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5月12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Lamont Colucci撰文／信宇編譯）下個月就是北京「六四」天安門事件及其後續屠殺37周年紀念日。對於許多人而言，這個事件往往被簡化為一個畫面：一名孤獨的抗議者站在北京的一眾坦克前。
圖像視頻永存，而理解記憶卻會消逝。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並非局限於一個廣場，隨之而來的暴力衝突也遠不止於此。抗議活動席捲全國，而中共當局的回應也遠遠超出了北京的範圍。人們記憶中的這一刻，實際上是一場執政黨與其人民之間席捲全國的對抗。
熟悉中共殘酷歷史的人，對此結果應該不會感到驚訝。
從鞏固政權之初，中共就將意識形態與強制手段相結合。中共第一代黨魁毛澤東（1893-1976）明確指出其執政原則：槍桿子裡出政權。這並非空談，而是政權的根本所在。建政前後的歷次土地改革運動、建政後的人民公社運動、大躍進（1958-1962）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等運動不斷，無不展現出一種始終如一的意願——即不惜大規模動用武力以維繫其統治。大躍進後，數千萬人死於饑荒。文化大革命摧毀了制度，瓦解了社會秩序，並在整整一代人中引發了暴力衝突。
對於中共政權而言，暴力並非反常現象，而是一種手段。
中共不僅僅是一個威權體制，而是一個極權主義的共產主義獨裁政權——它不僅試圖控制政治行為，還試圖控制思想、記憶乃至歷史真相本身。
天安門事件並沒有背離這個體系，反而印證了它。
到1989年，中共實施的經濟改革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某些方面，但是政治權力結構依然完好無損。當抗議活動蔓延全國時，中共並未將其視為公民表達，而是將其視為對其權威的直接挑戰。隨後，政府宣布戒嚴，部署軍隊，並訴諸武力鎮壓。
北京天安門的死亡事件眾所周知，而北京以外地區的死亡事件卻鮮為人知。在四川成都等城市，可靠的報告顯示，在最初的鎮壓行動後的幾天裡，數十人甚至可能數百人喪生。抗議活動蔓延到全國其它主要城市中心，但是中共當局確保暴力事件的全部規模永遠不會被完全揭露。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數為數百人，而獨立估計的數字則高達數千人，一些更高的說法甚至超過了這個範圍。
大多數權威的歷史和外交估計都認為死亡人數可能在1,000到3,000人之間。與此同時，一些情報機構和異議人士的說法則認為死亡人數接近或超過5,000人。沒有確切的數字，這並非偶然——這個現象反映了中共政權自身的結構。
這種不確定性並非記錄保存的失敗，而是管控的產物。
中共不僅鎮壓了異議，還抹殺了人們對異議的記憶。留下的只是一個象徵，而非完整的清算，一個掩蓋真相與揭示真相同樣多的形象。
正如英國著名現實主義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1903-1950）所警告的那樣：「誰控制了過去，誰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誰就控制了過去。」
最初的鎮壓之後，中共政權並未繼續大規模屠殺，而是轉向有針對性的鎮壓：逮捕、監禁、選擇性處決和長期噤聲等。天安門事件是一場集中暴力行為，隨後是一場強制性的歷史遺忘。
1989年發生的事件並沒有止於北京，而且也不局限於中國。
如今在伊朗也出現了同樣的現象——而且規模之大令人擔憂。
自2025年底以來，人民抗議活動蔓延至伊朗各地，波及數十個城市和省份。這些並非孤立的騷亂，而是全國範圍內對專制政權本身表達反對的行動。學生、工人和普通民眾紛紛走上街頭，人數之多清晰地表明了民眾的不滿情緒之強烈。
伊朗政權的回應遵循著一貫的邏輯。
包括伊斯蘭革命衛隊（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簡稱IRGC）和巴斯基民兵（Basij militia）在內的安全部隊迅速鎮壓示威活動。他們使用了實彈，部署了狙擊手，並進行了大規模逮捕。為了阻止通訊和信息記錄，當局切斷了互聯網。醫院報告稱收治了大量槍傷患者，而隨著國家加強對信息的控制，獨立核實工作變得越來越困難。
死亡人數尚有爭議，但是規模之大、影響之廣，並無爭議。
人權報告證實，鎮壓行動已造成數千人死亡。經核實的數字高達數千人，另有許多案件正在調查中。其它來自醫療機構和內部消息來源的估計數字則要高得多，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高達數萬人。由於當局蓄意阻撓核實，這些數字仍然難以確認。
