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領袖蔣介石》第四章——鯨吞烽火

《抗日領袖蔣介石》連載(17)盧溝橋事變

作者:袁定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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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七.七盧溝橋事變」

盧溝橋,亦作蘆溝橋,在北京市西南約15公里處豐台區永定河上。因橫跨盧溝河(即永定河。史載這一故道歷時900餘年,史稱無定河。一直到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進一步疏濬河道,加固堤岸,河床位置逐漸趨於穩定,才將這條床無定位的河流改名為永定河。)而得名,是北京市現存最古老的石造聯拱橋。盧溝橋全長266.5米,寬7.5米,最寬處可達9.3米。有橋墩十座,共11個橋孔,整個橋身都是石體結構,關鍵部位均有銀錠鐵榫連接,為華北最長的古代石橋。
盧溝橋始建於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明正統九年(1444年)重修。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時毀於洪水,次年再度重建。在橋的東西兩頭各立御碑一通,西頭是清康熙帝於1698年為記述重修盧溝橋而豎的禦制碑,東頭豎立的是康熙的孫子乾隆帝御書的「盧溝曉月」碑。

據金代《明昌遺事》所載,「燕京八景」始於金章宗年間。古時,這裏澗水如練,西山似黛,每當黎明斜月西沉之時,月色倒影水中,更顯明媚皎潔,從而成為古代著名的燕京八大景點之一。

盧溝橋最大的特色是兩端和兩邊欄杆上千姿百態的石獅子群。著名建築學家羅哲文在《名聞中外的盧溝橋》一文中曾對這些雕刻精美、神態活現的石獅子有過極為生動的描繪:「……有的昂首挺胸,仰望雲天;有的雙目凝神,注視橋面;有的側身轉首,兩兩相對,好像在交談;有的在撫育獅兒,好像在輕輕呼喚;橋南邊東部有一只石獅,高豎起一隻耳朵,好似在傾聽著橋下潺潺的流水和過往行人的說話……真是千姿百態,神情活現。」天下名橋各擅勝場,而盧溝橋卻以高超的建橋技術和精美的石獅雕刻獨標風韻,譽滿中外,實屬古今世界上一大奇觀!
盧溝橋因其距離金元明清時代的京都不遠,又是著名的燕京八大景點之一,所以在和平安寧的歲月裏,這裡既是達官貴人們離京還朝時迎送接待的禮儀之地,同時也是文人騷客們暢敘離情別緒的場所。

辛亥革命推翻了專制的滿清王朝,結束了兩千多年來的獨裁帝制,盧溝橋也從而獲得了新生。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深夜的槍聲,打破了這裡的一切。

「昭和新政」、「田中奏摺」、「東方會議」、「對華政策綱領」,「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全面發動侵華戰爭,是日本當局籌畫已久的陰謀,只是在等待一個製造藉口的合適時機。

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深夜,北平市長秦德純辛勞一天正準備就寢。突然,電話鈴聲響了起來,時鐘指著十一時四十分。

電話是由冀察政務委員會外交委員會主任委員魏宗瀚和專員林耕宇打來的,報告說:「剛才日本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來說:在盧溝橋附近演習中的日軍某中隊,受到中國軍的射擊,日軍一名,去向不明;日本軍官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檢查。」

這就是迫使中國八年對日抗戰的「七七事變」(盧溝橋事變)的第一個報告。

此時,剛好華北的負責人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離開北平,由副軍長秦德純奉命代理其軍政權責。在稍經考慮之後,秦德純這樣作了回答:「盧溝橋是中國領土,日本軍隊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該地演習,已違背國際公法、妨害我國主權。日本士兵失蹤,我方不能負責,日軍更不得進城檢查;但考慮到兩國友誼,可等天亮後,令該地中國軍警代為尋覓。」(《蔣總統秘錄.第十三章.盧溝橋事變》)

盧溝橋防區,當時是由第二十九軍三十七師二一九團(團長吉星文)戍守。

橋北的荒郊,就是日本軍隊每隔一天舉行一次夜間演習的地方。在這一天夜間演習的日軍「支那駐屯軍」第一聯隊(團)三大隊(營)八中隊(中隊長清水節郎),隸屬於在上年(一九三六年)九月「第二次豐台事件」之後進駐靠近宛平城的豐台之日軍部隊。

這一天的夜間演習,和一向的情況大不相同。蓋日軍的目的是在向中國挑釁,所謂「一名士兵失蹤」,根本只是出於捏造作為武力攻擊的藉口。

據日本方面說法:在當天夜晚十點半左右,受到來自龍王廟方面數發、堤防方面十數發的槍聲,遂即集合點名,察覺有騎兵一名失蹤,乃立即請求駐豐台的大隊(大隊長一木清直)出動主力部隊。然而,實則這個所謂失蹤的士兵則是因解手而離隊,二十分鐘之後便已經回到隊上,但日軍卻隱瞞著這個事實,堅持非進入宛平城內搜查不可,以造成開火的藉口。

