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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11日訊】
看到了一個女孩的故事，挺有些感動。原想給她家裡打個電話問候一下，但講故事的人已經預先勸阻。真有點無力的感覺。今日在網上查了一下，又見到劉衡的文章。此文以前就讀過，因為其中有些熟悉的名字。想不到作者竟是她的祖輩，莫非理想主義也是有基因的？通過先輩拐彎抹角卻也和她家多少有點關聯。無力之中，又更多了些義不容辭得做點什麼的壓力感。在還不知道倒底能做些什麼之前，只好先沉入歷史。
──澳洲張曉剛
§§怎麼反革命越來越多了
1954年秋天，《人民日報》社要在各省建立記者站，派我和林沫去內蒙古。
1957年，《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費孝通文，載《人民日報》1957年3月24日）來臨，到處在給共產黨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許多記者站發表了鳴放的消息、通訊。而內蒙古卻遲遲不動，我怎麼能跟上形勢，聞風而動，寫出"得風氣之先"、"指導全國"的報導呢？不怪我沒本事，只怪內蒙古工作太落後了！好容易等到5月底，包頭開始鳴放了，我好不歡喜！認為這是抓住大題材的好機會。我找了一個厚厚的大本子，準備大記一場。
鳴放中，大家對肅反的意見最多：
"鬥的場面，比坐牢難受多了。"
"一搞肅反，就叮噹打人。我說打人不應該，領導說可以推推搡搡，還說我右傾！"
"土改時農民對地主是真有仇，可積極分子打鬥爭對象是假積極。打人一耳光，他臉上很不自然。"
"問題還沒搞清楚，能那樣對待同志？我看現在對這些人就不能和風細雨！""領導肅反的人是無理、無知、無情、無能，有的還無恥："
"肅反搞得人人自危，是社會大恐怖！是對人類道德的進攻，對人類心靈的摧殘。"
"感謝黨的英明偉大，最終弄清了我不是反革命分子，向我賠禮道歉。但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先弄清我的確是反革命，然後再殘酷鬥爭，豈不更好？"
這些意見與報上登的大同小異。看來肅反引起的怨氣是全國性的。我想："是呀，以前在延安第一次整風，搞搶救運動。把好些人鬥成特務。那時挨鬥的不是黨員，就是跟黨走的進步青年。你把他鬥錯了，他能原諒自己的黨。可肅反中，挨鬥的多半是一般群眾。你把他鬥錯了，他對黨會越來越遠，甚至會把不是反革命的人推向反革命。""現在全國解放，黨執政了，搞調查很方便，何必先鬥一氣，再去搞調查、甄別呢？""這樣做，勢必會弄錯許多人，可能把胡風也弄錯了"。
我的筆記本沒有記上幾頁，突然風雲驟變。6月初，《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在變調，6月8日，反右派鬥爭正式揭幕。《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指出"少數右派分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挑戰"，"他們企圖乘此時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拉著歷史向後倒退，退到資產階級專政，把中國人民重新放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下"。社論還表示："共產黨仍然要整風，仍然要傾聽黨外人士一切善意的批評"。原先口口聲聲說"言者無罪"，現在說成是只聽"善意批評"。什麼批評是善意的，什麼批評是惡意的，誰能說得清呢？6月10日，《人民日報》又發表社論《工人階級說話了》，一時間，右派分子成了反動派、偽君子、大壞蛋。接著，農民也說話了。6月17日，黃繼光的母親在《人民日報》上說："哪個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我們就要和他拼命！"
報上大張旗鼓地批流沙河、林希翎、文匯報、章羅聯盟……鳴放時，我並沒看出他們在反黨、反社會主義，有什麼不對的言論。現在，從批判的內容看，說服力很差。有的看不借，有的牽強附會。似是而非。我把毛主席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載《人民日報》6月19日）看了好幾遍。上邊說："現在的情況是：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鬥爭還沒有完全結束"；"目前關於反革命分子的情況，可以用這兩句話來說明：還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還有反革命……但是就全國來說，反革命分子確實不多了。如果說現在全國還有很多反革命分子，這個意見也是錯誤的。如果接受這種估計，結果也會搞亂"。我想，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怎麼現在又來了呢？反革命已經不多了，怎麼一反右派，反革命倒越來越多呢？
我還想到："肅反運動鬥錯了許多人，還未總結，接受教訓，又來反右派，一錯再錯，越錯越大。我是共產黨員，有責任向黨及時提醒。"我記得1955年初夏，我正在大興安嶺林區採訪。大興安嶺的白夜、木頭房子、一望無邊的森林……給我留下了新鮮的深刻印象。我還來不及醞釀主題，突然報上公布了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記者部幾次來信、來電話，要我停止工作，回北京參加肅反運動。"稿子寫不成了！"我怕別人說我不關心政治，無可奈何地回到北京。
我們的記者部主任陳Ｘ是從東北《勞動報》調來的，先在國際部，我還是頭一次和他見面。只見他流著熱汗、滿嘴驚嘆號，領著大家把白原一股勁往反革命方面鬥。白原是延安魯藝的學生，與文藝部詩人徐放有些接近。徐放原來被認為是胡風派，現在由於參與了胡風的30萬言意見書，被認為是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骨幹。我看陳Ｘ新來乍到。太主觀了。又想到他當眾是一副整人的面孔，可能背後會冷靜一些，能心平氣和地研究問題，就跑到他房裡對他說："白原比較老實，不會是反革命。你應該從另外一方面去想想！"他立刻翻了臉，訓斥我："你說他老實，他最狡猾了！你不要破壞運動！"嚇得我趕忙退了出去。林沫和白原是延安魯藝的同學，比較友好。在鬥爭會上，我和林沫都插不上話。記者部特地派人到我們房中，批評我們落後，對肅反不積極等等。林沫就學著大家在會上吼白原了，我仍然發不了言，對白原氣不起來。陳Ｘ根據大家在會上的表現，伙同記者部副主任汪Ｘ背地裡劃大家為運動的積極分子、落後分子等等，我當然是落後分子了。以後我回到內蒙古，知道弄清白原不是反革命，我在內心負疚："為了保護自己，不敢對陳堅持正確意見，浪費大家好多時間，害得大家虛驚一場，也傷害了白原！我的情緒被破壞了，不願再去大興安嶺，稿子也無法寫。真是勞民傷財、得不償失！現在反右派，不能再這樣了！我要據理力爭、仗義執言。"
