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2月08日訊】（內容提要：本文彙集了蘇聯和中國這兩個社會主義大國歷史上的一系列標誌性事件或事項並加以對比，以預測中共政權的終結年份。作為預測項目的33個標誌性事件或事項分別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新聞、文藝、人口、社會、航太等多個領域。通過兩種計算方法分別得出各個預測專案的資料後，再取其平均值作為最終結果，從而得出中共政權終結的大致年份。本文共有四部分：一、預測的依據，二、相同年份數相加法預測及結果，三、相同比例推測法預測及結果，四、說明與分析。）
第一部分預測的依據
中共政權何時終結？這已經是當今海內外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中共政權的終結之期能否預測？答案當然是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
誠然，人們很難預言中共政權將轟然崩塌或者驀然消逝於哪一年的哪一個月甚或哪一天，因為歷史進程不僅有著其必然的內在規律，還充滿了各種偶然性。正是由於歷史偶然性的存在，使人幾乎不可能斷言中共政權終結的具體日期；但人們卻可以通過對歷史規律以及其他規律在一定程度上的把握，來預估或測出中共政權終結的大致期限甚至大致年份。
因此我們不妨這樣說：中共政權的終結，日期難斷，大限可測。
普列漢諾夫是俄羅斯政治家、思想家、哲學家。他在1918年留下的《政治遺囑》中預言蘇維埃政權解體並談到其必然性時，曾經這樣告訴未來年代的讀者們：「一個懂得過去、明瞭現在，認識歷史事件的互相聯繫、繼承性和制約性的人，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有憑有據地預見未來。」
既然中共政權的終結也同樣「能夠在某種程度上」被預測，那麼，怎麼測？根據什麼來測？測出的結果又如何呢？
本文預測中共政權終結年份的基本方法，是彙集蘇聯和中國這兩個社會主義大國歷史上的一系列標誌性事件或事項並加以對比。作為預測項目的33個標誌性事件或事項分別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新聞、文藝、人口、社會、航太等多個領域。通過兩種計算方法分別得出各個預測專案的資料後，再取其平均值作為最終結果，從而得出中共政權終結的大致年份。
蘇聯和中國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絕無僅有的兩個社會主義大國，兩者之間存在著不言而喻的可比性。
20世紀5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國大陸的各類黨媒和各級宣傳部門曾經不遺餘力地大肆宣揚「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或「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用以展示「社會主義優越性」、引導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儘管其中帶有濃厚的宣傳性成份，本意也是出於政治宣傳，但不少在蘇聯發生的類似事例(事件或事項)後來又在中國重演，這倒也證實了兩國的社會主義道路確實具有某些共同點和相似性。
中國大陸的中蘇關係史兼國際冷戰史專家沈志華在2009年接受香港鳳凰網歷史頻道採訪時曾經表示：「那這裡就有一個問題很有意思，中國為什麼會跟著蘇聯這麼亦步亦趨的，它經歷過的事兒我們還要再經歷一遍，(……)你回過頭去看經歷過的這些事情，你就會發現它確實很有驚人的相似地方。」
之所以兩國歷史呈現出發展軌跡吻合的現象，從而令人覺得兩者「確實很有驚人的相似地方」，一方面是因為有指導思想等方面的主觀因素。由於中共早年通過「走俄國人的道路」而同樣靠暴力革命奪得政權，建政後為了「學習社會主義建設經驗」，自然延伸出「學習蘇聯老大哥」的「一邊倒」國策。但另一方面，更起決定作用的還是歷史規律以及其他客觀規律。例如經濟規律猶如「看不見的手」(語出英國亞當·斯密《國富論》，1776年)始終在起著制約作用，讓實際上並不真正願意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而總想把它納入「計劃經濟」框架的蘇、中黨國領導集團同樣都曾為此而經歷過好幾度尷尬局面。
本文《表一：中、蘇五年計劃一覽表》(見下文)中可見，兩國第一、第二個五年計劃(分別簡稱「一五」、「二五」，以下類同)期間，都為建立重工業體系而強行推行農業集體化，導致全國性農村大饑荒。「三五」都被迫中斷或名存實亡，或迫於外患(蘇德戰爭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或由於內亂(中國「文化大革命」)。「六五」期間，都展開過一系列經濟改革。「七五」後期，經濟改革都因推行或主導改革的政治人物(赫魯雪夫、趙紫陽)下臺而逆轉於原教旨社會主義傳統的計劃經濟……
由於客觀規律的作用，上述兩國歷史發展的共同點、相似性、週期性對應及其軌跡吻合，並非僅僅體現並作用於五年計劃或經濟領域，而且也程度不同地體現並作用於幾乎所有其他領域，因而具有普遍性和全域性，甚或還具有不可抗拒性。
「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真可謂「一語成讖」！
普列漢諾夫(1856－1918)曾經長期居於俄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地位，且被公認為「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列寧的導師」。但作為真正意義上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沒有為這種地位和個人利益所局限，而是堅持獨立人格、恪守道德底線，最終掙脫共產教條和「党文化」的束縛，成為曾經位居共產黨內最高層的原領導人擯棄黨性、複歸人性的典範之一。正是由於其經歷與位置所提供的視角，使普列漢諾夫得以對共產專制及其反人性本質作出難能而獨特的深刻剖析，並通過深入反思而闡發了不少具有權威性的獨到見解。
