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皇姑屯事件
日本大和民族，自古以來深受中華優秀傳統文明的熏陶，無時無地不在學習中華民族的優良思想及禮儀典制。公元一八六七年，睦仁天皇即位，取《易經》（說卦傳‧第五章）中的「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一語中的「明治」二字作為年號，是為明治天皇。
明治天皇將首都遷至江戶，改稱江戶為東京，建立明治政府，隨之便開展轟轟烈烈地維新運動。「維新」一語則是來自《詩經》（《詩‧大稚‧文王》）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由此可見日本大和民族對於中華文明中三王時代的文化典籍有著很深刻的研究。明治維新的目的就是要將封建的日本通過殖產興業，多項開發來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從而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明治天皇如何來實其現維新的目標呢？理應是立足於本疆本土的開發，充分挖掘各類潛能，萬不想其所定國策竟然是征服中國！進而征服世界！並且高喊：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由此可見日本大和民族的兩面性，表面上學習中華民族的傳統文明，王道文化；而骨子裡則一味功利主義，學習推行西方列強的霸道文化。就這樣一步一步走向發動侵略戰爭，破壞世界和平的罪惡深淵！
「支那」一語，是近代日本侵略者對中國的蔑稱。在明治維新之前，很少有日本人用「支那」一詞稱呼中國，日本書中常見的中國稱謂乃是「漢」、「漢土」、「唐土」、「中土」、「中國」或者以相應朝代的名稱稱呼中國，如隋、唐等。甲午戰爭中戰勝清政府後，長久以來一直把中國尊為上國的日本人，在狂喜之餘大為陶醉。從此，「支那」一詞在日本開始帶上了戰勝者對於失敗者的輕蔑色彩。中華民國在一九一二年元月一日開國，直到一九三O年六月三日日本才承認國民政府，但在一九三O年十月之前還一直稱中國為支那，到一九三O年十月以後才改稱中華民國的正式稱謂。
日本大和民族，在歷史上長期學習中華民族的王道文化，建國立制。然而，當自己的國力一旦強盛起來時，竟然奉行霸道，奮鬥目標卻是要征服中國，這是人類文明進程的一大悖論。
中國遼闊的土地，豐富的物產早為日本的野心家們所覬覦。中國的東北地區，是日本自明治以來確定的首選侵略目標。當時的日本政客們認為：如果沒有中國東北的礦產鐵煤，他們就不能發展工業化，如果沒有中國東北的農業產品，他們就無法自強自立，故而認為必須要首先征服中國的東北，將它置於自己的支配之下，日本才會有後續的更大發展。
日本侵略東北的第一步，是製造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是日本關東軍謀殺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的事件。
1928年6月4日凌晨5點30分，張作霖乘坐由北京返回瀋陽的專列經過京奉、南滿鐵路交叉處的三孔橋時，火車被日本關東軍預埋的炸藥炸毀，張作霖被炸成重傷，送回瀋陽後，即於當日死去。因三孔橋在皇姑屯火車站以東，離皇姑屯車站不遠，故被稱為皇姑屯事件。
日本人炸車後不久，又先後製造了奉軍軍車脫軌事件和瀋陽炸彈案，企圖引起社會混亂，以保證日本僑民安全為藉口，便可出兵東北。奉天當局為保時局穩定，防止日軍乘機舉事，決定對張作霖的死密不發喪，發表通電稱：主座「身受微傷，精神尚好」，「省城安謐如常」。大帥府邸依然燈火輝煌，煙霞陣陣。醫官每日仍按時到帥府上班，填寫病案。廚房每日三餐仍按時送飯進去。家人一律不啼哭，不戴孝。日方天天派人「慰問求見」，都被「婉言謝絕」。主持家政的五夫人濃妝艷抹，與前來窺探虛實的日本太太們從容週旋。同時，奉天當局下令全城戒嚴以穩定局勢。由於日軍不知道張作霖是否斃命，也就不敢敢貿然行動。
張學良於事發當天的六月四日、在北京得知其父死亡的消息，但還不明白真相如何，不過憑直感判斷一定是出於日本人的謀害。日本人既已對張作霖下了毒手，當然對張學良也不免會有陰謀企圖。張學良有鑒於此，雖然接到奉天督署打來「盼立即返奉」的電報，但並未敢貿然行動。
張學良首先命令所屬鮑毓麟旅留在北京，維持治安，等候革命軍進駐，再行撤退。然後，他本人則化裝為炊事兵，由北京出發；在途中通過有日本人監視的某車站時，非常謹慎地下車步行繞道而過，最後換乘汽車，秘密進入奉天。直至張學良潛回瀋陽，才於21日發佈張作霖死訊。
皇姑屯事件並未引起日軍所期待的東北混亂，相反，張學良經過深思熟慮，周密籌劃後，於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向全國發出通電：「先大元帥臨終以力主和平、促成統一為囑。……自應仰承先大元帥遺志，力謀統一，貫徹和平，已於即日起宣佈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易旗幟。……」（《蔣總統秘錄》第八章 全國統一。）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立即對張學良等人發出覆電﹕「諸兄匡扶黨國，表示精神，無任佩慰！此後修內對外，建設萬端，匡濟艱難，納民軌物，願與諸公共策之。中正。」（《蔣總統秘錄》第八章 全國統一。）