§§自投羅網
包頭的鳴放被扼殺了。我回到記者站的所在地──呼和浩特。
我是記者站的黨小組長，我向小組提出我的擔心，另外兩個記者都有同感。欽達木尼是蒙古族人，1956年從《內蒙古日報》調來記者站。他說："我是肅反積極分子，那個時候，領導同志說某某是反革命，我也跟著他窮追猛打，就像得了神經病，瘋了一樣。以後我再也不盲目跟著領導跑了。"我說："大家對肅反意見特別大，怎麼現在一對肅反有意見，就變成右派分子了呢？我們應該給支部提醒提醒，以免做事後諸葛亮！"林沫說："那你去給支部匯報一下"。我又說："胡風派的詩文，我看不懂，欣賞不了，但要說他是反革命，證據不足。以前跟著領導跑，他說啥是啥，不用自己的腦子。領導說他是反革命，我就盲目相信，不去深思。現在想想，胡風反革命集團第三批材料中，說他在國外幹了不可告人的勾當，究竟是什麼勾當，一點也不明確。又說他很早以來就是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的忠實走狗，和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機關有密切聯繫，並沒有說他們有什麼組織關係。在白區，找對方做朋友來掩護自己，是常有的事。可能把胡風也搞錯了"。我還說："最近何其芳的一篇文章中，稱胡風集團，並沒有稱胡風反革命集團。"林沫說："那你也去問一問。"於是，我向支部（內蒙古自治區黨委農牧部黨支部）領導匯報：
"就整個肅反運動來說，成績是大的。根據事後調查，弄清了許多人的問題。但單就肅反鬥爭會來說，缺點大。因為挨鬥的人多，結論是反革命的少，在許多好人心上留下了傷痕。
"從公布的材料來看，胡風與美蔣並沒有組織上的聯繫，不能算是反革命。不知中央是否掌握了其他材料？"
那位領導聽了我的匯報，臉色立刻變了。他很驚訝我們記者站三個人怎麼和社會上的右派分子唱一樣的腔調？當時到處在找右派、抓右派，許多人躲避還來不及，我卻找上門去，自投羅網。
林沫見情況不妙，趕忙到牧區採訪。回來後，表示立場轉變。支部派他和張Ｘ（黨委辦公室主任）、周Ｘ（農牧部副部長）輪番對我進行教育。張Ｘ說："你不想想，挨鬥的是些什麼人，他們的情況那樣複雜，哪是什麼好人！"我說："不管多複雜，是不是好人，他總不是敵人吧？怎麼能用對敵人的方式鬥爭他呢？"周Ｘ說："挨鬥有什麼要緊？我就當過鬥爭對象！挨一下鬥是有好處的。"我說："我們黨員無所謂，一般群眾就受不了。"張Ｘ說："每一次政治運動，都弄清許多人的問題，這就是成績！"我問："是不是每次政治運動都有一個審幹的秘密目的？如果這樣，成績就大，否則成績就小。"張Ｘ說："審幹是審幹，肅反是肅反，不能混為一談。黨不會當面一套，背後又一套。"我說："既然肅反沒有審幹的秘密目的，那麼，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不能種下冬瓜得扁豆。那弄清許多人的問題就是肅反的副產品，不能說是成績很大。"我還死死咬住一個理："你說鬥得對，不是缺點，幹嗎以後又要向他賠禮、道歉？"
周Ｘ對林沫說，我的問題十分嚴重，他們和我沒有共同語言，應該把我的言論向《人民日報》記者部反映一下，林沫是記者站的站長，不然對他不利。林沫對我說："連朋友們都說和你沒有共同語言，這個批評的份量是很重的，你應該好好考慮"。就把我的言論寫了下來，由我在字句上加以修改，寄給記者部。信上還說他不同意我的意見，與我鬥爭。我十分坦然，以為中央的水平比地方要高一些，不會草木皆兵，對我大驚小怪，
不幾天，支部開大會批鬥我，說右派分子反對肅反，你也反對，和他們站在一起了。我說："我不是反對肅反，我是對肅反鬥爭會有意見。如果鬥出真的反革命分子，我拍手稱快；如果鬥的是自己人，那就不應該。"人們大喊小叫，一個個舌頭像快刀、牙齒像槍刺，向我砍殺過來。我一點也不害怕："你們不了解我，《人民日報》的同志們是了解我的！"欽達木尼在旁邊幫腔："你們不了解劉衡，她比較正直、穩重、水平高！有次，內蒙古黨委一位領導要她在報上為他們向中央呼籲經費問題。她認為這個問題只能寫內參，不好在報上發表，拒絕了。"
欽達木尼是蒙族人，以後也成了農牧部的鬥爭對象。因為他與林沫合寫了一篇稿子，批評大漢族主義，就說欽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大家怎樣批鬥他，我不知道。欽達木尼對我說："這篇稿子是我和林沫合寫的，署名時他在我前面，現在他把一切責任都推在我頭上！"當時，少數民族不能批評大漢族主義，一批評，就說你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林沫是漢族，又是記者站站長，在緊急的關頭，他不去承擔責任，於是，欽被劃成右派分子。
這當間，我在湖北省人民政府作參事的父親給我來了信，說他們參事室的主任耿伯釗是右派，他們"如夢驚雷"，正批鬥他。不幾天，《湖北日報》刊出：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揪出耿伯釗反黨集團，其中就有我的父親。說他是地主，是吳國楨的幹將，他誇耀兒子在台灣當將軍等。我立刻寫了一封信去責問他，怎麼至今還和我哥哥有聯繫？他回信說，報上登的好些不是事實，老家沒有一分地，怎麼會是地主？他在漢口市政府時曾在市長吳國楨手下當股長，談不上是他的幹將；他和我哥哥一直沒有通音信。還說，他們參事室鬧宗派，他曾經打過"老虎"，現在人們報復他等等。本來，我就感到反右派搞錯好些人，聽父親這麼一說，相信把他也搞錯了。
記者部收到林沫的信，立刻把我調回北京。我住在招待所裡。陝西記者站的袁良也住招待所，我和他聊天。談到《湖北日報》報導我父親是 耿伯別反黨集團，上面 寫的許多不是事實。袁良說："《湖北日 報》報導不真實，你應該寫信告訴他們"。我說："我才不！我一告訴他們，他們還以為我包庇父親。我應該避嫌疑！"轉念一想："為了避嫌疑，保護自己，不去告訴《湖北日報》，是不對的！"我應該維護新聞的真實性。就給父親回信，問他：參事室裡有沒有共產黨員，有什麼意見可以告訴黨員。有什麼錯誤要好好檢查，不要"無中生有"，也不要"有而不說"。黨不會冤枉人的。《湖北日報》如果弄錯了，也可以告訴他們。我想，讓父親去提醒《湖北日報》，比我去好。《湖北日報》當然不會"更正"，但會引起內部注意。
我為什麼要勸父親不要"無中生有"呢？因為在我的印象裡，歷次運動常常要犯逼供信的錯誤，好些人只求自己過關，亂說亂咬，給組織增添許多麻煩。運動過後，我不止一次地聽見領導同志抱怨："你瞎說一氣，害得我們到處為你調查！"我當然要防備於未然，不讓父親去害組織勞民傷財，自己也落個不好的罪名。
§§與報上的"右派分子"共鳴