普列漢諾夫在1918年4月留下的《政治遺囑》於1999年被發現後廣為傳播。該遺囑中曾經預言：蘇維埃共產制度將會遇到無法避免的饑荒危機、經濟破壞的危機、政治經濟性質的危機、意識形態危機，最終在危機中解體。
回顧歷史，強制推行農業集體化之後，蘇、中兩國都出現過造成餓死人口數超過當時全國總人口5%的大饑荒──饑荒危機。斯大林、毛澤東去世後不久，兩國共產制度都在否定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之際，面臨普遍的信仰危機──意識形態危機……直至最後蘇聯的解體，多項重大歷史事實一再鑒證了這一預言的準確性，以及普列漢諾夫的歷史洞察力與預見性。而且上述事實所構成的兩國歷史軌跡走向，也在明白無誤地提示我們：該遺囑在某種程度上應同樣適用於預測中共政權的終結。由此可見，就預測中共政權終結的方法論角度而言，中、蘇兩個社會主義大國之間確乎存在著毋庸置疑的可比性基礎。
預測中共政權的終結之期，不同的研究者方法各異。各種研究方法也各具所長、各有千秋。因此，每一種新方法的探索和嘗試，都值得支持與鼓勵。
在論及「布爾什維克能保持政權多久？」這一重大歷史命題時，普列漢諾夫說過一段話：「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可能是單值的，因為答案取決於許多客觀的、主觀的甚至是偶然的因素。」
面對「中共還能保持政權多久？」這一重大歷史命題，筆者選用的預測方法主要是跨國比較加數據。對這類預測而言，普列漢諾夫所遵循的「多值效應」似較有參考價值和可借鑒性，也較接近筆者本人的思路。所以筆者盡可能多地選取了蘇、中兩國歷史上具有可比性的各類標誌性事件或事項共33個作為預測項目，它們涉及多個領域。其中既有客觀性較強的事例，也有反思-批判文學潮流(蘇聯「解凍文學」與中國「傷痕文學」)等主觀性表現較為顯著的事例，還有顯得比較偶然的事例如教宗過境：1989年，梵蒂岡教宗出訪時首度飛越蘇聯領空，並向戈巴契夫致電問候；2014年，梵蒂岡另一教宗出訪時首度飛越中國領空，並向習近平致電問候。
預測一個政權的終結期既然涉及年份和數字，也就涉及量化、涉及計算方法及其結果。就這一預測本身而言，最理想的當然莫過於建立數學模型加以演繹推算。中國20世紀80年代初就有學者運用數學模型分析過中國歷史上決定王朝壽命長短、盛衰興替的潛在機制(例如金觀濤、劉青峰《興盛與危機》，1984年)以及其他研究論題。不過，筆者最終還是選取最為簡單易懂的方法，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三：
一、預測未來較之於分析過去，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建立數學模型的有效性更容易受到各種條件制約從而影響其準確性；
二、能較為透徹地讀懂數學模型的讀者群畢竟有限，所以數學模型比較適宜於學術專著(筆者期待著這類用數學模型分析中共政權壽命的專著問世)，而不盡適合於面向更大讀者群的評述性文章；
三、中國著名數學家華羅庚(1910-1985)曾就普及數學專業知識而賦詩云：「神奇化易是坦道」。這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大道至簡」、「妙法至易」之類的說法異曲同工，都有其特定的合理性，也較為適合於本文的預測，所以本文還是選用小學生也能理解的簡易計算方法。
筆者在預測中運用兩種計算方法：相同年份數相加法、相同比例推測法。具體測算舉例說明如下：
- 相同年份數相加法實例
具體預測專案：主辦奧運會
1980年，莫斯科主辦第22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
11年後(1980年+11=1991年)蘇聯解體
2008年，北京主辦第29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
11年後(2008年+11=2019年)中共政權或終結
根據相同年份數(11年)相加，讀者可以瞭解：就「主辦奧運會」這一預測項目(單項)而言，中共政權的終結期為2019年(當然預測的最終結果並不僅僅取決於「主辦奧運會」這一單項)。「相同年份數相加法」極其簡單易懂，只要會小學水準的整數加法就可以理解，也很便於讀者覆核、驗算，以檢驗預測的計算是否準確。
- 相同比例推測法實例
具體預測專案：主辦奧運會
1980年，莫斯科主辦第22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
1917年蘇維埃政權建立至1980年共63年，為蘇聯存在期限(1917-1991)共74年的85.1%；
63÷74=0.851=85.1%
此後1980年至1991年蘇聯解體共11年，則為蘇聯存在期限的14.9%
11÷74=0.149=14.9%
2008年，北京主辦第29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
設1949年中共建政至2008年共59年為中共政權存在期限的85.1%，即1%期限相當於0.69年，
59年÷85.1=0.69年
則餘下14.9%期限(即1%期限的14.9倍)相當於10.3年
0.69年×14.9=10.3年
即此後10.3年(2008年+10.3=2018.3=2019年)中共政權或終結
根據相同比例(14.9%)推測，讀者可以瞭解：2008年北京奧運會後，中共政權存在期限應還剩下14.9%，相當於10.3年。就「主辦奧運會」這一預測項目(單項)而言，中共政權的終結期為2019年(恰好與「相同年份數相加法」預測結果巧合。當然預測的最終結果並不僅僅取決於「主辦奧運會」這一單項)。「相同比例推測法」也只需要具有小學數學水準，學過四則運算、小數、百分數就可以讀懂預測，覆核、驗算其結果。換句話說，只要懂得加、減、乘、除，知道0.149等於14.9%就行了。其要求也不算高。
