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抒:胡風案——空前的文字獄

《陽謀》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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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7年04月10日訊】文學評論家、雜志發行人胡風是位左翼作家,曾在日本加入共產黨,一九三三年日本當局取締共產黨時被驅逐回國。他曾一度擔任中共幕後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的書記,因其黨籍未被中共接受,文藝思想又與黨內主流不合拍,僅算得上是黨的戰友。中共高層中對胡風了解最多的是周恩來。

一九四一年,周恩來曾派人送去路費,讓胡風與別人一起到香港隱蔽。日本侵略軍占領香港後,周又指示將他們營救出來,並指示胡風回到重慶,向國民黨登記出版雜志,以文藝為武器與國民黨作合法鬥爭。

毛澤東與胡風並無交往,但對他早有戒心。一九四九年中共執政前夕曾向馮雪峰了解胡在上海的情況︰「聽說胡風身邊還有一幫人?」中共進入上海不久,副市長潘漢年在一次報告中不指名地打了胡風一棍︰「有一幫人,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幹的都是另一回事。」

一九五二年,北京四次召開「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名為討論,實為聲討批判,逼迫胡風檢查。一九五三年第二期《文藝報》刊登了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處長林默涵的文章,對胡風大舉批判:「胡風的文藝思想,在實質上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他認為作家只要忠實於藝術,不需要有什麼進步的政治思想和進步的世界觀。這正是資產階級的虛偽的藝術理論。」

「對於小資產階級作家,他們的根本問題和首要問題,是改造思想……胡風這種理論的實際效果,就是阻礙文藝工作者認識思想改造的必要性。……胡風又以魯迅為例子,仿佛魯迅是完全從生活的直覺經驗去認識現實似的,卻完全抹煞魯迅對於馬列主義的刻苦學習和因此而得到的深刻的馬列主義理論修養……」

緊接著第三期的《文藝報》又發表了另一位理論家何其芳的文章:「胡風同志的錯誤的嚴重性在於他在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後,並不用它來檢查和改造自己的思想,仍然積極宣傳他那些錯誤觀點,用它來和革命文藝的新方向對抗。」

胡風曾經求見周恩來,與周交談五個半小時。周建議他把自己的意見寫下供中央研究。當時胡風沒有動筆。一九五四年初,毛澤東要批判胡風的說法在高層流傳。魯迅早就說過「胡風鯁直,易於招怨」,這次胡風坐不住了。他於三月起,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寫了一篇《關於幾個理論性問題的說明材料》和《作為參考的建議》。

這份長達二十七萬字的文章,集中批評林默涵、何其芳:

林默涵同志以為作家如果沒有「首先具有」他那個沒有缺陷的「工人階級立場和共產主義世界觀」就「不可能」從事創作實踐……

林默涵同志等把作家劃分為改造好了的、不必改造的、經過改造但還沒有改造好的、沒有經過改造的幾種,有親有疏,使每一類作家都揹上了一個包袱,在文藝領域上造成了一片冷冰冰的空氣和幾種「資格」圈子。

對於林默涵同志等認為必須改造而沒有直接由林默涵同志等改造過的作家,不給工作條件,不准他們創作,要他們專門去改造。如果他們自動創作了,就不准他們發表;萬一發表了,就迎頭痛擊,叫做「批評」或「讀者意見」……非逼得他們擱筆不寫,去專門改造即改行不止。

何其芳同志等的這個「題材」主義……不問任何作家,不問任何條件,都必須描寫工農兵,尤其是「必須描寫他們……中的先進人物。」不能寫就擱筆。

何其芳同志在作家的腦袋上面放下了三根棍子……誰的作品裡寫的工農兵生活不是一帆風順的勝利故事,那就是歪曲了革命,是小資產階級。……誰的作品裡寫的工農兵也有「落後」的思想情緒……那就歪曲了工農兵,是小資產階級。誰的作品裡把敵人寫得複雜一點,不像紙人一樣,空空洞洞,一碰就倒,那就是立場不穩。