1957年6月開始，《人民日報》等報紙紛紛在標題上用文學語言辱罵右派分子，我感到這些標題漂亮，但華而不實，徒有其表，揭發的材料缺乏科學性、邏輯性，也就沒有說服力。原先我對一些人在鳴放期間的言論沒有太多注意，一反右派，提起了我對這些言論的注意，我要了解一下什麼是右派、什麼是右派言論。結果，我感到好些話不但沒有錯誤，反而有情有理。例如：
"每個黨員並不等於黨。有的機關、學校中有人給黨員提意見，竟被批評為反黨反組織。這不是比"朕即國家"還有過之嗎？"（揭發廣西副省長、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仁，載《人民日報》1957年6月6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呢，還是屬於共產黨？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呢，還是人民為共產黨服務？共產黨是人民的勤務員呢，還是人民的統治者？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呢，還是奴隸？"（揭發青島市民盟曲北韋，載《人民日報》1957年6月28日）
"有不少人已不顧一切地說了許許多多不好聽的壞話。這種壞話雖然在實際上是好話，是良藥，但往往被誤認為壞話。他希望中共不要將好心說了壞話的人拿去鬥爭，那樣在道德上非忠厚之道……英明的黨決不會做的。"（揭發九三學社顧執中，載《人民日報》1957年6月15日）
"不要因為不喜歡烏鴉叫，當烏鴉叫的時候，就一槍打過去。因為一槍打過去，烏鴉固然無法再叫，可是連鳳凰也嚇得不敢開腔了。"（揭發上海葉元龍，載《人民日報》1957年6月23日）
"在我們周圍，不是還充斥著唯唯諾諾、人云亦云、見風使舵、諂上壓下之輩嗎？……這種現象遲早會被消滅的。我們也有責任促使它消滅、死亡。"（《中國青年報》記者詹1956年9月給林希翎的信。登在《人民日報》1957年8月6日，說詹是"反對黨的勇士。"）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央民革副主席龍雲在鳴放中說：1．抗美援朝戰爭的經費，全部由中國負擔，不合理。2．第一、第二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借款給盟國，又實施租借法案，後來他們有的賴了賬，有的美國不要他們還了。蘇聯對我國借款，十幾年都還不清，還要付利息。中國為社會主義而戰，結果如此。3．蘇軍解放我國東北時，拆走了工廠中的一些機器，有無代價？償還不償還？4．我國援外預算太大，主張抓緊壓縮對外的援助。
許多人紛紛低頭認錯、認罪："向人民投降"、"向人民伏罪"、"我做了人民的罪人"、"請求人民寬恕"、"我恨自己是一個右派"、"我要重新做人"但從檢查的內容來看，一點也不具體，盡是給自己扣大帽子。有些右派分子在群眾壓力之下，表面是低頭認罪，把自己罵個狗血淋頭，罵自己是"陰險的、醜惡的、狡猾的"等等。實際上是假檢討，使我感到他們不但不是壞人，而且都是憂國憂民之士。例如：
羅隆基承認自己反黨反社會主義，"羞愧無以自容"，"願意以今天之我與昨天之我鬥爭"。他"認罪"道：關於肅反，我主張"不由原來弄錯了的機關來宣布平反，卻另外組織一個委員會來進行平反……這就破壞了國家的政治體制。這是我應該低頭認罪的第一條"。"我沒有懂得反對下級黨的領導就是反黨，這是我應該低頭認罪的第二條。"（載《人民日報》1957年7月16日）
龍雲檢討說："由於身居高位，脫離實際。兼之血壓過高，容易衝動。想到哪裡，說到哪裡。當面是這樣講，背後也是這樣說"。"那時蘇聯搬走機器，真是幫了人民的大忙，不留給蔣介石利用它來打我們。這種對中國革命勝利具有無窮的潛在作用，我竟不能識別。"關於他早先發表的"我國援外預算太大，主張抓緊壓縮對外援助"的意見，他檢討道："我既無遠大的目光，又無磅礡的氣概，只能小手小腳、小家小管、量入為出"。
這些右派分子的言論把我的思想搞亂，究竟錯在哪裡？我弄不清楚。更弄不清為什麼要把他們劃成右派。他們是真服罪，還是假服罪？救國會"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倒是令我感到親切、自然。因為報上說他"拒絕批評"，在中國民主建國會和全國工商聯常委會聯席會上，"章乃器發言，他說大家的熱情他很感激，但是從講道理來說，不能說服他，他說這是他的老實話，要不然他也可以來個假檢討"（《人民日報》1957年6月16日）。6月28日《人民日報》又刊出他的發言。他說，他不是口是心非的人，不是兩面派。他始終是勤勤懇懇地把自己整個生命交給黨，全部精力獻給社會主義。他死了以後，就是把骨頭燒成灰，在骨灰裡也找不出反社會主義的東西來。在7月16日，《人民日報》又登出他《我的檢討》："我經深刻檢查，我同那些在政治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是沒有任何共同之點的"。他從六個方面證明自己和右派分子毫無共同之處。說："某些人相信：'眾口可以爍金'；'曾參殺人'，重複了三次慈母也為之動搖。我認為，這是舊時代的事情了。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有了共產黨的領導，一定可以明是非。我始終認為，我的問題只是思想的問題，我的錯誤只是理論上的錯誤。"我最關心的是人們對肅反的意見。例如：
詩人艾青說："黨內沒有民主"、"沒有溫暖"，總是"一批人整人，一批人挨整"。
畫家江豐說："許多人說，肅反成績是主要的，在群眾運動中有偏差是不可避免的'。這種理論十分可怕！"
葛佩琦的意見更是引起軒然大波。《人民日報》1957年5月31日刊登葛的講話摘要："1949年共產黨進城時，老百姓都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來歡迎。今天，老百姓對共產黨是"敬鬼神而遠之"……共產黨員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分子。搞得好，可以；搞得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是說不愛國。"
文章刊出不幾天，葛佩琦就寫了一個更正，說他的原話是："在這次整風中，如果黨內同志不積極改正缺點、繼續爭取群眾的信任，那不僅可以自趨滅亡，而發展下去可危及黨的生存。"
可是，一貫強調報紙真實性的《人民日報》為了製造緊張氣氛，卻對此置之不理。於是，到處都說葛佩琦要殺共產黨人，是反革命。反革命要殺共產黨，不肅反，怎麼得了？葛佩琦就成了要殺共產黨人的大右派。
我那時當然看不見葛佩琦寫的更正，光從報上登的摘要來看，我對大家說："他並沒說現在就殺共產黨人，而是說搞得不好才殺，說得過激了一點，不能因此就證明他是反革命。"