本文第一部分(即本部分)末附有三個列表，為《表一：中、蘇五年計劃一覽表》、《表二：中、蘇軍力發展標誌性事件一覽表》、《表三：中、蘇航太領域標誌性事件一覽表》(以下分別簡稱「表一」、「表二」、「表三」)。清單的目的是為了便於讀者一目了然地把握某一方面或某個領域(經濟、軍事或航太)的所有預測專案，使之在閱讀一系列有關測算具體細節的同時，依然可有總觀全域之便。「表二」、「表三」的內容如標題所示，全部為具有可比性的標誌性事例，換言之，全部屬於比較的內容。「表一」為兩國的五年計劃概觀，並非全部屬於比較的內容。其中「一五」至「七五」相似性比較顯著，從中選取的具有可比性的標誌性事例(亦即用於比較的內容)較多；自「八五」起(或更具體地說，自1992年鄧小平「南巡」起)兩者的相似性開始弱化，比較內容相對較少。
本文第四部分中有一個清單，為《表四：兩種方法各類預測項目結果(年份)排序表》(以下簡稱「表四」)，主要用於對第二部分的測算結果和第三部分的測算結果資料進行分析，以便於闡述兩個結果之間的聯繫或關係。
對具體測算過程及資料不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跳過本文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直接閱讀第四部分。
表一：中、蘇五年計劃一覽表
| 蘇聯的五年計劃 | 中共的五年計劃 | ||
| 年份
及計劃序列 |
標志性事件
及主要內容 |
年份
及計劃序列 |
標志性事件
及主要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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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1932 第一個五年計劃 (簡稱「一五」，以下類推)
1933-1937 第二個五年計劃 (簡稱「二五」)
1938-1942 第三個五年計劃 (簡稱「三五」)
1946-1950 第四個五年計劃 (簡稱「四五」)
1951-1955 第五個五年計劃 (簡稱「五五」)
1956-1960 第六個五年計劃 (簡稱「六五」)
1961-1965 第七個五年計劃 (簡稱「七五」)
1966-1970 第八個五年計劃 (簡稱「八五」)
1971-1975 第九個五年計劃 (簡稱「九五」)
1976-1980 第十個五年計劃 (簡稱「十五」)
1981-1985 第十一個五年計劃 (簡稱「十一五」)
1986-1990 第十二個五年計劃 (簡稱「十二五」)
1991(-1995) 第十三個五年計劃 (簡稱「十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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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實行計劃經濟，重工業優先發展。強制推行全國農業集體化，以犧牲農民利益為工業發展積累資金，造成全國性農村大饑荒
重工業發展壓倒一切，迅速建成工業體系。農業集體化完成之際，大饑荒餘波尚存
後期因外患(蘇德戰爭及第二次世界大戰)而中斷，國民經濟全面轉入戰時經濟。此後1943年至1945年暫緩實行「四五」，以回應戰爭需求
恢復戰爭創傷和調整工業結構，積極發展核軍備，與美國展開軍備競賽，農業、輕工業產品普遍短缺
蘇美「冷戰」加劇，重工業中的軍事工業成為壓倒一切的發展目標
核軍備和宇航帶動軍事工業全面推進。經濟改革起步，計劃經濟略有鬆動，市場調節機制、人民生活水準等問題提出。經濟快速增長，蘇聯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後期因政變導致改革派人物赫魯雪夫下臺，經濟改革終止，重新回歸計劃經濟模式
勃列日涅夫時代開始，計劃經濟重新主導國民經濟，改革全面告停。借「七五」之餘力，經濟仍然增長
官方批判「七五」期間宣導的「市場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全面回潮，經濟增長開始遲滯
由於僵化的經濟體制效率低下和軍備競賽導致超高軍費開支的沉重負擔，經濟增長陷於停滯
領導人頻繁更換，經濟發展緩慢，農業、輕工業等民生產品持續短缺。蘇聯降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
戈巴契夫的「加速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初見成效後即停滯不前，未獲預期的成功
「十三五」的第一年(1991年)，蘇聯宣佈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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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1957 第一個五年計劃 (簡稱「一五」，以下類推)
1958-1962 第二個五年計劃 (簡稱「二五」)
1966-1970 第三個五年計劃 (簡稱「三五」)
1971-1976 第四個五年計劃 (簡稱「四五」)
1976-1980 第五個五年計劃 (簡稱「五五」)
1981-1985 第六個五年計劃 (簡稱「六五」)
1986-1990 第七個五年計劃 (簡稱「七五」)
1991-1995 第八個五年計劃 (簡稱「八五」)
1996-2000 第九個五年計劃 (簡稱「九五」)
2001-2005 第十個五年計劃 (簡稱「十五」)
2006-2010 第十一個五年計劃 (簡稱「十一五」)
2011-2015 第十二個五年計劃 (簡稱「十二五」)
2016-2020 第十三個五年計劃 (簡稱「十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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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照蘇聯模式，全面實行計劃經濟，以蘇聯設計的156個大型專案為中心，優先建立重工業體系。農業初步集體化