在這一天的上午七時，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的天空，同時都迎風飄揚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 特別是在奉天，市區都懸起了青天白日旗，這是由公安局在天色未明之際迅速部署，以致日本方面來不及妨害。
張學良在奉天省府大禮堂舉行了易幟典禮，由中央派來的代表方本仁監誓；歐美各國領事都應邀參加，唯獨日本領事未見來到。
張學良於宣誓之後，引述日本「大政奉還」之例發表演說﹕「我們為甚麼易幟？實則是傚法某先進國的作法。某方起初也是軍閥操權，妨害中央統治，國家因此積弱。其後軍閥覺悟，奉還大政於中央，立致富強。我們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權力，舉政權還給中央，以謀真正統一。」（《蔣總統秘錄》第八章 全國統一。）
此時，除了台灣等一部份地區尚為日本所佔據外，中國全土終於統歸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飄揚之下。自辛亥革命、中華民國誕生以來，實則已經消逝了十七年的苦難歲月。
蔣介石對好不容易終使全國統一躋於完成之後的感慨，是這樣地留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日記裡﹕ 「『自本年五月以來，日本用如此強暴橫蠻之壓力，尚不足以阻止我東北軍民同胞歸附中央之赤忱。北伐誓師，未及三年，卒使統一事業克底於成，豈非三民主義戰勝一切之效乎！日本侵略者野心雖狂妄無已，無奈我中華民國何！『總理與諸將士，先烈在天之靈，幸得告慰矣！』」（4）（《蔣總統秘錄》第八章 全國統一。）
十二月三十一日，國民政府任命張學良為東北邊防總司令長官。並且依其所望以熱河加入東北，成為東北四省。
北伐任務完成，全國實現統一，與「統一全國」任務齊頭併進的是「鞏固國家基礎」的工作，最大的課題，是由「軍政時期」轉入「訓政時期」。
孫中山先生在他的著作「建國大綱」中，將革命後的政治形態劃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所謂「訓政」，則是在到達完全實施「憲政」過程中的一個準備時期。當北伐期間的「軍政」告一段落的此刻，中國國民黨的使命，就是要把在長期混亂中民生凋敝和喪失社會組織性的中國民眾加以訓練，並推進建設工作，以盡速奠立全民政治的憲政基礎。
中國國民黨於一九二八年八月八日在南京召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遵循總理遺教，頒布「訓政時期約法」，並決議設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中華民國政治基礎的五權分立組織於焉確立。
十月三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制訂「訓政綱領」六項，由國民政府公告施行。「訓政綱領」的主要內容為﹕ 「訓政時期，中國國民黨代表國民大會，領導國民，行使政權。
「國民政府在中國國民黨之指導（按：注意，是指導而不是領導）與監督下，行使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種治權。
「國民政府組織法令之制訂及其修正，由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之。」（5）（《蔣總統秘錄》第八章 全國統一。）
繼之，於十月八日由中央常務委員會議決任命國民政府人事如下﹕國民政府委員：蔣中正、譚延闓、胡漢民、蔡元培、戴傳賢、王寵惠、馮玉祥、孫 科、陳果夫、何應欽、李宗仁、楊樹莊、閻錫山、李濟深、林森、張學良。
國民政府主席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譚延闓
立法院院長 胡漢民
司法院院長 王寵惠
考試院院長 戴傳賢
監察院院長 蔡元培
歷史上北京並不叫北京，遼代稱上京，金代稱中都，元朝稱大都，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將大都改名為北平，意為北方平定，人民得以安定和平，居家度日。燕王朱棣篡政，遷都北平，始改稱北京。滿清入主中原建都這裡，成為異族統治中原的都城。
中華民國實現統一，即恢復歷史原貌，將北京正式更名為北平：「二十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議；直隸省改稱「河北省」，北京更名「北平」。自清朝將近三百年來所建立的北方國都，從此之後，即被稱為「北平」。」（6）（《蔣總統秘錄》第八章 全國統一。）
一九三七年十月，日軍侵入北平，再將之改稱「北京」。一九四九年，中共建都北平，又被稱為「北京」；但在中華民國的正式名稱，仍為北平。
張學良宣佈東北易幟，接受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領導，進一步對日本採取不合作的態度，並開始在南滿洲鐵路附近建設新的鐵路設施，通過低廉的價格與之競爭，導致南滿洲鐵路陷入了經營危機。感到危機的關東軍不斷提出抗議，但張學良並不願意妥協。因此日軍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等人決定發動戰爭來奪得主導權。
（未完待續）
——轉自《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