《人民日報》內部的反右派鬥爭也鬧得熱火朝天，大字報貼得鋪天蓋地。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批判國際部的蔣元椿。他說胡ＸＸ是說一不二的"聖旨口"。這樣，蔣元椿就變成反黨反領導的罪人了。當副總編輯王揖派他到外邊參加反右鬥爭會時，他說："我才不去當打手！"這樣，他既不響應黨的反右號召，又辱罵運動中的積極分子，更罪加一等了。
我和這些右派分子的思想有共鳴。例如：認為歷次政治運動不同於農民鬥地主，農民鬥地主是出自真正的仇恨。在政治運動中，敵我還沒弄清，如果沒有個人的恩恩怨怨、私心雜念，積極分子哪來那樣大的火氣呢？像我就對他們恨不起來。蔣元椿罵這些人是打手，我感到十分恰當。再如人們說，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我感到，我們的有些領導同志的確不稱職，既然如此，就應該下台。不能說要他下台就是要整個的共產黨下台，就是取消黨的領導。會不會把我也劃成右派？我心裡直打鼓。但我從報紙上尋找到許多對自己有利的根據，來為自己辯護。例如，郭沫若6月底以中國科學院院長的身份對《光明日報》記者表示：無罪者的言者無罪，有罪者的言者還是有罪的。而我，從小在革命隊伍長大，歷史沒有污點，怎麼會是"有罪者"呢？再如：毛主席在《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中說："這種人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並不適用。他們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載《人民日報》1957年7月1日）。而我，有些想法只是放在心裡沒有說，有些說了的光是在黨內進行有組織地匯報，並沒有在外邊寫文章、作演講。怎麼也變不成"行者"！黨絕對不會冤枉我的。9月6日，《人民日報》刊登我的散文《包頭，你變了！》我更放心了，幾次催促記者部，快開我的會，"我要回內蒙古搞反右派報導！"我很害怕我又一次失掉抓大題材的機會。
§§想起了《巧克力》
不幾天，《人民日報》記者部召開批判我的鬥爭會了。沒想到，大家講的話竟然和內蒙古農牧部的同志們一模一樣："為反革命分子鳴冤叫屈，立場站在反革命分子那邊了！"無論我怎樣申辯："我不是站在反革命分子那邊，我是站在結論不是反革命的鬥爭對象那邊，他們也是自己人！"人們仍然一股勁批鬥，說我反對肅反、為反革命分子胡風、葛佩琦辯護等等。我說："我不是在鳴放期間配合右派分子向黨進攻，我是在反右派以後才發的言，害怕又要出偏差……"汪Ｘ連忙插嘴："反右派了，右派分子都不敢說話了，你仗著自己是黨員，就代表他們在黨內向黨進攻！"
老記者陸Ｘ說："劉衡在我們記者當中，文學修養是最好的，但政治上……"這話戳進了我的痛處。長期以來，我就隱隱約約感到，報社對政治性強弱，存在一種偏差：報導中心工作的叫做政治性強，報導其它工作的叫做政治性弱；報導自上而下的工作指示叫做政治性強，報導人民群眾的生活和意見叫做政治性弱；寫枯燥乾巴的經驗介紹叫做政治性強，寫生動活潑的描敘性文章叫做政治性弱；熱衷參加運動的叫做政治性強，歡喜鑽研業務叫做政治性弱。我立刻頂嘴："我在政治上也不錯……"
"不錯？不錯到反革命那邊去了……""你以為'眾人皆醉我獨醒'，這是輕視群眾、污衊群眾！""你污衊群眾鬥爭會'寧肯錯殺一千，不肯放過一個'。你把共產黨和國民黨相提並論了！"拍桌子、訓斥、辱罵像連珠炮一樣地打了過來，使我心裡發酸，肺腑刺痛。"怎麼連《人民日報》的同志們對我也不能理解了？"散會後，我伏在辦公桌上大哭。陳Ｘ以為我在悔恨，有什麼難言之痛，再三盤問我。我哭得沒法講話，就寫了一個條子："顧Ｘ講話過於簡單、粗暴，應該對他進行教育！"
"你、你……"陳Ｘ氣得不知說什麼好。在他看來，一當鬥爭對象，就成了待宰的豬羊，只有索索發抖的份兒，哪裡還能反抗？陸Ｘ說："你這是何苦呢，人家鳴放，你聽著就是了，何必插一嘴？"他叫我到他家吃飯，我不肯去。陳見勢不好，不知我會發生什麼意外，趕緊叫林沫從內蒙古到北京來幫助我。
我吃不下飯，睡不了覺，十分在意別人背後對我的看法，老向林沫打聽。他告訴我："李Ｘ（編委）說，都什麼時候了，還向組織撒嬌！大家對她還是有所了解的。""陸Ｘ說：'劉衡一句批評都受不了，連我那樣的話都不能接受！'""大家奇怪：劉衡寫別人，倒頭頭是道，怎麼對自己，光曉得哭，寫不出檢查！"只好讓林沫幫我寫檢查。
我親自出馬，了解我的意見究竟錯在何處。黨總支書記、反右領導成員肖Ｘ告訴我："你們攻擊我們的肅反和蘇聯一樣擴大化了。要知道，擴大化是把一些人腦袋砍錯了，咱們是一個不殺、大部份不抓，只是鬥了一下，不能說是擴大化"。可是，挨鬥的滋味是好受的嗎？我是不是太嬌嫩了？我到處喊冤叫屈，捉摸人們對我的真實意見。老認為：別人嘴上一套，心裡又是另一套。問他們："是不是一搞運動，就不能一邊倒，不能說反面的話？一說反面的話，就會破壞運動？"大家無法回答我，只好悶在肚子裡笑："劉衡太天真、太幼稚了！"用世俗的眼光來看，正像陸灝說的那樣，我在政治上的確是十分幼稚可笑。我不知道易卜生的名言："當狼群在外面狂嗥時，最保險的是跟著它們一起嗥。"我不會保護自己，成了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中那個說真話的小孩子。
開頭幾天，陳Ｘ對我比較友好，洋洋得意地向我誇耀："我沒有當過鬥爭對象。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從來就是鬥爭別人的積極分子！""我就是右派分子罵的整人的人，是打手！"他還說："你不像是在革命隊伍裡呆了好多年的，就像是一個才參加革命的小青年。"他說我是思想認識問題，叫我好好清理一下思想："大家對你還是比較了解的，你跟他們（指另外幾個被批鬥的人）不一樣。"
9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嚴肅對待黨內的右派分子》。上邊說："必須指出，在反對黨內右派分子的鬥爭中，也有一些同志存在著比較嚴重的溫情主義他們對於同黨外右派分子的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黨員'，往往姑息寬容，不願意把這些人劃為右派分子。特別是對於一些應該劃為右派分子的老黨員更加惋惜、心軟、下不了手。這種情況已經妨礙了某些地方某些單位反右派鬥爭的深入。""在對黨內的右派，特別是對有較長黨齡的黨內右派作鬥爭中，有些同志所以採取姑息寬容的態度，還因為他們過於看重這些人的'黨齡'。他們總認為，他們這些人是經過革命鬥爭考驗的，是對黨和人民有功勞的，同時又是自己的同事、老部下要知道，我們黨是一個革命的戰鬥的組織，不是溫情主義的小集團。溫情主義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東西，對於我們黨只能起腐蝕和瓦解的作用。"
汪Ｘ（記者部副主任、支部書記）批評陳右傾，不應該對我那樣溫和。陳Ｘ立刻對我變臉、疾言厲色了。本來嘛，歷次運動中的打手當然要考慮"溫情"的後果，他不能為某個下級影響自己的仕途。但我沒有失望，因為社論上還有一段："對待黨內的右派分子必須嚴肅，決不應該有任何的姑息寬容。這當然不是說，在劃黨內右派分子時可以草率從事。"