仿照蘇聯模式，強制推行農業集體化、工業「大躍進」，導致全國性農村大饑荒、國民經濟崩潰(官方宣稱「自然災害」)。此後1963年至1965年暫緩實行「三五」，以啟動核軍備發展
初期起即因內亂(「文化大革命」)而遭到全面破壞，國民經濟瀕臨崩潰，五年計劃名存實亡，僅核軍備等軍事工業尖端部門倖免於難
「文革」內亂繼續，經濟雖略經整頓，但仍始終「處於崩潰的邊緣」，各類民生商品普遍短缺
「文革」後政治上「撥亂反正」，經濟開始「走上正軌」，農村經濟改革啟動
逐步拋棄蘇聯計劃經濟模式，開始改革開放。農村包產到戶，農業「去集體化」。經濟特區建立。經濟由計畫決定逐步轉向市場調節，經濟快速增長。人民生活水準問題提出
後期因1989年「六四」事件，改革派人物趙紫陽下臺，改革開放終止，重新回歸計劃經濟模式，經濟停滯
鄧小平南巡，重新啟動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經濟回升，再度拋棄蘇聯計劃經濟模式，但政治改革仍遭全面封殺
經濟增長快速，但各類問題眾多，陳雲「鳥籠經濟」指導思想影響尚在，軍事工業高速增長
市場調節繼續增強，經濟持續增長。軍事工業超高速增長，「實際上整個經濟建設都圍著國防建設轉」
經濟持續高增長，經濟結構、社會分配、資源、生態環境等負面效應全面顯現
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經濟持續高增長已接近尾聲，下行趨勢前景明顯，經濟、社會等大量問題突出、尖銳
2016年為「十三五」的第一年 |
表二：中、蘇軍力發展標誌性事件一覽表
| 軍力發展項目 | 蘇聯軍力標誌性事件及年份 | 中共軍力標誌性事件及年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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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戰略部隊 |
1960年
組建戰略火箭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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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
組建第二炮兵(2015年改編為戰略火箭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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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彈 |
1949年
在哈薩克共和國塞米巴金斯克試驗場，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 |
1964年
在新疆自治區羅布泊試驗場，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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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彈 |
1953年
在哈薩克共和國塞米巴金斯克試驗場，氫彈爆炸試驗成功 |
1967年
在新疆自治區羅布泊試驗場，氫彈爆炸試驗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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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際導彈 |
1957年
P-7導彈(北約稱「SS-6導彈」)在哈薩克共和國拜科努爾航太發射場首次發射(世界軍事史上洲際導彈的首次發射) |
1980年
東風-5導彈第一次全射程試射(由甘肅省酒泉基地向南太平洋海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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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轟炸機 |
1948年
圖-4轟炸機(仿美國B-29轟炸機，圖波列夫實驗設計局製造)服役 |
1969年
轟-6轟炸機(仿蘇聯圖-16轟炸機，西安飛機工業集團製造)服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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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彈核潛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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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
659攻擊型(北約稱「回聲級」)導彈核潛艇(紅寶石設計局設計、列寧共青團造船廠製造)服役 |
1974年
091攻擊型(「漢級」)導彈核潛艇(渤海造船廠設計製造)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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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母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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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
