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你的錢包，把美元鈔票攤在桌上。
一元上是喬治‧華盛頓，五元上是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十元上是亞歷山大‧漢彌爾頓，二十元上是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五十元上是尤利西斯‧格蘭特（Ulysses S. Grant），一百元上是班傑明‧富蘭克林。
約翰‧傑伊（John Jay）不在其中任何一張上。
這個事實本身，就是他一生命運的最好總結。
他是《聯邦黨人文集》的作者之一，與漢彌爾頓和麥迪遜共同撰寫了這部奠定美國憲政理論的不朽文獻。他是美國第一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Chief Justice），從零開始建立了這個今天仍然左右美國命運的機構。他是美國革命最重要的外交官之一，幫助美國從英國手中拿到了密西西比河以東的廣大領土。他兩度出任紐約州長。他擔任外交事務祕書，實際上是美國第一任國務卿的前身。
然後他從歷史的聚光燈下悄悄退場，在紐約州北部的農場裡安靜地老去，幾乎被所有人遺忘。
為什麼？
一、那個出身最好的國父
在所有建國者中，約翰‧傑伊的家世背景大概是最顯赫的。
他一七四五年生於紐約市，父親彼得‧傑伊（Peter Jay）是富裕的商人，家族從事皮草和商品貿易，在紐約社會屬於上層階級。他的祖先是法國胡格諾派（Huguenot）教徒，為逃避宗教迫害移居英屬美洲，在幾代人的努力下積累了相當的財富和社會地位。
他在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即今日的哥倫比亞大學）接受了完整的精英教育，畢業後進入法律行業，很快在紐約建立起出色的律師聲譽。
他不像富蘭克林那樣白手起家，不像漢彌爾頓那樣是無家可歸的孤兒，不像亞當斯那樣靠著清教徒式的苦幹向上攀爬。他生來就站在一個比大多數同代人更高的起點上。
二、外交戰場上的第一刀
一七七八年，傑伊被派往西班牙，尋求西班牙對美國獨立戰爭的支持與援助。
這是一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西班牙雖然與英國是宿敵，但對美國的共和革命深感警惕——一個成功的殖民地獨立運動，對西班牙自己在美洲的龐大殖民帝國是個危險的先例。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三世（Carlos III）不願正式承認美國，也不願提供實質性的軍事援助。
傑伊在馬德里（Madrid）耗了將近兩年，幾乎一無所獲。西班牙給了一點點錢，拒絕了正式承認，拒絕了軍事同盟。傑伊帶著挫敗感離開，前往巴黎加入和平談判代表團。
但那兩年沒有白費。他學到了一件事：外交不是靠道理說服對方，而是靠利益驅動對方。西班牙不幫美國，不是因為不懂美國的正義，而是因為幫美國不符合西班牙的利益。這個認識，讓他在巴黎的談判中更加冷靜和務實。
三、巴黎，那場改變美國版圖的談判
一七八二年，巴黎和談開始。
美國代表團由富蘭克林、亞當斯和傑伊組成。三個人的性格截然不同，談判風格也各有千秋——富蘭克林老練圓融，亞當斯直接強硬，傑伊則冷靜謹慎，善於在複雜的多方利益中找到突破口。
談判過程中，傑伊發現了一個令他警覺的細節：法國外交部的一名官員，似乎在暗中向英國通報美國代表團的底牌。法國表面上是美國的盟友，背地裡卻在為自己的利益打算——它希望美國獨立後保持相對弱小，不要成為新的強權。
傑伊把這個發現告訴了富蘭克林和亞當斯。三人做出了一個在外交上頗具爭議的決定：繞開法國，直接與英國單獨談判。嚴格講，這違反了法美同盟條約中不得單獨媾和的條款。
但結果證明這個決定是正確的。
英國談判代表理查‧奧斯沃爾德（Richard Oswald）在沒有法國干預的情況下，給出了遠比預期慷慨的條件。一七八三年九月簽署的《巴黎條約》，英國承認美國獨立，並將密西西比河以東、五大湖以南的廣大領土統統割讓給這個新生的國家——這片土地的面積，比當時已建立的十三州加起來還要大。
傑伊在這場談判中扮演的角色，是識破法國的暗中操弄，並推動了繞開盟友直接談判的決策。沒有這個決策，美國在談判桌上得到的版圖可能要小得多。
四、第一任首席大法官，從零開始
一七八九年，華盛頓就任第一任總統，開始組建新政府。他任命傑伊出任美國第一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這是一個看起來風光、實際上極為困難的職位。
因為什麼都沒有。
最高法院沒有自己的建築——它最初在紐約的皇家交易所（Royal Exchange）辦公，後來跟著首都遷到費城，再遷到華盛頓，一直到一九三五年才有了今天那棟莊嚴的大理石建築。它沒有固定的程序，沒有先例可循，沒有人知道一個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應該穿什麼、說什麼、怎麼主持庭審。
甚至連法袍的顏色，都是傑伊他們自己決定的。
傑伊在任期間（一七八九至一七九五年）建立了最高法院最基本的運作規範，確立了司法獨立的原則，並在幾個重要判決中確立了聯邦法律優先於州法律的原則——這個原則是美國聯邦制的基石之一。
然而這些奠基性的工作，在當時幾乎沒有引起太多關注。