9月23日，鄧小平在《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中說："在反右鬥爭中，必須像對待黨外右派分子一樣，一視同仁地對待黨內右派分子。但是，現在還有一些同志，在反對黨內的右派分子的鬥爭中，表現了比較嚴重的溫情主義，特別是對一些應該劃為右派的老黨員更加惋惜、心軟、下不了手。這種情緒必須克服。"
黨中央一催再催，反右派運動的重點轉移到黨內來了。《人民日報》是共產黨員的大本營，空氣一天比一天緊張。農村部主任林韋原先對我說："你在革命隊伍長大，誰不知道你？我們會幫你說話的"。現在，他為難了，說："黨中央發了脾氣，不好辦了。"報社從武漢弄來我給父親寫的全部信件，汪Ｘ叫我交出父親寫給我的信，並打印出來。我一點也沒想到這種"抄家"行動是侵犯我的"人權"，反而十分高興，放心，以為很快可以回內蒙古。誰知汪Ｘ看了來往信件，硬說我讓父親找黨員、找《湖北日報》是給他出壞主意，破壞反右派鬥爭。肖風也為我惋惜，說我有包庇父親的行動了。我的思想被搞亂了，以為我的腦子出了毛病，就把打印件給李克林（黨總支委員）看看。李克林一邊看，一邊自言自語："立場是有點模糊，但不是什麼壞主意。"以後汪Ｘ再一股勁說我包庇父親時，我惱火了："你就恨不得把我打成右派，人家李克林看了信，不像你那樣"（以後反右傾時，批鬥李克林。"同情右派分子劉衡"成了她的一條罪狀。）報社要開全社職工大會批鬥我們了。臨開會時，汪Ｘ臉上的表情很不自然，向我解釋："這不是哪個個人決定的，是黨決定的"。我說："我現在明白了，我和我父親的問題是政治問題"。她滿臉通紅，說："是不是政治問題現在還說不定"。但在批鬥會上，她又恢復了她窮凶極惡的樣子，對我無限上綱。肖Ｘ批鬥我說："你說，是汪Ｘ劃的你。光這一條，劃你是右派，就沒有錯！"以後，陳Ｘ對我說："你們都恨汪Ｘ，其實，汪Ｘ的後台是我！"'你們瞧不起汪，其實，她的立場堅定，革命性比我還強！"
批鬥大會後，我們好些人被派到圖書館幹活。有天，黨總支辦公室的姜ＸＸ把我叫去，要我在政治結論上籤名。我去時，裴達正在他的結論上籤名，姜對ＸＸ他十分溫和、客氣。輪到我時，我不肯簽，說上面講的許多不是事實。姜ＸＸ拍著桌子大罵："你的態度最壞，明天還要開大會鬥爭你，要加重你的處份：……你只管事實部份，政治結論是黨下的，你怎麼不相信黨？"我本想寫'句"我不同意這個政治結論"，但一看他可怕的樣子，就像他的巴掌馬上要打在我身上一樣，不敢寫了。光對結論上不合事實之處予以說明，簽上名。回到圖書館，我一邊幹活，一邊眼淚叭叭掉。在旁邊被劃成右派分子的蔣元椿對我說，"你怎麼搞的？在革命隊伍這麼多年，連這個道理都不懂！"我問："什麼道理？"他說："在歷史的轉變關頭，總是有人要犧牲的。蘇聯就有許多例子。"我問："什麼例子？"他說："像《巧克力》"。
《巧克力》又名《佐丁之死》，是蘇聯的一部小說。寫十月革命勝利後，一位名叫佐丁的領導人錯用了一位舞女當秘書。那位舞女與白軍有勾結，利用佐丁的名義向人們敲詐勒索。不久，白軍反攻，人民不肯抵抗。上級知道佐丁罪不至死，但當時情況緊迫，沒有時間向人民說明真相，只好把他槍斃。佐丁為了黨的利益，自覺自願地走向刑場而且感到光榮。我對蔣元椿說："如果黨要我犧牲，會告訴我的就像告訴佐丁一樣。黨不告訴我，我就不盲目犧牲"。蔣元椿說："黨不告訴你，你自己應該這樣想。"
我是在1941年到陝甘寧邊區不久，看到這本小說的。1943年第一次整風搞搶救運動，我正在關中分區關中師範教書。陝甘寧邊區保安處一局局長師哲從延安帶來了一批自稱特務的人，號召大家坦白交代。有一位名叫陳英的女同志現身說法，說她在延安怎樣拉攏一些人搞小圈子、搞小廣播、搞自由主義，破壞黨、破壞邊區。還說，陝西、山西、河南……等地的地下黨都是紅旗政策下的假共產黨等等。我第二次入黨的介紹人年豐上台說自己是特務，我也跟著說。下台之後，越想越不對勁，就問陳英："我們在西北大學時，在黨領導的讀書會裡，都是讀馬列主義的書。我們去邊區時，黨都是叫我們好好工作，並沒有叫我們搞破壞！"她說："我們也是這樣呀！"我問："原先不知道自已是假共產黨員的現在也變成特務了嗎？"旁邊一位領導同志趕忙攔住我："你不要到處說你不是特務，不是假共產黨，你破壞整風！"我想，在國民黨統治區，當特務的是極少的，怎麼到了解放區，特務會這麼多。我立刻想起了《巧克力》。佐叮剄刑前的一些內心獨白震動了我："死的本身我們永遠不會感覺到的，因為根本就沒有死。對於活人是沒有死的，而死人又感覺不到它。""看那佐丁的榜樣呀，他是個惡棍，他一時為了過去而忘了未來！他像一隻下流的畜牲一樣，像一隻狗一樣被槍斃了"。"讓佐丁那個下流的臭名爬進人們的腦袋吧。從今以後，讓它變成卑鄙和下流的象徵，變成背叛那最忠實的、最純潔的永久的主義和永久的革命的象徵，而安慰一切在這挺進的運動中被剝奪了一切的人們：共產主義的存在只是為著未來，只是為著不幸的人們的幸福。為了這個緣故，此刻是值得生、也值得死的呀！……"
我想："既然我們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弄髒了共產主義的清水，就讓大家把我們當成特務吧，讓大家說：'不要學劉衡呀'！同時為了促使真正的特務坦白交代，不管大家把我當成什麼，我都願意！即使叫我去死，我也感到光榮！"
不久，搶救運動進行甄別，證明絕大部份人是假坦白。我又想起《巧克力）中，領導向佐丁講的不得不槍斃他的理由："沒有時間了，沒有時間了！……群眾決不會了解冗長的辯解的。群眾只懂得單音的yes，或no"。我想："這不是把群眾當成阿斗，污衊群眾嗎？這本書可能有問題。"聽說當年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識分子，在搶救運動中都不約而同地想起《巧克力》，拿佐丁做榜樣。十多年過去了，在反右派運動中，我又想起了這本書。蔣元椿一提，感到我們真是"英雄所見略同"。我去問這本書的譯音林淡秋（編委、文藝部主任）："《巧克力》不見再版了，是不是有什麼問題？"他回答："沒有聽說"。於是，《巧克力》有沒問題，成了我心中的難解之謎，只好不去想它。
§§我是向黨匯報思想
中央指示：被劃為右派的黨員，一律開除。記者部要開支部大會，開除我的黨籍了。我痛苦得死去活來，林沫原先照顧著我，陪我到飯館吃飯。慢慢，不願和我一塊上街了。他多次勸我，不要擺出一種不服氣的架勢，要低頭哈腰，唯唯諾諾、表示認罪，給人一個"態度好"的印象。他埋怨我："你的問題比較簡單，就是因為態度不好才被劃成右派的！"他責備我："你太不懂事了！黨說你是右派，你承認了，以後證明你不是的，難道黨會責備你當時的承認是說假話嗎？會這樣的道理嗎？"我痛苦得寫不出檢查，他幫我寫了一個，說了些大家都在重複的話，如：我對不起黨，辜負了黨對我的教育，感謝黨對我的挽救，我要低頭認罪，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之類。由我抄寫，簽上我的名，交給汪Ｘ。林沫說："你態度好一點，人家不會劃你；即使劃了，處份也會輕一些……現在後悔也遲了。開除黨籍是最後一關，不管你同意不同意，都要被開除。不要臨走還給大家一個壞印象！"我滿口答應。