基輔號航空母艦(涅夫斯基設計局設計、莫斯科「速度」機器製造廠建造)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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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遼寧號航空母艦(由前蘇聯「裡加號」即烏克蘭「瓦良格號」改裝；尼古拉耶夫造船廠設計建造、大連造船廠改裝)服役 |
表三：中、蘇航太領域標誌性事件一覽表
| 航太專案 | 蘇聯航太標誌性事件及年份 | 中國航太標誌性事件及年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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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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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
第一顆人造衛星「斯普特尼克1號」(人類歷史上首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 |
1970年
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1號」發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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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人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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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
宇航員(太空人)加加林駕駛「東方1號」飛船進入太空飛行(成為人類進入太空第一人) |
2003年
太空人(宇航員)楊利偉駕駛「神舟5號」飛船進入太空飛行(成為第一位進入太空的中國太空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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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宇航員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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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
女宇航員捷列什科娃駕駛「東方6號」飛船進入太空飛行(成為人類進入太空的第一位女性) |
2012年
女太空人劉洋與兩名男太空人共三人駕駛「神舟9號」飛船進入太空飛行(成為第一位進入太空的中國女性太空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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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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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
飛船「上升2號」將兩名宇航員帶入太空，其中列昂諾夫出艙進入太空活動(成為人類太空漫步第一人) |
2008年
飛船「神舟5號」將三名太空人帶入太空，其中翟志剛出艙進入太空活動(成為第一位漫步太空的中國太空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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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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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
空間站「禮炮1號」(人類歷史上首個空間站)成功發射運行 |
2011年
第一個試驗型空間站「天宮1號」成功發射運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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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器登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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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
「月球2號」月球探測器(人類送上月球的第一個航天器)在月球成功著陸 |
2013年
「嫦娥3號」月球探測器(第一個送上月球的中國航天器)在月球成功著陸 |
(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