一七九四年，華盛頓派傑伊前往倫敦談判，試圖化解美英之間積累的緊張關係。傑伊接受了任命，暫時離開了最高法院。
這一去，引發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政治風暴。
五、那把燒他人像的火
一七九四年，傑伊抵達倫敦，與英國外交大臣格倫維爾勛爵（Lord Grenville）展開談判。
那時，美英之間已經積累了一籃子問題：英國拒絕撤出美國西部邊境的幾個要塞（這是《巴黎條約》規定的義務）；英國海軍攔截美國商船，強徵美國水手；英國支持美洲原住民對美國邊境的騷擾。傑伊的任務是一次性解決這些問題。
他沒有足夠的籌碼。美國海軍弱小，無法在軍事上對英國形成威脅；美國經濟對英國貿易依賴極深，真正的貿易戰對美國的傷害可能更大。傑伊在談判桌上能動用的，只有耐心和說理。
一七九四年十一月，他簽署了後來被稱為《傑伊條約》（Jay Treaty）的協議。
英國同意撤出西部要塞，開放部分西印度群島（West Indies）貿易，同意成立仲裁委員會處理商業糾紛。但英國拒絕承認美國的中立航行權，拒絕停止攔截美國商船，也沒有賠償被強徵入伍的美國水手。
條約送回美國，輿論嘩然。
傑佛遜的民主共和黨人認為這是對英國的屈辱性投降，是對法國盟友的背叛。街頭出現了抗議示威，有人把傑伊的人像懸掛在路燈上焚燒。有人在牆上寫道：「凡是不詛咒傑伊的人都是叛徒。」據說傑伊自己說過，他可以靠著沿途焚燒他人像的火光，在夜裡從波士頓一路走到費城。
漢彌爾頓在街頭為條約辯護，被人用石頭砸傷了頭。
華盛頓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最終還是批准了條約。他的判斷是：這是美國目前能夠爭取到的最好結果，一場與英國的戰爭對新生的美國是毀滅性的。
事後來看，華盛頓和傑伊的判斷是對的。《傑伊條約》維持了美英和平，讓美國有了十幾年的和平發展時間，為此後的強大奠定了基礎。但在一七九四年，沒有多少人能看到這一點。他們只看到了那些讓步。
傑伊的政治聲望，從此一落千丈。
六、退場
一七九五年，傑伊在仍身處倫敦的情況下，被選為紐約州長——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參選了，是支持者替他登記的。他回國後接受了這個職位，先後連任兩屆，直到一八〇一年卸任。
同年，約翰‧亞當斯提名他再度出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他拒絕了。他在回信中說，最高法院在現有的組織架構下，缺乏「執行憲法所賦予的重要職責所必需的精力、重量和尊嚴」。
這句話帶著深深的失望，也帶著某種先見之明——他看到了最高法院在當時的侷限，卻沒能預見它在後來幾十年間的崛起。他的繼任者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把最高法院變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第三權力機構，奠定了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的原則，讓最高法院成為美國憲政體制中最有影響力的機構之一。
傑伊建造了地基，馬歇爾蓋起了大廈。
一八〇一年之後，傑伊退出了所有公職，回到紐約州的貝德福德（Bedford）農場，在那裡安靜地生活了將近三十年。他讀書，種地，寫信，偶爾接待訪客。他沒有寫回憶錄，沒有主動為自己的歷史地位辯護，沒有試圖影響後人對他的評價。
一八二九年五月十七日，他在貝德福德去世，享年八十三歲。
他去世的消息，在當時的報紙上只占了很小的篇幅。
尾聲：為什麼沒有他的鈔票
讓我們回到那個問題：為什麼他的名字不在任何一張鈔票上？
部分原因是歷史的偶然——鈔票上的人物是在不同時期、基於不同的政治考量選定的，並非嚴格按照歷史貢獻排名。漢彌爾頓上了十元鈔，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建立了美國財政部，而財政部正是印鈔票的機構。富蘭克林上了百元鈔，是因為他是最廣為人知的建國者之一，百元大鈔需要最有分量的臉孔。
但更深的原因，是傑伊這個人的性格本身。
他從不爭功，從不自我宣傳，從不試圖讓自己顯得比實際更重要。在一個許多建國者都留下了大量回憶錄、書信集和政論文章的時代，傑伊的文字相對低調，他的聲音在歷史記錄裡比較小。
他做了許多重要的事，然後離開了，讓別人去爭那些聚光燈。
《巴黎條約》的光環，歷史給了富蘭克林。最高法院的榮耀，歷史給了馬歇爾。《聯邦黨人文集》的名聲，歷史主要給了漢彌爾頓和麥迪遜。
傑伊在每一件大事裡都有份，卻在每一件大事之後都悄悄退場。
也許這才是他留給後世最值得深思的遺產——在一個人人都想在歷史上留名的時代，他只是安靜地做了他認為應該做的事，然後回家種地去了。
他的名字不在任何鈔票上。
但那些鈔票能夠存在，部分原因是因為他。＠＊
〈自由的締造者〉系列將陸續推出，下一篇：托瑪斯·潘恩（Thomas P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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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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