在這種理論批評的支配之下,創作祗能走公式化、概念化的獨木小橋。

我很願意改造我自己,在實踐中一步一步地爭做毛主席的一個小學生,但我卻不能按照何其芳林默涵同志等所解釋的「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也就是他們自己獨出心裁所建立的理論改造我自己。

在文章最後,胡風總結道:

在這個頑強的宗派主義地盤上面……在讀者和作家頭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論」刀子:作家要從事創作實踐,非得首先具有完美無缺的共產主義世界觀不可……單單這一條就足夠把一切作家都嚇啞了。

只有工農兵的生活纔算生活,日常生活不算生活……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纔能創作。這就……使思想改造成了一句空話或反話。

只有過去的形式纔算民族形式……如果要接受國際革命文藝和現實主義底經驗,那就是「拜倒於資產階級文藝之前」。

題材能決定作品的價值……而所謂「重要題材」,又一定得是光明的東西……這就使得作家什麼也不敢寫,寫了的當然是通體虛偽的東西……

在這五把刀光的籠罩之下,還有什麼作家與現實的結合,還有什麼現實主義,還有什麼創作實踐可言?……大多數作者已經被摧殘了被痲痺了勞動機能……

七月二十二日,他將其意見書,以及給「中央政治局;毛主席,劉副主席,周總理」的信交給中宣部長習仲勛。習告訴他︰「應當相信中央,把意見寫給中央是正確的。」

一九五五年第一、二號《文藝報》將胡風的文章冠以《胡風對文藝問題的意見》發表。起先,中共未將胡風視作敵人。一九五五年二月,劉少奇指示「對胡風小集團,可以開一些會,根據政策原則,對他採取幫助的態度。對胡風不是打倒他。」周恩來也說主要批判胡風的「反動文藝觀、世界觀」,沒把胡風當反革命看待。

可是,毛澤東不這樣看。何其芳說的對,胡風的文藝觀點與他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完全不合拍。尤其是「五把刀子」說,簡直是向延安講話公然挑戰。延安講話早已定了乾坤,文藝工作者只能奉為圭臬,照本宣科。何、林二人其實也就是按延安講話的宗旨行事而已。胡風顯然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毛澤東在自己的辦公室開了一個小會,提出要將胡風定為反革命。其祕書、中宣部副部長胡喬木提出異議,說「胡風不是反革命作家。」毛澤東說︰「不是反革命作家,至少不是革命作家。」這時中宣部部長已換成陸定一。陸表示同意毛的意見,胡風的命運就被決定了。

作家舒蕪保有胡風歷年給他的一百多封信。他應人民日報編輯葉遙之邀寫了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胡風給他的信中的一些話。審稿的林默涵決定不發舒蕪的文章,而要舒整理胡風的信件,以說明胡風「一貫反對和抵制我們黨對文藝運動的領導」。舒蕪遵命,整理了一份《關於胡風小集團的一些材料》,交了上去。

在這之前,《文藝報》負責人康濯根據周恩來批判胡風「反動文藝觀、世界觀」的指示,寫了個《文藝報》編者按語。送給毛審批時,毛一看便說︰「要不得,不能用。胡風怎麼只是個文藝觀、世界觀問題?他們是一個反革命陰謀集團。」

毛澤東深得中國文字獄之訣竅:將政敵的文字掐頭去尾,對剩下的片言只語加以歪曲,強加上原本沒有的含義,並據此莫須有的含義給人定罪。他自己熬了個通宵,寫了「人民日報編者按語」,將舒蕪的《關於胡風小集團的一些材料》連同經過整理的胡風與友人的通信,改成《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交給人民日報發表。

五月十三日發表《材料》的當天中午,毛澤東告訴周揚:要逮捕胡風,但胡是全國人大代表,已與劉少奇、周恩來商量,需幾天才能辦妥手續。他指示周揚:「派人去看看胡風,穩定他一下。」當晚,康濯、嚴文井奉命去胡風家,「覺得他還並沒感到自己會被捕,當然更沒有自殺一類的跡象。」十六日夜裡,胡風被黑布蒙上眼睛,麻繩捆上雙手,進了一所監獄。