1956年9月八大通過的黨章，是黨執政以後的第一個黨章。我學習它，仔細尋找我的不足之處。準備大家一說開除，我就舉手。
一天晚上，記者部開支部會了。林沫到內蒙古交代工作，準備搬家（內蒙古記者站三個人，我和欽達木尼兩個成了右派，林沫這個站長當不成了，因此把他調回北京），無法參加。其他一些老記者有的說要找人談話，有的說要趕寫稿子，找出各種理由，拒絕出席。光是汪Ｘ領著傅Ｘ等一批年輕人亂起哄……這是我當時的感覺。
汪Ｘ當主席，先開除林鋼。林鋼十分沉痛地說，他因為不好好進行自我改造，以至淪為可恥的右派。他以後要進行脫胎換骨地改造，嚴格要求自己爭取早日回到黨的懷抱。說著說著，伏在桌上哭了。汪Ｘ連忙說："林鋼有悔改之意，我們十分歡迎，建議行政給他較輕的處份。現在舉手表決……林鋼在被開除前，還有表決權，自己可以表態……現在，同意開除林鋼的請舉手！"'轟"地一聲，到會的人都舉起了手。林鋼舉起了手，我也跟著舉了手。
輪到開除我了，汪Ｘ叫我表態。我說："我也同意被開除……"汪Ｘ不等我說完，就插嘴："你同意？講一講理由！"我說："我感到我不夠黨章說的黨員八項條件……"傅Ｘ趕忙說："我們也不夠！我們開除你，不是因為你不夠條件，是因為你淪為可恥的右派！"我一下子愣祝廝。汪Ｘ說："你攻擊肅反，為反革命分子胡風鳴不平"我說："我不是在鳴放期間配合右派分子向黨進攻，是反右以後向黨匯報思想，怕又鬥錯了自己人。"汪Ｘ吼："你哪裡是匯報什麼思想？反右派了，一些黨外右派不敢講話了，你仗著自己是黨員，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黨內繼續向黨進攻！"從外表看，我講的話的確是和社會上的右派分子一模一樣，如果仔細分辨，就能找到我們之間的不同。我不是要共產黨下台，而是出主意，要在台上的共產黨更好地團結人民、領導人民呀！可是當時有誰去仔細分辨這個不同呢？汪Ｘ見我不發一言，接著又說："你還給你父親出壞主意……"本來我在肅反、胡風問題上的意見與社會上的右派分子相似，根據這些劃我右派還有點道理，但一提我父親，我立刻清醒了："我叫父親找黨員、找《湖北日報》，怎麼會是什麼壞主意呢？"汪Ｘ說："不管不管！現在舉手表決……同意開除劉衡的請舉手"！"轟"地一聲，大家舉起了手，我沒有舉。汪Ｘ又說："不同意的請舉手！"我也沒有舉。汪Ｘ問我："你到底是什麼意思？"我說："我現在迷糊了，我棄權。我回去好好想想，明天再回答你。"眼看就要散會了，我準備了好幾天要"低頭認罪"的話一個字也找不著了，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大家對我的印象是好、是壞，行政處份是輕、是重，我已毫不考慮。從我的心底突然發出一陣從來沒有準備、從來沒有想過的吼聲（也就是我靈魂深處的吼聲）："我是向黨匯報思想，不是右派分子！你們開除我，並不能把我嚇倒！我以後有什麼思想，還是要匯報的！"汪Ｘ趕忙擋住："你看你看，這個右派分子劉衡最近交給我一個檢查，我滿以為她的態度變好了，有改悔之心，準備讓行政給她較輕的處份。現在你看，她兇惡的面貌又暴露了！她死不甘心，臨走還要放一次毒！一個黨員向黨匯報思想，黨就要開除她的黨籍，你說黨多殘酷呀，黨內多黑暗呀！"我說："不是黨內黑暗，是你們的工作有偏差！。我並不想和人頂嘴、吵架呀，我並不想最後還要在黨內給人留下一個壞印象呀，可是，控制不了我自己，我對我自己毫無辦法。"第二天，冷靜下來，告訴汪Ｘ，我不同意被開除，因為我不是右派分子。她偷偷笑了一笑，沒有說什麼。
聽說開除的事經支部同意後，還要經中直黨委批准。我還抱著一線希望，以為中直黨委會冷靜、慎重一些。我對陳Ｘ說："請你們千萬不要馬上登報"。我想，報社的領導喜歡趕熱鬧、表現自己的成績。如果冒冒失失一登報，就沒法更正了。我們更有嘴沒處說、有冤無處伸了。誰知不說倒好，一說，在1958年1月6日，報紙就登出，《人民日報》揭發出了一批右派分子，其中就有我的名字。
林沫從內蒙古回來後，知道我的態度無法改好，也無可奈何。他聽說我已被開除，雖然是在他意料之中，也出乎他意料之外。他對我說："真想不到，就像做夢一樣。"田流（記者部副主任）對林沫說："原先我們都把黨當成媽媽，以為對媽媽無話不說。現在才知道，對媽媽也不能胡說八道"，汪Ｘ對林沫說："現在看來，和上級搞好關係是很重要的。我過去在工業組，跟組長王揖關係不好，他就把我調出，我就到記者部來了"。肖Ｘ對林沫說："劉衡以為劃她右派，是假的，是我們在演戲。現在，報紙都登了，是演戲不是？"
我問蔣元椿，"在開除你的支部大會上，你自己舉手沒有？"他笑著說："以前在陝北，中央要開除劉志丹的黨籍，他自己也是舉了手的"。我很驚訝，黨員在接受錯誤處份的時候，為什麼不據理力爭，為什麼要說假話，隱瞞自己的觀點，難道這就是黨性強嗎？
接二連三的打擊把我打蒙了，我不相信這就是蓋棺論定。也不相信中央黨報人員的水平真的那樣低下，真的分不清敵我，可是，為什麼黨要這樣劃我呢？對我更是一個難解的謎。
§§對黨組織不能說假話
1958年4月2日，報社開全社工作大會、宣布右派分子處理結果以後，我們大部份人要到唐山柏各莊農場（現唐海縣府所在地）勞動了，當時正在幹部下放、幹部參加體力勞動聲中，我是受的第三類處份，屬於勞動鍛煉範圍。於是，我產生了一種錯覺，認為這與幹部下放並沒實質性的差別。林沫對我說，我們去的地方是平原，主要產大米，比有些幹部下放的地方條件還好。他叫我好好勞動改造，把懶病好好治一治。我的問題報社已經掌握，不要再到農場喊冤叫屈了，我說；"當然，我身體差，勞動不好，又加上不服罪。農場要把這兩個問題連在一起，我就不得活了！"
4月8日，我們十多人和別的單位一百多名右派分子在北京車站坐上火車，以後又走了十多里路，來到柏各莊農場。我們報社來的全部份到第4分場。蔣元椿、林鋼、胡平、劉曉唏、趙克惠、李右、方達、張恩銘到3隊；劉時平、呂建中、裴達到4隊，我和孫乃、田蘭坡到4分場場部。大概領導照顧婦女，除了我和田蘭坡外，別單位到4分場的女右派也集中在場部。有《工人日報》的陳蓓和全國婦聯的謝松生，另外還有王兆祥、王濟培、左淵明分別來自中直各機關。
領導我們的是4分場人武部的幹事王振山，30來歲，共產黨員，謝松生打飯時，臉上毫無笑容，王振山看見她愁眉苦臉的樣子，偷偷一笑，我認為他了解事情真相，把他當作黨的化身，"無事不可對黨言"，對他說："我們都不是真右派……"他笑了，連連點頭"知道知道！"每天，他分配給我一些輕活，和我有說有笑。誰知不多天，農場發下一張表，叫我們填寫。我一邊看，一邊填，填到中間，有這麼一項："你對你的處份有什麼意見？"我腦子一閃："說真的？說假的？說真的對我不利。"立刻，我責備我自己"農場也是黨組織，對黨組織在任何情況下不能說假話。"於是，我寫："我不同意這個處份，因為我不是右派分子"。再往下填，有這麼一項："你是否受過嚴格的審查？"我腦子又一閃："大概我們現在是在受嚴格的審查！"想到林沫責備我的話："老愛頂嘴，說話不曉得客氣、委婉一點。"這次，不能再給農場留下這一印象了！就在填寫對處份意見的前邊，加了一句，變成："我願意接受黨組織嚴格的審查，但我不同意這個處份，因為我不是右派分子。"
