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胡佳:煽顛罪是對公民「最高獎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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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03月28日訊】編者按:胡佳,中國社會活動家,諾貝爾和平獎被提名人,多次因維權活動被中共警方拘留,曾被判刑三年半,期間遭受酷刑。13年來,一年365天,駐在他家樓下的國保從未停止對他的監控。

今年年初,胡佳做膽囊切除手術期間,北京國保仍然到醫院監視他,術後回家,樓下警察又恢復了對他24小時的監控。

2月中旬,術後仍然虛弱的胡佳接受了採訪。不久之後他即被警察帶離北京,到南方「被旅遊」,異地軟禁。胡佳說,因為中共開「二會」、修改憲法,他被禁止接觸境外媒體。

本次訪談,44歲的胡佳較為詳細地談了很多問題,包括他的父母、妻子、女兒,他的信仰,他對痛苦、幸福、恐懼、屈辱、絕望、生死、榮譽的理解,談了他喜歡的故事、電影及馬拉松。

右派沒有「平反」這個詞

我1973年出生,我爸出身富農,媽媽出身資本家。1957年,我父母都成了「右派」,當時我爸是清華大學土木建築工程系學生,我媽是南開大學化工系學生。

小時候父母兩地分居,我跟我爸爸在一起生活,到戈壁灘、酒泉,嘉峪關等這些地方,後來,還跟他去工程兵部隊當兵。我那時一年能見一次媽媽,她在河北衡水的一個地方小化工廠工作。

從1957年到1979年,經過22年的顛簸流離,我父母落實政策回到了北京工作,總算聚在一起。

我問過父母,「右派」是不是平反了?他們一起糾正我,右派沒有「平反」這個詞,就是「摘帽」,他們是「摘帽」右派,中共承認「反右誇大化」,不承認「反右」是錯的,「反右」並沒有被徹底否定。

我認為,中共應該向他們道歉,甚至跪下來,向他們謝罪!這個社會多少難得敢說真話的精英給打下去了!把我們民族精神的脊梁給打壓下去了,這個邪惡不遜於日本人!

「煽顛罪是這個國家對公民最高的獎賞」

我父母被打成 「右派」之後的50年,2008年3月18日,中共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審判我。在有關我的189篇採訪文章中,它選了八篇作為我的「罪證」。其中一篇文章裡,我稱毛澤東是暴君,還引用了陸游的詩。

他們問我,「王師北定」是什麼意思?你到底想表達什麼?我回答說,我就是想讓我父母在有生之年,看到他們沒有經歷過的一種健康的國家體制,我覺得這是我對父母最大的盡孝,也是我對這個國家最重要的使命。

只要我生命延續一天,這使命就在我身上。不僅僅是因為我父母曾經遭遇的,也是這個民族很多人都遭遇的,這個事實的存在,是中共把全世界所有黑漆拿來都抹不去的!我來到這個國家,來了就是要還原所有被蒙蔽的歷史真相,把奴役的體制,變成一個公平、自由、平等、免於恐懼的體制。

2007年我被抓後關在七處,看到一本叫《禪機》的書,胡平教授寫的,裡面有關於右派定性的文件,十幾條右派「標準」,每一條我都符合!我想我還成了「右派」了!父母是「右派」,我成了右二代。

實際上我是幸運者,有這些經歷很好,因為上天讓我保持清醒,讓我看到了很多事實,中共用什麼話語欺騙洗腦,都沒有用了。

在我看來,顛覆國家政權及煽動國家政權這兩項罪名,是對公民最高的「獎賞」,是歷史給你的嘉獎。在一個專制社會,你被控叛國罪,說明你選擇對了,說明你是清醒的,說明你敢站出來,說明你不惜付出犧牲的代價,為社會進步做出了推動。

「共產黨給我們民族都灌了迷魂藥了」

安全和自由就是空氣中的氧氣,缺少氧氣必然感到窒息。但安全和自由在中國是最為奇缺的。

我們和朝鮮就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表面上中國似乎沒那麼極端,沒有犬決炮決,實際上中國大陸才是世界最大的監獄。高牆電網,武警站崗,這樣的監獄是顯性的。普通中國人根本意識不到自己被關在一個隱形的大監獄裡。

從你出生在這個國家的那一刻,你就是牢裡的人了,你就吃上牢飯了。牢飯很寬泛,包括精神上的牢飯,它給你的東西,是填鴨式灌輸。它給你灌輸狼奶,灌輸仇恨教育,從小就讓你覺得我們是正義的,世界其它國家都和我們做對,都想封死我們。你被洗腦,它灌輸的東西慢慢滲透你的血液、基因,甚至影響下一代。

我出獄時女兒三歲半,我去給她找幼兒園,那是2011年,中共建黨90周年,所有的幼兒園都要飄黨旗,要教育童心向黨,對兩三歲的孩子起步就要進行這個教育。

只要上中國的公立小學,你就必然加入它的政治組織:少年先鋒隊,你必須帶紅領巾。教育你必須向強權低頭,必須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必須做到不能說真話,要很會來事,要說假話,逢迎話,你必須拍馬屁到爐火純青才能混好,這成了社會生存基本法。