這時,周恩來不吭聲了。毛宣布胡風是「國民黨的忠實走狗」,他只將毛的指示轉給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不發表自己的意見。其他人自然更不會對胡風施以援手了。

接著,關於胡風的第二批、第三批材料相繼發表,毛澤東寫道︰

「很早以來就是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的忠實走狗……和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機關有密切聯系,長期地偽裝革命,潛藏在進步人民內部,幹著反革命勾當。」

「胡風集團不是一個簡單的『文藝』集團,而是一個以『文藝』為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團。」

「我們的人……政治嗅覺必須放靈些。……借著這一次驚心動魄的鬥爭……堅決地將一切反革命分子鎮壓下去。」

一九四八年,重慶大學語文學系年僅十八歲的學生張中曉因肺結核退學回紹興老家,肺部開刀、切除了五根肋骨後,長期在家休養。因身體不好,生活在三代十幾口人的舊式大家庭中,心情憂郁,情緒波動。他在1950年曾給有文學青年導師之譽的胡風寫了一封坦露心境的信:「二年來,雖然是睡在床上,但也讀了一些書……過去曾寫過一些雜文和詩,現在,待身體再好一點,我準備再寫。二年來,我脾氣變了許多,幾乎恨一切人。……我是用最大的力量戰勝肺結核的。我想,這是使我恨一切的原因。二年來,我所受的苦難比從前的一切日子多,我懂得了什麼叫貧窮﹗什麼叫做病,什麼叫掙扎﹗……對這個社會秩序,我憎恨﹗」

這裡是一個年方二十歲卻已臥榻的文學青年向導師訴說心中的煩怨,那「恨一切人」並無政治含義。那「社會秩序」也許包括周圍的社會,但更多的是指他家中的情形。任何人讀了這封信,都不會想到那個割了半個肺、躺在病榻上繼續與肺結核鬥爭的年輕人想推翻共產黨。毛澤東明白這一點。可是為了給「胡風集團」定罪,他硬將這封信作了完全不同的引申詮釋:「胡風集團不是一個簡單的『文藝』集團,而是一個以『文藝』為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團。他們仇恨一切人民革命力量。胡風分子張中曉說,他『幾乎仇恨一切人』。許多人認為『胡風不過是一個文化人,胡風事件不過是文化界的事件,和其他各界沒有關系』,看了這類材料,應當覺悟過來了﹗」「還是這個張中曉,他的反革命感覺是很靈的……我們的人必須學習,必須提高階級警覺性,政治嗅覺必須放靈些。如果說胡風集團給我們一些什麼積極的東西,那就是借著這一次驚心動魄的鬥爭,大大地提高我們的政治覺悟和政治敏感,堅決地將一切反革命分子鎮壓下去。」

由此可知,鎮壓反革命運動殺了一百萬人,毛澤東猶嫌不夠徹底。他要利用胡風做題目,再來一次運動,在文化界搞一次鎮壓反革命。他只管栽贓,不管證據。他說胡風有「可殺之罪」,但又認為「殺了不利」,饒了他一命。至於那該殺之罪究竟是什麼,卻從來也沒有公布。

他對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發出指示,要全國各級黨委開展清查:「機關、學校、人民團體和部隊中調查和研究有無胡風分子……凡有胡風分子較多的省市均應指定幾個可靠的同志(例如五人)組織胡風問題小組。」各級黨組織立即成立專司清查「胡風分子」的「五人小組」。「胡風集團」逐次升級為「胡風反黨集團」、「胡風反革命集團」、「胡風反革命陰謀集團」。轟轟烈烈的「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在全國開展起來。

為了搞臭胡風,當局不惜工本,將胡風的罪狀編繪成連環畫,散發到千家萬戶。《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付印前,毛澤東指示陸定一「打紙版供各地照印」。在短短幾個月內就發行了五百多萬冊。上海在一個月內就重印了七次。

「反革命陰謀集團」是關係到殺不殺頭的大事,胡風文藝觀點的是非再也無人關心,更沒有人就文藝理論爭執不休了。

人人都得表態。早年胡風在南京東南大學附中的同學、作家巴金回憶道︰「人們勸我寫表態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寫,也不會寫,實在寫不出來。有人來催稿,態度很不客氣……」他只好寫幾句,說魯迅先生受了胡風的騙,胡風「做賊心虛」云云。有人寫文章指斥巴金對胡風罵得不夠狠,他只好再度寫文章檢討︰「實際效果是替胡風黑幫份子打掩護。」