全農場一百多個右派分子，都表示同意這個處份，只有我一個人公開不服、立刻把農場領導驚動了。總場公安局張局長特地趕來了解情況。有天晚上，他和王振山來到我們女右派的宿舍。我正坐著，向他點頭打個招呼。他大吼一聲："站起來！"我站起來後，他連珠炮似的訓斥："我走了幾十里路（當時不通汽車），大老遠跑來幫你解決問題，你坐著一動不動，真是太沒禮貌了！"我只好向他道歉，說我勞動一天，太累了，不想動。實際上，是我沒有養成向領導低聲下氣的習慣，不知道見了領導要站起來，更沒有意識到自己是犯罪的人，應該有個卑恭屈節的模樣，想到他親自跑來幫我解決問題，我內心感到過意不去，我的確是太不懂禮貌了！接著，我就把我為什麼不是右派的理由向他說了一遍。還說到，這個問題由報社掌握，本來不想在農場談的，只因農場讓填表，才本著對黨忠誠老實的態度寫了出來。在寫以前，我還閃過"說真的、說假的"念頭，這是不對的，以後不再這樣了。他說了一些冠冕堂皇、老生常談的話，像什麼黨不會冤枉人的，你要低頭認罪，接受改造、重新做人之類，我當時聽不到心裡去，現在自然更是記不清楚了。我記得清楚的是；王振山從此對我變臉了，不斷對我訓斥、責罵："你這個右派，欺騙我們工農幹部，我差點被你騙了！你真害人不淺，你害得我挨批評，差點要撤職拿辦！"還說："你在報社的政治結論上，明明簽名表示同意結論，來到農場你又變了卦"。我聽了，十分高興，看來農場已和報社聯繫，看了我的政治結論表。就說："我是對一些事實有出入的地方，加以說明，然後再簽的名，是對說明簽名，不是對政治結論簽名。"他說："你太小看我們農場了！只有報社才能解決你的政治問題，我們農場不能解決？"我說："我當時以為你們只管我們勞動，政治問題由報社管。現在你們也管，我真是太高興了！我一直對你交心。說真心話，怎麼會小看你呢？"一有機會。我就向他解釋，靠擾，把他當成知心朋友，甚至傻到對他說："我解不了你的秘密，你的職業的秘密。你外表很兇，不斷訓斥別人。其實你的心很軟，見不得別人的眼淚。那天，謝松生愁眉苦臉地向你買飯，你偷偷一笑，我看見了。"
王振山讓我做較重的活，讓我挑水、掏廁所等等。嘲笑我的氣力、姿勢："連10歲的小孩子都不如："他知道我害怕把勞動和服罪連在一塊，不停地說："你勞動不好是因為你不服罪，你不服罪所以你才勞動不好"。"你到這裡是因為你犯了罪，如果你沒有犯罪，你怎麼會到這裡？"有一次，訓著訓著，他向我說開了悄悄話："你不應該把你們不是右派的話告訴我的，你不應該對我說……"立刻，他感到他說漏了嘴，又大聲對我吼了起來。
他讓大家監督我、孤立我，說："她是不服罪、反改造的，你們不要相信她，跟著她走。你們要好好服罪，爭取早日摘掉帽子，回到人民隊伍。"大家對我沒有好顏色了，老是橫眉瞪眼，表示他們和我不同，我成了四分場場部鬥爭的重點，我的日子不好過了。
李有是第三隊的重點，和大家鬧得不可開交，王振山鞭長莫及，就把他調到場部。他來後，因為有我這麼一個比他更頑固的人，他才免於當重點，得到解放，參加到批鬥我的行列在右派小組改造，也和劃右派時一樣，你劃了別人，自己就免於被劃。別人當了重點，自己就可以免於當重點。自己的安全是建築在別人的罹難上面。
這年年終作改造鑑定，大家都很緊張，因為這是關係大家前途、命運、能不能回到人民隊伍裡來、什麼時候回來的大事。我仔細看了看鑑定表，上邊把右派分子排成三類：第一類口服心服，第二類口服心不服，第三類口不服心也不服。我對王振山說："第二類口服心不服，不是對組織說假話嗎？怎麼比第三類還要改造好些呢？"他說："口服，是講不出道理了，不得不表示服。當然比心不服口裡也對抗的好。"我聽了，並不以為然。列寧說："政治上採取誠實態度，是有力量的表現；政治上採取欺騙態度，是軟弱的表現"。怎麼一到敵我鬥爭的緊要關頭，共產黨的章程就變了，變得我不能理解了？明明不同意自己被開除，卻要自己舉手表示同意；明明不服組織對自己的處份，卻要把不服放在心裡，不在嘴上說，這樣的人比心口如一，不隱瞞自己觀點的人還要好！共產黨不是逼著黨員哄自己、欺騙自己嗎？為什麼黨要這樣做呢？真是不可思議：
我屬於第三類是無疑了，但我想不通，也無可奈何。
§§農場怎麼違背黨章
1958年底，王振山管理右派有功，由幹事升為人武部部長，1959年2月，總場讓右派分子回家過新年，四分場的右派分子全部放假回家了，只把我一人留下不讓走。無論我怎樣哀求，也不生效。我寫去一個匯報：
我感到時間有點長，如果我是光身一人，戴著帽子來到右派小組，和大家一塊勞動、學習、開會、鬥爭，長期下去，即使有些煩惱，但也不無好處。
可是我有愛人和小孩子。我的愛人早就不願等待，因為我的愛人當的不是光榮的革命軍人家屬，等待出征的妻子，帶著幸福的微笑，觀看來自前線的捷報。我的愛人當的是可恥的右派分子的丈夫，而從農場傳回去的有關我的消息，始終都是不好。只要想到我的家庭，我就感到軟弱，不能支持，感到風浪太大，時間有點長。
新年過後，右派分子都按時回來了。
不幾天，總場場部突然向全場發出一個通告，說我是現行反革命，一直不服罪、反改造，要加重對我的處份，由第三類上升為第二類。即由勞動鍛煉上升為監督勞動，每月生活費由60元降到26元。全農場100多名右派分子都知道了，紛紛把我當作反面教員互相檢舉、揭發、批鬥。我們4分場也召開右派小組會，要我表態。我並沒有被嚇倒，只是感到奇怪，會上，我說："黨章規定，黨員對自己的處份有上訴之權，並沒有說上訴錯了要加重處份，何況我並不錯。農場怎麼違背黨章呢"？"一個人是不是右派與他的工資多少沒有關係，減少我的工資我不是右派，即使增加我的工資，我也不是的"。"是不是右派與處份輕重沒有關係。加重我的處份我不是右派，即使減輕我的處份，我也不是的。"
王振山淋頭潑下一頓大罵："你這個頑固右派，你太把我們農場看扁了！你說我們違背黨章，你有什麼資格？你早已不是黨員了"！"告訴你，跟姓共的碰，沒你好下場"！"你的嘴像啄木鳥的嘴一樣，鐵硬鐵硬"！"你是一塊啃不動的老牛筋！我要看看，胳膊擰不擰得過大腿"？我對王振山當眾罵我已經習以為常，不但不生氣，還經常提醒他，讓他掌握政策，做好工作。會後我對他說："你們只在右派分子這個小範圍搞，倒沒什麼。千萬不要散布到群眾中去，要是散播出去，黨的威信損失就更大了"。
誰知不說倒好，一說……不幾天，這個加重我處份的通告就貼在四分場場部的牆上，王振山洋洋得意地對我說："看你還有什麼話說？"我的日子更不好過了。農場的職工們都知道我是一個抗拒改造的頑固右派，編了歇後語，嘲笑我，如："劉衡過溝，沒轍！……"
§§我是平反問題
1959年9月，為了迎接國慶10周年，中央決定特效一批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並給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帽子，柏各莊農場轟動了、到處都在談這件事。右派分子們看見了一線曙光，偷偷希望自己正是這摘帽中的一個。我內心十分不安："大家都摘帽走了，光剩下我一個人了！反右派運動採取大呼隆辦法劃右派，又採取大呼隆辦法摘帽子，我就糟糕了！"