八日凌晨二時(七日深夜),松井再度要求進入宛平城內檢查,並表示:「如不接受,日軍便包圍宛平縣城。」秦德純為避免武力衝突,乃派宛平縣長王冷齋及魏宗瀚等人在北平和松井交涉。

此時,松井纔說出失蹤列兵業已歸隊,但卻又提出新的要求:「有查明失蹤情況的必要,望雙方會同調查。」王冷齋反詰一句「是怎樣失蹤的,只要問那個失蹤的士兵本人不就可以了嗎?」,對於這樣淺顯的道理松井不作回答,只是堅持入城檢查,王冷齋只好同意會同調查。
當接到日本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的再度要求檢查之後,秦德純和防守宛平縣城的吉星文(二一九團)及拱衛北平一帶的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兼任河北省主席)聯絡,告知加強戒備。

不久,北平和宛平之間的電話線便為日軍所切斷而不能通話。

秦德純判斷情況已經是進入了頗不簡單的程度,乃立即命令吉星文:「應固守盧溝橋和宛平城。保衛國土是軍人天職,宛平城與盧溝橋就是我軍最光榮的墳墓。」同時指示:「但在日軍未開槍之前,絕對不要射擊;他們如果開火,便予以迎頭痛擊。」

凌晨四時四十五分,王冷齋回到宛平城內的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同時乘另外一輛車出發的日方代表已在先到達,乃立即商量調查事宜。

所謂聯合調查只是日方的一個藉口,日方一面外交斡旋,一面調動兵力,兵力部署就緒,一九七七年八日凌晨四時五十分,即向宛平城全面開火,中國軍乃奮起應戰,中日兩國終於開始了正規的戰鬥。

夜間演習——數發槍聲——日本列兵失蹤——強行要求入宛平城調查——向宛平城全面開火——盧溝橋事變爆發。

從事變的演進過程看:日軍的夜間演習已是常態;數發槍聲是偶發、是意外,是個完全意想不到的特大意外;列兵失蹤是藉口;聯合調查是手段;全面開火是目的。這就是「盧溝橋事變」爆發的全過程。從事變過程的各個環節看,這「數發槍聲」則是最為關鍵的一環。若沒有這數發槍聲,便失去了列兵失蹤、入城調查的前提,日本兵就找不出可以攻擊宛平縣城的藉口。

那麼這數發槍聲來自何方?中方?日方?還是隱藏在背後的第三方?究竟是誰?至今仍是一個大謎團!中日儘快開戰,究竟對哪一方有利?這是擺在歷史學家們面前的一個大課題。

七月八日,蔣委員長在盧山接到秦德純等人關於盧溝橋事變發生與經過的報告,當天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倭寇在盧溝橋挑釁矣!彼將乘我準備未完成之時使我屈服乎?或故與宋哲元為難,使華北獨立乎?倭已挑戰,決心應戰,此其時乎!』(《蔣總統秘錄.第十三章. 盧溝橋事變》)

日本侵華政策是:胸懷鯨吞之心,蠶食肢解為用。首先蠶食東北,繼而肢解華北。日本佔領熱河之後,便著手向華北進一步擴張。七七事變,炮擊宛平城,其目的在於佔領平津。

作為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心中明知中日之戰在所難免,但滿懷中華民族崇尚和平的天職,為避免中日兩國國民生靈塗炭計,蔣介石十數年如一日,不遺餘力地設法化解、驅散一直籠罩在兩國人民頭上的這一團戰爭烏雲。

然而,日本帝國主義一心推行「昭和新政」,召開「東方會議」,制訂「對華政策綱領」,都是田中義一一手操辦,最後凝結而為「田中奏摺」,形成「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主導思想。

為了化解日本決意發動侵華戰爭的死結,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蔣介石曾專程訪問東京,訪問中又專意會見田中,奉勸他應該奉行「放棄武力,而以經濟合作為張本的對中政策,蔣先生的善意勸告,未起任何作用。此後發生的「濟南五三慘案」、「皇姑屯爆炸案」、「九一八事變」、「製造偽滿洲國」等一系列侵華事件表明,田中對於蔣先生的勸告根本是無動於衷,堅決奉行其早已謀劃好的侵華國策。

蔣介石追求和平的信念不減,企盼能通過對中日兩國禍福前途的分析來說服日本當局對中國政策的改弦更張。

所以,在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秋,蔣介石又在「外交評論」雜誌發表「敵乎?友乎?」一文,對日本朝野提出忠告,以望其有所醒悟,挽蒼生免於戰火之災。然而日本當局,對蔣公的這篇專論,視而不見,充耳不聞,依然故我,不改當初。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六日,日本經濟考察團一行二十人由日華貿易協會會長兒玉謙次(1871-1954 )率領,來華參加中日貿易協會第一次大會,並考察中國經濟情況,於二十六年三月十五日抵京,蔣介石於十六日下午四時在勵志社茶會招待,併發表談話,為化解戰雲再做努力。