因胡風與魯迅友情較深,當局讓魯迅遺孀許廣平出面宣佈:「魯迅愛黨愛人民,胡風反黨反人民。劃清界線,胡風絕無絲毫似魯迅。胡風祇不過是魯迅的叛徒。」郭沫若則檢討說︰「以我個人來講,認識胡風二十多年了,一直沒有感覺到他是這樣一種反革命的破壞分子。我們可以說,二十多年是和豺狼一道睡覺……鼻子不通,大中傷風。」「文聯」(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和「作協」[中國作家協會]按照黨的指示公布《決議》:「向最高人民檢察院建議,對胡風的反革命罪行作必要的處理。」

由於最高檢察院檢察長和最高法院院長均認為把胡風集團定為反革命集團法律根據不足,陸定一和國務院公安部部長羅瑞卿曾一度同意研究胡風的申訴,調查事實真相。但不久他們即認為,「胡風反革命案是毛主席定的,怎麼能夠討論?」將調查之議棄置一邊。

到了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再次催促對胡風公審判決,羅瑞卿召集最高檢察院檢察長和最高法院院長開會,說︰「把胡風集團作為與美蔣密切聯系的反革命集團是有些勉強,但這是毛主席親自定的,大家看怎麼辦?」「還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見辦吧,反正是反革命嘛﹗」陸定一也說︰「胡風本來是個老右派嘛﹗」

四月間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到中國人民大學作報告時,有人問到胡風,他祇好搪塞幾句︰「現在偵查工作已經結束,但胡風很不虛心,不接受意見。」

一九六五年,毛的「可殺之罪」已成笑料,當局仍然為了毛的臉面而堅持要胡認罪。為向全國人民有個交待,要對胡風公審,公安部要胡風以服從判決、不上訴為條件換取監外執行、回家;要綠原等胡風分子們以充當「胡風反革命罪行」的證人、出庭作證為條件換取免於起訴。可是胡偏偏就是那麼「鯁直」,就是不肯用認罪去換取寬大。於是,胡風被指控「陰謀顛覆人民民主專政」、「企圖篡奪文藝領導,觸犯了鎮壓反革命條例」,被判處十四年徒刑。此時胡風已服了十年刑,判決之後就獲「監外執行」的寬大,回家。

一九六六年春,胡風被送成都定居;但不久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他又進了勞改農場。因在報紙的空白處寫詩,他被四川省革委會以「在毛主席像上寫反動詩詞」的罪名判處死刑。經周恩來多方周旋,改為「終身監禁,留作反面教材。」周在關鍵時刻總算幫了胡風一把。

既已宣布「胡風反革命集團」之存在,自然要揪出一批人來湊數。這一揪,竟揪出了成千上萬,一大批文藝界人士和黨內外幹部遭了殃。

公安部採取全國統一行動,將凡與胡風有過同事、師生關系的人及有過書信來往的人,給當年胡風主編的刊物投過稿的,全都定為審查對象。許多人被抄了家。從抄得的信件、日記裡摘下片言只語,便足以定罪。上海作家耿庸被捕時,不僅被勒令將胡風的信「統統交出來」,連許廣平和魯迅的弟弟周建人等給他的信也都被搜走了。

早年在胡風鼓勵下從事文學創作的彭柏山,一九三四年被國民黨逮捕後,化名從獄中給魯迅寫了封信,經胡風辨認,確定是彭的筆跡。魯迅囑胡風按月寄錢、物到獄中給彭,直到三七年彭獲釋。他一九三八年去皖南新四軍軍部,一九五三年轉業到上海,任市委宣傳部長。由於胡風在「三十萬言書」中稱贊了他,毛澤東於五五年七月間責問「上海為什麼搞不出彭柏山?」上海市委馬上將彭逮捕。因無罪證,只得說彭屬「胡風一般分子」,送農村。在青海等地流放後,彭到河南農學院圖書館當資料員,文革中被打得體無完膚、頭髮被幾乎揪光後自殺。