不能不說,共產黨的洗腦灌輸真是非常成功,它給我們民族都灌了迷魂藥了。很多人寧願做奴隸,覺得明哲保身是高明的,過好小日子就好,保護自己的家庭,不管他人瓦上霜。

在這種社會化監獄裡,很多人的現實選擇都是因為恐懼。因為如果你不屈從它,你就會在監獄裡。

當一個人內心充滿善,心胸開闊時,他是幸福的,而且是強大的

我小時候是「黑五類」,小夥伴不多,就自己找找夥伴:飛翔的小鳥,鳴叫的昆蟲,水裡游的小魚,蹦跳的青蛙。沒有人的夥伴,並不會影響我與萬物自然的情感互動,反而我更富足,它們都是我的朋友。

我在1997年皈依,但我信仰的起始,應該源於1989年,甚至更早。

我小時候很愛吃肉,媽媽有次炒了一碗醬紅色的田雞腿,就是青蛙腿,我看著好難過,一口都沒動。當時十幾歲吧,從那時就不想吃肉了。青蛙是我小時候的玩伴啊。到超市,那些賣肉賣海鮮的地方,我都繞著走,那個顏色、味道,都使我想到動物被屠宰前的恐懼和痛苦。

我不殺生、吃素,也和1989年有關。我體會過子彈飛過頭頂的恐懼,知道生命是第一位的,不可侵犯的,不可被剝奪的。

我覺得自己不是那種慧根很好的,也不那麼有悟性,但我覺得保持戒律,至少不會變得太壞。

當一個人內心充滿善,心胸開闊時,他是幸福的,而且是強大的。我看到一些開車特別霸道的,我會告訴自己,不和他爭,不值。你不再計較,你的寬容大度反而有利於別人反省,或者改正。我一直追求這樣的境界,我還沒有達到,但我知道什麼是對的。一個有幸福感的人,必然是善良的。當然善良中少了正直和勇氣,也不叫善良,那是殘缺的。

為中國的信仰感到難受

上至中國佛協會,下至地方市縣一級的佛協會的會長,實際上都是共產黨控制的,很多都是披著袈裟的黨委書記,他們專權,很富有、很好色。

他們剃度了,披上袈裟了,看了幾本經書,就可以講法了,就成了佛教師父了,然後就可以收供養了,明碼標價了!很多佛寺都這樣,初一燒高香,頭一柱香可以賣到四五十萬!還有就是做佛事大範圍斂財。僧人開著保時捷等豪車,所謂「大和尚」大在那裡?大在荷包上。

中國雖然也有些衣服打著補丁修苦行的僧人,那是鳳毛鱗角了。好多宗教場所,像碧雲寺、臥佛寺等,已經成為經營性企業了!都在旅遊局手裡邊。而且辦個宗教場所的許可證,要100多萬。

佛教寺廟要收門票,少林寺都股份化了!有科級和尚、處級的和尚、局級的和尚、副部級和尚,什麼你是政協委員啦,我是什麼啦!我做為佛教徒,在中國這樣的環境中,真的為我的信仰感覺難受。

做為六四的倖存者 我應該做些什麼

1989年6月4日上午,那時我家住在朝陽區十里堡,在此之前,我參加過4·27遊行,去廣場支持過絕食的大哥哥大姐姐。後來和我家附近的112、155總站的司機售票員們,推著那些電車攔阻軍車。6月3日夜到6月4日凌晨,路口燒了一個坦克,我們設的路障,就是那些電車,被撞得七扭八歪。

軍車好像是瀋陽軍區過來的,很長的車隊,被擋在十里堡鐵路橋的東側。我和一些市民,群情激奮地譴責那些軍官士兵,不讓他們進入北京城殺人。我記得一個軍官的樣子,感覺他是團長。他把軍服脫了,露出白襯衫,手插在頭髮裡邊,很糾結很苦惱的樣子。據說他收到的通知是到北京拉練。

警衛員發現事態有可能失控,跳下卡車,立刻按上槍栓。我們一看,轉身撒腿就跑。我聽到震耳欲聾的槍聲,非常大的,噠噠噠,我們拚命跑,心臟都快從嗓子眼跳出來了!我感覺氣流從頭頂上飛過,感覺都能把我的腦袋消去一塊!

那時我15歲,那真是刻苦銘心,想起來都膽寒,如果那天我死了,我媽媽就是天安門母親,按照她老右派性格,肯定每年六四她都要紀念的。

我的恐懼,從1989年6月4日那天那一刻,到現在都沒有完全停止。也許這一次恐懼,就讓有些人下輩子變成順民了。還好,雖然我也害怕,但並沒有讓我變成一個精神萎靡、匍匐在地的一個人。做為六四的倖存者,我應該做些什麼事情。#

(待續)

(江海天整理)

責任編輯:孫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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