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8月28日訊】（大紀元記者尚天採訪報導）看到本網站8月4日刊登的《從中共殺人運動逃出 地主家小姐的血淚記憶》一文， 旅居加拿大的周女士很有共鳴，她悲憤地向記者袒露自己家土改時被共產黨迫害的往事。她說，隨著年齡的增加對近來發生的事情記不住，但是對於少年時代的這段悲慘記憶卻永遠抹不去。她相信，善惡有報，共產黨肯定會被天滅。她希望更多的人說出當年受迫害的經歷。
周女士自述道：「我出生在湖南一個偏僻的農村裡，我是老大，在共產黨搞土改時我有姊妹七個。我家當時並不富裕，主要靠父親在城裡打工，每月掙4擔米的工錢養家。
「由於不富裕，衣服都是用簡易的辦法染的家織布做成。母親一人在家養育我們七個，農活幹不了，就請了一個長工，長工的報酬是將收穫的糧食對半分——長工得一半，我家得一半。
「當時我家能長莊稼的地也就是十畝，其餘都是難於耕種的荒地，具體多少不知道。就是因為這些不長莊稼的地加起來數量多，還有一個長工，所以我家在土改時被劃為地主。
「1948年，父親工作單位老闆發了財，給職工增加工資，我家就搬到了城市租房住，父親每天也能回家了。老家地就賣了，但房子還留著自己用。
「1951年土改時，母親被劃為地主，土改隊要她和孩子們回去，從此厄運就降臨我家。
「母親帶弟妹們回到老家後，土改隊每天開大會批鬥她，要她交出財產，母親說沒有，他們就打她。母親被逼沒辦法，把僅有的一件值錢的東西——一枚用來換糧吃的九成金的金戒指拿出來。
「但是土改隊的人說，不能就這一點，肯定還有，逼母親拿出錢來。母親拿不出來，被這些沒有人性的人綁上一個小腳趾頭，一個小手指頭懸空吊在木梁上，他們將這種刑法叫『吊半邊豬』。直吊得母親指頭斷裂，痛苦不堪。而且土改隊還說，明天還要吊。
「受此生不如死的侮辱性的刑法，想到明天還要面對這恐怖的折磨，承受不了的母親在當天夜裡趁弟弟妹妹們睡著後跳井了。可憐的2歲小妹妹半夜醒來後看不到媽媽，大哭不止，其餘的4歲、6歲的弟弟妹妹也哭。哭聲把鄰居驚醒，預感事情不好的人們一起四處找媽媽，才在井裡發現媽媽的屍體。
「我當時和大弟弟已在外地工作，村裡派4人找我和大弟弟回家收屍。在別人面前不敢哭的小妹妹見到我後抱著我腿哭了起來。面對失去母親的2歲、4歲、6歲的3個年幼弟弟、妹妹們，我心如刀絞，也哭了起來。對我們這些失去母親的可憐的孩子，村幹部不僅沒有一點同情心，反而大罵我為地主哭喪，和母親劃不清界限，階級立場不對！更甚的是還開大會批鬥我和大弟弟。在會上村民大喊『打倒狗崽子』等口號。當時只有18歲的我從未見過這塲面，嚇得渾身發抖。在母親被逼死，弟弟、妹妹沒人管的悲慘情況下，我連哭的權利也被剝奪！
「此後我們家就家破人亡。老家的房子被土改隊沒收，兩個小妹妹被人收養，我這個還沒成家的姑娘也承擔起了撫養一個弟弟的重擔，大弟弟和大妹妹參軍到朝鮮參戰。父親在外省工作，一家人天各一方，相見都難！
「在那個瘋狂的『鬥地主』的年代，不只我一家，許多類似我家情況的人也遭到殘酷的折磨。我小學同學的媽媽被褲襠裡塞進一隻貓，把褲腳、褲腰綁住然後用力打貓，貓被打的在褲裡拚命的抓、咬，把同學媽媽的下身抓爛……
「我姥姥村子的一個人，在結冰的大冬天被放到一個盛滿水的大容器裡，只剩頭在外面，對著頭開動吹稻米的鼓風機吹，把人吹凍到昏迷才罷休……」
在採訪中周女士還談到，從《九評共產黨》了解到，共產黨是個禍害人間的邪靈，它給人們灌輸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進步的唯一動力。因此，殘酷鬥爭成為共產黨獲得政權以及維持生存的主要手段。為了維持這個階級鬥爭理論，人為地在人群中樹立對立面，把一部分人劃為「階級敵人」批鬥，在城市劃分出資本家，在農村把原本靠勤勞致富的好人劃為地主。
例如四川的劉文彩原本是個大善人，在當地做了許多大善事。可是共產黨卻硬造出了《收租院》、冷月英坐水牢的假典型。小說《苦菜花》被拍成電影，其實裡面的反面人物是當地很有名的大善人。在全國許多被劃為「地主」的家庭像周女士家一樣慘遭迫害。
周女士最後說：「我今年已經85歲了，這段少年時代的記憶永遠抹不去，共產黨造下的天大罪業不會忘記。在此我說出來也是對死去的母親的紀念，也是共產黨罪業的一個見證。希望更多的人站出來說出當年的經歷。我相信，善惡有報，共產黨肯定會被天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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