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話「改革開放」與中國人的幸福感(十)

袁斌:中國社會人的相對剝奪感越來越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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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07月06日訊】令人堪憂的不僅是國人的實際生活境況,還有他們的心理狀態。

「改革開放」40年來,儘管經濟持續增長,短缺經濟一去不返,溫飽問題已基本解決,多數人的生活水準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普羅大眾的相對剝奪感同時也越來越嚴重,使得生活水準提高的意義不免大打折扣。

簡單地講,所謂相對剝奪感就是人們在將自己的利益得失與參照群體進行比較時產生的一種不公平感、被剝奪感。參照群體可以是現在並存的「他」或「他們」,也可以是過去的「我」或「我們」。人們將自己與現在並存的「他」或「他們」相比較時產生的相對剝奪感叫橫向的相對剝奪感,與過去的「我」或「我們」相比較時形成的相對剝奪感叫縱向的相對剝奪感。

就今天的中國而言,橫向的相對剝奪感主要源於由貧富差距懸殊導致的民眾的相對貧困化。

正如人們經常談論的那樣,「改革開放」不僅是一個經濟持續增長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社會各階層利益再分配的過程。由於這一過程始終是在權力的主宰和操控下進行的,呈現出向權力和資本傾斜的明顯態勢,其結果,使得中國由一個原本平均主義盛行的社會迅速轉變成了一個貧富差距極為懸殊的社會。占人口極少數的權貴利用權力巧取豪奪,在沒有付出任何勞動的情況下,便紛紛一夜暴富成了腰纏萬貫的富豪,而占人口大多數的工人農民辛辛苦苦一年忙到頭,掙到的錢還不夠權貴們塞牙縫。根據官方統計部門的資料推算,2005年和2008年中國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分別已達21倍和23倍,而根據經濟學家王小魯的研究,實際差距其實更高,已分別達到約55倍和65倍。如果把「改革開放」後國民收入和財富的增長比作一場賽跑,那麼衝在前面的健將無疑是權貴,而被遠遠甩在後面的則是百姓。

貧富差距如此懸殊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多數民眾在絕對收入水準比「改革開放」前均有所提高的同時,卻普遍陷入了相對貧困化的窘境。共產黨的老祖宗馬克思萬萬不會想到,當年他對資本主義的這一批判,竟成了「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無情現實。而民眾的相對剝奪感正是這種相對貧困化的必然結果。試想,有權有勢的,不勞而獲,一夜暴富;無權無勢的,累死累活,收入微薄。面對付出和回報嚴重倒掛的這種悲摧現實,民眾會感到公平嗎?能沒有一種被剝奪的感覺嗎?當今中國普遍的仇官仇富情緒便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如果說橫向的相對剝奪感主要源於由貧富差距懸殊造成的相對貧困化,那麼縱向的相對剝奪感則要歸結於工人農民「改革開放」前後社會地位的明顯落差。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前,中共執行的一直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傾路線和政策,疾風暴雨般的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成了中國舞台上不斷上演的一幕幕大戲。在這種社會格局下,作為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整治對象的地富反壞右和知識份子自然成了社會的最底層,而被中共忽悠著充當政治炮灰的工人農民則獲得了比他們高出一籌的社會地位,不僅在入黨、提幹、參軍、上大學和找工作等方面擁有明顯的優勢,而且在政治上被捧為「國家的主人」,尤其是工人階級,在中共的話語體系裡更是被渲染成了「領導階級」。凡是經歷過那個特殊年代的人沒有誰會忘記,身為地富反壞右或知識份子在當時是一件十分恥辱的事,而身為工人農民則要有面子得多,起碼在政治上是這樣。可以說,毛時代的社會中間階層就是工人農民。

文革結束後,中共的執政方針由「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向了「以經濟建設為主」,發展經濟成了社會的主旋律。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社會結構重新洗牌,地富反壞右不復存在了,知識份子變成了香饃饃,新生的資本家更是成了共產黨的坐上賓,而工人農民雖然還頂著「領導階級」和「國家主人」的桂冠,實際上卻完全淪為了為權力和資本打工的苦力,成了被人瞧不起的社會底層。毛時代的生活雖說算不上幸福,但至少社會地位比現在要高。今昔對比,他們的相對剝奪不免油然而生。

試想,在這種相對剝奪感的困擾下,他們會覺得幸福嗎?#

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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