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鄭思,一九四六年曾在胡風主編的《希望》雜志上發表過一首詩,以後又去看望過胡一次。他也被抓了起來。不像彭柏山拖到文化革命才自殺,他當時就服安眠藥解脫了痛苦。

四十年代上海文藝界成立中華詩歌朗誦協會時,雲南詩人包白痕的詩友顏海濤(筆名葉淘)恰路過上海,替包在成立宣言上簽了個名。現在,當局檢視刊有那份宣言的報紙,發現包的名字與胡風並列,立即將他隔離審查。一年多後把他送到勞改農場,關了二十多年!

人民日報「人民文藝」星期專刊的編輯、詩人徐放被關押了十年。

三十年代起將小說投寄胡風主編的雜志而進入文壇的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賈植芳,作為「胡風集團骨幹份子」,於五月十五日被捕,比胡風還早一天進監獄。以前他蹲過幾次監獄︰一九三五年在北京讀書時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被捕,由家人花錢保釋;抗戰未期被日本人捕去,日本投降後獲釋。唯有這中共的監獄蹲得特別長,而且不審不判,關了十一年才聽到對他的宣判,旋即被送回復旦大學監督勞動。

女作家蘇青以女人談女人事,「喚醒了古往今來無所不在的妻性母性的回憶……實在是偉大的。」(張愛玲語)其作品從不涉及政治,但為了編寫歷史劇《司馬遷》,她曾寫信給賈植芳請教有關歷史問題,賈入獄後,從賈家抄出蘇青給賈的信,蘇青便被送進監獄關押了一年半。

一九五五年五月底的一天,古典文學出版社副社長尚丁作為上海市的人民代表視察了監獄,深夜就被捕進了監獄。原來,他的舊同事王元化、耿庸等是「胡風骨幹分子」,所以他也是「胡風分子」。

先後在黃埔軍校和南京中央軍校學習的杭州青年陳守梅(筆名阿壟),一九三七年淞滬抗戰時是國軍炮兵軍官,被日寇子彈射中右頰受了重傷才下火線。全國文藝界抗戰協會舉辦長篇小說徵文,他的以日寇南京大屠殺為題材的小說《南京》(後改為《南京血祭》)獲獎。一九三九年,由其任周恩來祕書的朋友安排,阿壟到了延安。後赴西安治療眼疾,因交通封鎖,他進了重慶的陸軍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的數年間,他為中共獲取過不少軍事情報,通過胡風──宋慶齡──廖夢醒(國民黨元老廖仲凱之女,共產黨員)的渠道送往延安。一九四七年山東孟良崮一役,他將國軍七十四師的調動情況及作戰部署,送到了中共那邊。戰役結束,七十四師覆沒。廖夢醒告訴胡風,阿壟送的消息「使解放軍很賺了一筆。」

在國民黨要逮捕他時,阿壟逃出了生天。而今毛澤東寫下︰「阿壟,即陳亦門、陳守梅,浙江人。原是國民黨的軍官……」他頭上那塊日本子彈留下的傷疤竟成了「替國民黨賣命的鐵證」。當年從阿壟處收取情報的中共地下聯絡員羅飛也被連累,成了「胡風骨幹分子」。

周恩來雖然知道這是件冤案,卻不向毛澤東直言,只是拐彎抹角地說︰「阿壟是我方的地下情報人員,給我方送軍事情報的。中宣部和統戰部要注意這個問題。」可是,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和廖夢醒都寫了證明材料後,周恩來卻不吭聲了。拖到1965年,阿壟被判十二年徒刑。1967年,他死於獄中。正如他在《白色花》詩中所說:

「我要這樣宣言︰我們無罪,然後我們凋謝。」

詩人胡征當年在延安時,周恩來曾帶著他的詩稿到重慶,交給胡風,在胡風辦的《希望》雜志上發表。他連刊登自己詩篇的雜志都沒見過,自然交待不出與胡風的關系。公安部門宣布︰「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胡征,隔離反省以來,拒不認罪,交代不老實,決定逮捕關押。」此時周恩來似乎已經忘了胡征其人。

