年依靠出口快速上升而維持了經濟高增長。但出口過多又導致外匯儲備過大、國內貨幣投放過多，因而產生了通貨膨脹。通貨膨脹造成的經濟泡沫帶動房價迅速上升，於是地方政府十年前就走上了依靠推動房地產發展來帶動經濟增長的道路。房地產的過度發展超出民眾的實際需要、房價高企越過了普通民眾的購買力之後，就必然出現房產過剩和房地產泡沫。半年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石小敏指出：全社會資金總量的七成左右被拖累在房地產這個鏈條上，如今樓市開始明顯地下行了；中國不得不告別以往持續若干年的投資主導的經濟模式，這個模式被迫轉型，不得不轉。
中國之所以告別經濟繁榮，是因為國內消費、出口和投資這「三匹拉車的馬」先後趴窩，於是就進入了經濟下滑這種新常態。事實上，增長率下滑不過是表象；出現新常態的問題根源在於，房地產業泡沫化，開發商和地方政府的壞賬暴增，銀行系統岌岌可危，這才是真正的危險所在。國家發改委的徐策和王元不久前指出，1997到2013年中國投資的36%是無效投資，其中2009到2013年無效投資達42萬億。按照他們提供的無效投資數額，我計算的結果是，2009到2013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扣除設備購置數額）為127萬億，無效投資約占三分之一。投資的來源無非是銀行貸款或發行理財產品，無效投資就是壞賬，短短5年裡銀行新增壞賬40多萬億，僅此一項便占2014年底中國金融機構各項貸款餘額的一半。這種情形若發生在政府不盲目干預經濟、銀行均為私營的自由經濟國家，金融危機早就爆發了。中國稅務雜誌原社長張木生是個敢言之人，他在習近平上台前曾公開指責黨的高層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他最近又發言稱，「不要用簡單的新常態來掩蓋我們所面臨的巨大問題，現在有斷崖式崩塌的危險」。
就業艱難從此成為新常態
因通貨膨脹導致企業經營困難，繼前兩年珠江三角洲大批港台企業關閉，最近長江三角洲的繁榮地區也出現了外企倒閉潮。自去年12月以來，僅諾基亞的東莞和北京工廠、蘇州聯建科技、東莞的萬事達公司和聯勝公司以及蘇州的閎暉科技幾家倒閉，即裁員近3萬人。據報導，今年新年前後還可能爆發更密集、更大規模的倒閉潮。除了農民工就業艱難外，大學生的求職也日益困難。據北京大學市場與媒介研究中心與趕集網聯合發佈的《90後畢業生飯碗報告》，到去年6月末，2014年的應屆畢業生僅14.3%找到了工作。
中國官方公佈的失業率常年是4%，幾乎成了個常數，因此毫無可信之處。但溫家寶曾在2010年3月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時說了大實話：「中國失業人口有2億。」今年1月22日，原世界銀行副行長林毅夫在2015冬季達沃斯論壇表示，由於工資上漲，中國將再減少1.24億人的製造業崗位。目前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是9.4億，一旦失業人口達到3億，真實失業率相當於32%。如果這樣的失業率成為新常態，社會自然難以穩定。復旦大學日前發佈的《中國網絡社會心態報告(2014)》介紹，目前社會上最廣泛的負面社會情緒是不公平感和不安全感，而社會底層群體的反映最強烈。
中國政府的兩難選擇
中國政府目前面臨的長考是，要挽救銀行、避免金融風險，還是要繼續維持經濟泡沫，從而儘量增加就業機會，兩者不可兼顧。目前當局雖然強調要嚴格控制地方政府債務的增加，根本目的是避免倒賬造成銀行破產，但又顧慮到失業率高居不下會埋下定時炸彈，因此不得不首鼠兩端，既松銀根，又控債務。但是，把房地產泡沫進一步吹大，可能增大金融風險，促使金融危機爆發；銀行系統一旦動搖，就會出現資本外逃，那對中國經濟同樣也是致命的。
習近平的反腐運動雖能部份緩解民眾對貪官的恨意，但卻無法消解他們因失業而產生的社會不滿。在高失業率成為新常態的環境下，雖然政治高壓和思想控制、網絡管制會暫時遏制社會不滿的爆發，但不可能維繫長治久安。中國持續20多年的高增長未曾緩解社會不公造成的廣泛社會不滿，今後長期的高失業率很可能孕育更強的民間敵意情緒，而中產階層的「出逃」意識也將因此而進一步強化。
–轉自B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