伊朗政權利用國家力量，確保了這種不確定性。
屍體已被從醫院移走。家屬被迫保持沉默。大量報導描述了不堪重負的太平間、大規模的集體埋葬以及系統性地掩蓋死亡人數的種種行徑。據報導，在某些情況下，家屬甚至被迫支付行刑所用子彈的費用。
這些做法並非偶然。它們是旨在將鎮壓範圍擴大到殺戮行為本身之外的控制手段。
殺戮事件並不局限於街頭。
鎮壓行動仍在繼續，處決接踵而至。被指控參與抗議活動的人遭到不透明的司法審判，最終被處死。司法機構並非獨立運作，而是淪為政權權力的延伸。
兒童也是受害者之一。這不是人群控制，而是為了維護政權。
伊朗政權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威權國家，而是一個威權神權獨裁政權——在這個體制下，政治權威與政權的宗教合法性主張融為一體，異議不僅被視為政治反對派，更被視為道德和意識形態上的偏差。
現有數據雖然不完整，但可為相關比較提供基礎。
1989年中國發生的恐怖襲擊事件中，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數為數百人。獨立機構的估計普遍在1,000至3,000人之間，一些較高的估計甚至超過了這個範圍。真實死亡人數至今仍未得到證實。
目前伊朗已確認的死亡人數已達數千人。根據醫療報告和內部統計，其它估計數字則更高，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高達數萬人。然而，在國家管控下，這些數字難以核實。
伊朗的鎮壓行動至少達到了人們通常聯想到的中共天安門鎮壓的規模，甚至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兩種情況下的不確定性並非分析的局限性，而是這些制度本身的特徵。
然而，兩者之間存在一個重要的區別。
在中共治下，殺戮集中在一段短暫而暴力的時期，隨後進行了鎮壓。
而在伊朗，抗議活動並沒有結束殺戮。
在最初的鎮壓之後，這種鎮壓仍在繼續，包括處決、拘留和國家主導的暴力行為。
天安門事件是一場屠殺，隨後是一片沉寂。
伊朗局勢是一場屠殺，而且屠殺還在繼續。
然而，全球範圍內的應對措施並未遵循同樣的模式。
天安門事件成為一個標誌性的畫面，它作為抵抗與鎮壓的象徵，深深地烙印在世人的記憶中。伊朗卻沒有出現過如此單一的事件。其暴力事件分散在各個城市，報導零散，且實時引發爭議。
集中發生的事件會成為一種象徵，分散發生的事件會成為一項統計數據。
人們總是傾向於將這些事件割裂開來看待：把中共的六四事件視為歷史，把伊朗的民眾抗議視為時事。這種區分是誤導性的。
這些並非孤立事件，而是政權類型的體現。
中共政權和伊朗政權在意識形態上存在差異。一個根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教條，另一個則建立在革命神權政治框架之內。
正如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孫中山（Sun Yat-sen，1866-1925）所言，「國以民為本。」在這兩種情況下，這些政權都顛倒了這個原則——國家得以保全，即使這意味著犧牲人民。
不同的意識形態，不同的理由。
邪惡與權力有著同樣的邏輯。
兩者都是最高權力不受制約的體系。兩者都將異議視為非法。兩者都依賴武力鎮壓反對派。兩者都控制著塑造後續敘事的信息。
在這樣的系統中，權力沒有實質性的限制。
如果沒有限制，武力就不可避免。
相比之下，美國的政治傳統源於不同的前提——權力受到制約，權利獨立於國家而存在，個人擁有權力必須承認的道德權利。
如果缺少這個前提，結果就是可以預見的。
武力取代了法治。
權力取代了問責。
問題不在於這些政權是否會採取這種行動，歷史已經給出了答案。
問題在於，當這種模式再次出現時，我們是否願意識別它——即便它缺乏一個明確的標誌性圖像。它必須指導我們對伊朗當前局勢的看法。
37年前的北京天安門事件亦不例外。
而且類似的事件在極權國家永遠不會停止。
作者簡介：
拉蒙特‧科盧奇（Lamont Colucci）博士，曾任美國太空軍（U.S. Space Force）負責作戰理念與戰略原則（doctrine development）的首任主管，現任威斯康星州康考迪亞大學（Concordia University Wisconsin）政治學教授。他曾任美國國務院外交官，專長於國家安全、外交政策和太空戰略等。他著有多部關於外交事務和美國大戰略等領域的著作。
原文：From Tiananmen to Iran: Different Regimes, Same Logic of Evil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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