株連向來是文字獄的一大特癥。可是像胡風案那樣株連千萬人卻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

胡風因不滿足於看馬列著作的譯文,曾請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謝韜幫助查找若干馬列原著。這使得謝也入了網。人大校長吳玉章告訴羅瑞卿抓錯了。可是逮捕謝是毛澤東批准的,不能釋放。羅瑞卿想出一個變通的辦法:不算反革命,但還留在秦城監獄,算為黨「做戰犯的(思想)工作」。二十二年後謝韜方得自由。

當年的延安青年魯藜從未與胡風謀面,但他的詩《延安贊》被人推薦曾在胡風辦的雜志發表,所以也是「胡風分子」。他是天津市「文協」主席,舉辦過幾次週六晚在文協的聚會。凡參加過聚會的,包括剛病故的作家高雲覽,都成了「胡風分子」。「凡是在天津文協工作過的,或與文協接觸較多的,以及與阿壟、魯藜、蘆甸等有私交的,總之多少沾上一點邊的,都被牽連進來,一個也沒有漏掉。」

一九五五年七月七日,《中國青年報》用整版篇幅刊登了題為《侯紅鵝被拖進了反革命泥坑》的文章,說侯「墮入了反革命深淵,變成了反革命分子向人民進攻的打先鋒的嘍羅」。其實,侯紅鵝祇是一名中學生,愛好文學,寫過詩歌。只因阿壟在給胡風的一封信裡提到過他,說他詩寫得不錯,而胡風被抄家時信被抄出,他就遭了殃。他被定成「胡風分子」,去勞改了。

作家路翎,一九四三年二十歲即寫成著名的中篇小說《飢餓的郭素娥》。一九四六年該書已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一九四八年長篇小說《財主的女兒們》兩卷一出版就銷售一空。中共執政前他總共出版了計二百萬字的小說集。從一九五四年起,全國幾大報刊相繼發文批判他的幾篇小說。他寫了一篇長文《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批評?》,抨擊「以政治結論和政治判決來代替創作上的討論」的現象。文章在《文藝報》剛連載完,他就作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進了監獄。

二十年後路翎出獄。人們「在一條髒胡同裡,在大掃把揚起灰塵和垃圾中間,發現一個蓬首垢面的老頭低著頭一面掃,一面喃喃自語……這就是當年名重一時的路翎。……有人去探望他,把他過去寫的書送給他看,他一面摩挲著陳舊發黃的封面,一面恍惚而淡漠地問道︰這會是我寫的麼?」[1980年北京市法院重新判決,「宣告路翎無罪」。]

山東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華崗是中共老黨員。他與胡風並無關系,卻批評過毛澤東,也被打成「胡風分子」。關了十年後,當局要他以服罪換取「從輕處理」,但他堅持「無罪可服」,於是判刑十三年。刑滿後被扣住不放,直到病重才得回家。但一家數口僅一間房,他無處棲身,不得已又拖著病軀自願返回監獄,於一九七二年死於獄中。

在國民黨時代利用其泥土出版社支持「進步人士」寫作的許史華也進了監獄,因為許多「進步人士」成了「胡風分子」。十年後獲釋,他到老丈人家找妻子,才知道妻子早已改嫁給了一位黨的老幹部。見不著妻子、女兒,他回到空無一人的住所,懸梁自盡。幾天後,在其窗外玩耍的孩子無意間發現他家裡有人掛著「蕩秋遷」,他的死才為人知。

「胡風分子」的家屬都成了賤民。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費明君被捕後送青海勞改營。全家七口人被趕出學校宿舍,在一個水泥涵洞裡棲身,後來被押到甘肅一個勞改農場。但農場拒絕收留,把他們送回酒泉火車站了事。當時最大的孩子才八九歲,一家人沿途討飯,走回上海,又住進水泥涵洞,以揀垃圾為生,直到一九六一年被送安徽定遠縣農村落戶。費明君則於一九七二年死在青海勞改農場。