「兒玉會長、各位先生:今天得有機會招待諸君,實在不勝厚幸,自從聽到諸位將要聯翩惠臨的消息,敝國朝野都是熱切期盼著嘉賓之蒞止,對於經驗豐富德望隆重的實業界名宿諸位先生,敝國朝野是特別歡迎,諸位先生對於中國各方面,不論直接間接都有友誼關係,我們與其說是歡迎經濟考察團,不如說是歡迎多年的老友。

各位都是從日本維新以來盡瘁於日本經濟建設的老輩,關於建國開始時的艱難,都是親身經歷過來的,也深深知道建國過程中的甘苦,相信對於正在建設期中的敝國,一定有特別深切的同情,我們總理孫中山先生曾說過中國之有國民革命,猶如日本之有維新運動,或者可以說在中國所遭遇到的,還要特殊困難一些,中國政府與民間經濟界實業界,正在以日本維新建國時代同樣的精神,努力邁進,所企望於友邦的互助和前輩的指導,是特別深切,希望各位先生就其豐富的經驗,對於中國一切建設及經濟產業諸般事項,儘量的批評,多多的指教,我們中國的實業界一定是熱誠接受,使中日兩國在文化經濟上都能夠並駕齊驅,為東亞和平與幸福的保障。

我們東方人應該尊重東方的文化,這一點想各位一定是同情的,東方人始終不能離開東方的文化,猶如鄰邦永遠是鄰邦一樣,地理和歷史都是不可移易的。東方民族如果沒有東方文化作基礎,則永遠不能和其他民族相維而共存。東方文化的特點,在仁義與道德,東方國家皆重禮義,所以稱為禮義之邦,本人少年時代在日本留學即十分企慕日本國民尊崇禮義與親睦敦讓之風尚,認為日本建國之成功即在此一點。以後立志革命,也就是要恢復敝國的固有精神和地位,為發揚東方文化來努力。還記得兄弟在民國十七年旅居日本時,會見了日本實業界泰斗,澀澤子爵,子爵親自送給我一部他自己精心校印的論語,特別提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兩句話,說他生平最服膺這兩句格言,並且時常提示給日本的青年,認為這是我們東方精神的特點。同時很親切的告訴兄弟,希望以努力發揚東方文化相共勉。可惜澀澤子爵今日已經去世了,但他的話使我們留有很深的感謝與回憶,直到如今都不能忘卻,今天見到各位實業界先輩,正如見到澀澤子爵一樣,所以又把舊話重提了一次,現在請大家起立,對故澀澤子爵默念致敬。(賓主全體起立,默念一分鐘)

今天招待各位,一切都很簡單,形式上沒有表示到隆重的禮儀,而且也沒有很多的意思向各位貢獻,祗是本於同為東方人的親愛的感情,對於各位德望甚高的鄰邦實業界先輩,奉贈很簡單的一句話,就是「仁親以為寶」。蓋惟其有仁與親,纔是人類維繫感情與推動文明進步的原動力。我們東方民族尤其是重要,希望中日兩國經濟實業界以及兩國國民,大家都在親仁善鄰這一點上共同努力,敬祝兒玉會長和各位的健康。」(蔣介石文集.民國二十六年.演講.仁親為寶)

這番談話寓意深刻,匠心獨具。蔣公先借日本學界名宿、漢學大家澀澤子爵(澀澤榮一:1840—1931),之口,說出孔子在兩千五百年前教導我們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名言,然後再以《四書.大學》中的「仁親以為寶」的名言相贈,儘管這次只是經濟層面的交往,但它畢竟不失為一次再向日本政府進行規勸的管道與機會。

當年的蔣介石,三番兩次規勸日本當局不要進行戰爭,可謂是用心良苦,那麼,這到底是為了甚麼?難道在他的內心真的是懼怕日本嗎?後來的歷史實踐證明並非如此。歷史告訴我們: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要反覆地告誡日本政府,不要因制定國策的一時之誤,將天下蒼生拖向戰火瀰漫的苦海,生靈塗炭的深淵!愛人以德,這是孫中山先生身體力行,為國人樹立的典範,這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

可是,日本國自「豐臣秀吉」到「明治維新」,再到「昭和新政」與「田中奏摺」,始終把近鄰大陸中國的遼闊疆土,豐富物產,視作征服、擴張、佔有、掠奪的物件,這一侵華思想,數百年來,一脈相承,日益強化,已經成為日本歷代統治集團所謂「治國安邦」的固有理念。而且到了魔性化、獸性化的程度。故而一切規勸善言皆不能入耳。這就鑄定了中日兩國人民無法言狀的劫難將無法避免!

(未完待續)

——轉自《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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