1933年,胡風與妻子梅志。(網絡圖片)
1933年,胡風與妻子梅志。(網絡圖片)

胡風夫人梅志也進了監獄。在獄中,審訊員問她︰「你們反對周揚吧?」「那是的。」梅回答。「你們應當知道周揚是代表黨的。」「知道。」「那麼,你們反對周揚不就是反對黨嗎?反黨不就是反革命嗎?」梅志沒話可說了。因為周揚本人要到一九六六年才變成「反黨分子」進監獄,她在一九五五年是無論如何料想不到的。

「胡風分子」耿庸被捕後,妻子王皓也進了監獄。被關了兩年後出獄,王皓即給毛澤東寫信訴冤。當時上海抓右派正抓得歡,把她也算上一個。她無處申訴,終於憤而於九月間跳了上海黃浦江。

詩人綠原被捕後,辦案者很快查清,指他是國民黨特務一事不實。但是「胡風反革命集團」不能沒有他,非要將他定為反革命不可。他的妻子羅惠成「反革命家屬」,被「下放」了二十多年。

四十年代在北京大學求學期間加入中共的作家、《文藝學習》雜志編輯馮大海,被定為「胡風分子」後被「下放」農村,妻子與他離了婚。文革中,馮大海投水自盡。多年後,妻子對其女兒說︰「當時離婚,是為了擺脫政治上的壓力。可是離婚以後,人家還是當『胡風分子』的家屬看待。早知如此,還不如不離呢。」

敢出面為胡風辯護的,全都受到了嚴懲。

《浙江文藝》主編方然認為「黨員有權向中央呈述自己的意見」,寫了一篇為胡風文藝理論辯護的文章,請黨組織遞呈中央,結果被捕。身懷六甲的妻子亦被關押。三個月後妻子生下一對雙胞女兒,被迫與他離婚。老母不堪街坊鄰居的鬥爭聲討,懸梁自盡。十年後,方然獲釋,在杭州當一名月薪十八元的小工。次年鬧文革,為躲避無窮無盡的鬥爭,他要求公安部門將他重新收監,不獲允諾,於一九六六年九月自沉水溝而亡。

胡風等被捕後,中國文聯、中國作協召開擴大會議,主席郭沫若要求將胡「作為反革命分子依法處理」。一九四九年離台灣北上為新政權效勞的美學家、翻譯家呂熒上台發言說︰「我不贊成把思想領域裡的問題等同於政治問題。今天這樣大張旗鼓地來批判胡風,我認為是錯誤的……」還沒說完,台下就有人喊「呂熒,你居心何在﹗」「你與胡風是什麼關系?」文聯、作協的文化人,在口號、呵斥聲中推搡呂熒,更有人一把將他拽下了台。第二天,人民日報便宣布呂熒也是個「胡風分子」,說他「為胡辯論,遭到會議的一致駁斥」。

他在河北清河農場勞改時被宣布為「瘋子」,從隊長到歹徒都折磨、凌辱、漫罵甚至毆打他。他死於一九六九年春天之前,一領破蘆席裹身,被掩埋在勞改農場一個角落裡。一堆土旁立著一塊紅磚,上面用粉筆寫著「呂熒」二字,一場雨過後,這點記號便永遠消失了。

1980年,中共給胡風平反的文件說:「(此案)共觸及了二千一百餘人,逮捕九十二人,隔離六十二人……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七十八人。」

實際被「觸及」的人數遠遠不止二千一百。康濯的數字應更可靠:「全國被清查、揪鬥的達十餘萬人,被捕入獄的一萬多人。有的人僅是讀過胡風的一篇文章,聽過胡風的某次報告。」

胡風等入獄後,作家巴金曾偶爾向熟人打聽胡風的消息,可是他得到的回答是:「你不用問了。」過了近三十年,他回憶當時的情景道︰

「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獄,連連打幾個冷噤,也不敢做聲了。」

巴金將「反胡風」、「反右」和「文革」相提並論,說他一想起這「三大運動」,「便不由得渾身戰慄」。在毛澤東治下,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這一次不過是「輪到胡風倒楣」罷了。#

責任編輯: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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