王振山、四分場領導不斷找我個別談話，要我趕快認罪、承認帽子，早日回到人民隊伍。有次，場長說："你看，連溥儀都摘了帽子，你還摘不了！你還不如溥儀……"我說："我們兩個性質不同。溥儀是偽滿洲國皇帝，這是千真萬確的，改好了，當然可以摘帽子。我不是右派分子，就不是摘帽問題，我是平反問題。"就這樣，說著說著，他突然冒出一句："你這個人雖然很頑固，可是對黨倒很忠誠。"
不多天，總場要召開摘帽大會了。那天，我們從各個分場向總場大禮堂集合。大禮堂沒有座位，只有一個半月形的主席台，台上有幾位農場的幹部。我們對著主席台排隊站著。先由一位幹部宣讀《中央關於摘掉確實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再由一位幹部宣布農場第一批摘帽右派分子的名單，並簡單地介紹了他們改造的成績、摘帽的理由。每個人姓名後面都加上"同志"二字。我們報社的裴達也在其中。大家一聽，摘帽的只有10位，自己不在其中，都洩氣了。我倒是鬆了一口氣，"反右派不再採取大呼隆辦法，我就好辦了。"我們報社30名右派分子，這次摘帽的除裴達外，還有留在報社改造的楊春長。一共2人。
接著，由被指定的摘帽右派代表上台講話。無外乎是"感謝農場黨的領導，使我獲得重新做人的機會。但是，在農場的改造只是起點，取得的成績微不足道，將來的道路更長，今後更要嚴格要求自己，不斷改造，任憑風吹浪打，不再犯同類錯誤"等等。
會議休息，大家三三兩兩的到院子裡活動活動筋骨。我坐在石頭台階上，還是和在分場時一樣，沒有人理我，我也不理任何人。這是我們農場全體右派分子第二次大集合，頭一次是1958年4月8日在北京火車站，相距一年多了。我用眼睛尋找認識的人，除了看見我們報社的右
派外，還看見了文藝界的陳企霞、鐘惦□、唐達成、穿著補丁連補丁衣服的肖乾……突然，肖乾向我走過來了，我們來農場後，王振山向我談過肖乾。他說："三分場的鬥爭重點是肖乾，人家一鬥，他就劈裡啪啦交代好些，寫了好多好多，盡是反動又反動的東西"。還說："你交代的材料有半屋高了。三分場的肖乾、四分場的劉衡，你們是一對活寶！"農場關於我不服罪、加重我處份的決定是通告全場的，肖乾當然也看見了。肖乾來找我，我猜他是想和我說說心裡話，我知道他和我一樣，在農場的日子比別的右派更難過，他不會像別的右派一樣，對我橫眉瞪眼，和我劃清界限。我也知道，他和別的右派分子一樣，口裡服罪，心裡也是不服罪的，我準備和他好好談談。誰知我們剛寒喧幾句，三分場一個人走過來，趕緊把肖乾叫走。我這才知道，肖乾一直受著監視，人家怕他和我這個頑固右派串聯，而這監視他的人正是右派分子中的一員，用右派監視右派，這是最狠毒，也是最令人傷心的。所謂"煮豆燃豆箕"是也。
會議繼續，公安局張局長講話了。他說："反右派是一場偉大的政治鬥爭。經過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批判，辨明瞭是非，擦亮了人民的眼睛，打退了右派分子猖狂的進攻，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為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掃清了道路，使三面紅旗在全中國高高飄揚。在這樣大好形勢下，經過一年多的改造，一些右派低頭了，認罪了，服輸了，表現較好。根據中央精神，農場決定給他們摘掉帽子，使他們回到人民隊伍裡來，他們仍然是好同志，現在摘帽的10個人是第一批，以後還有第二批、第三批……我們希望所有在農場改造的人，都能摘掉帽子回去，與家人團聚，重新工作，不希望有一個死不悔改的頑固分子長期留在農場勞改。"
說到這裡，他提高了聲音，喊道："四分場的劉衡，你到現在還不承認自己是右派分子。大家都摘帽了，你就摘不了！你想帶著花崗石腦袋去見上帝嗎？"一些人朝著我看，大家的眼光刺得我的臉發疼，我心裡咚咚跳，感到這一下自己可完了。但是，張局長停了一會，接著又說："不過，你不要灰心、喪氣，你還是有前途的。只要你服罪，承認這頂帽子，你也可以摘掉，甚至比別人還要摘得早。"我聽到最後一句，豁然開朗："這不是威脅利誘嗎？開頭是威脅，現在是利誘。"我心裡笑了，臉上也忍不住笑了起來，來場開會的路上，我內心沉重。回去的路上，我腳步輕快，不時露出笑容。
一回到四分場，王振山馬上召集我們開會，要我們表態、談感想。大家都表示，要以裴達為榜樣，加緊改造，爭取早日摘掉帽子，回到人民隊伍。輪到我時，我說："它們是右派分子，應該爭取摘帽。我不是右派分子，不是摘帽，而是平反問題。是右派的要摘帽，不是的就該平反。這裡頭有個甄別問題。"當然，在我的內心，認為大家都是平反問題，但我不能說。不然會惹起眾怒，對我"群起而攻之"。
§§有甄別問題，為什麼不甄別
1962年，我們在農場勞動4年多，領導要把我們全部調回原單位了。我們回報社後，除我之外，都分別摘掉帽子。這次摘帽不像在農場那樣大張旗鼓了，而是個別通知他本人，即毛主席說的"陰摘一批、陽摘一批"。在通知的同時，還告訴他組織上對他的安排。留在報社的有蔣元椿、季音、習平、裴達、田蘭坡、朱克潛、楊春長和我，其他人都分別到內蒙古、貴州、河南、新疆等地。有些去外地的人憤憤不平了："怎麼我們這些摘帽的不如沒摘帽的、我們這些改造好的不如頑固右派劉衡？"有的人甚至向我發脾氣，認為我的待遇不應比他好。領導就向大家解釋："劉衡沒摘帽子，沒有地方肯要，只好留在報社。"
我們在農場4年，不知什麼時候，譚立當了報社的黨委書記，他見了我說："別人改造摘掉帽子，你改造卻加重處份！"我說："那是因為我對黨說了老實話。"他說："哈，你說對黨說老實話的加重處份？你好反動！"但聲音裡含著笑意，看來他對我比較了解、同情。我說："是這樣的，現在說老實話的吃不開。"他說："你回來，隨便找個工作乾乾吧。"我幹了短時間的雜工（如挑水）後，沒有部門要，被分配到資料室，不久，工資由每月26元升到99元（即17級，比原先下降4級）。
我在資料室，工資是最高的，但工作卻是最低的，如剪剪貼貼之類。有的人又發牢騷了："怎麼我的工資還不如當右派的？"以後工資調整，就給有的人升了級，特別是當領導的，他的工資不能低於右派，不然他怎麼能叫做領導呢？
我對這些毫無怨言，因為那些摘帽右派如裴達等都沒恢復工作、工資，恢復黨籍。使我感到，反右派這個工作沒有結束。我必須繼續喊叫，促使右派甄別的一天早日到來。我必須繼續調查研究：反右派運動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去拜訪許多領導，如梅益、習仲勛一半為了呼喊，一半為了刺探。
我找得最多的是中央組織部。組織部派一位女同志接待我，聽取我的訴說。她說，現在上訴的人有不少，好些外地來的，在組織部門口露宿："你比他們強，你有工作，有住的地方。有好些人連工作、工資都沒有了。"我說："這就說明反右派的甄別工作更需盡快進行。"我回去後，給她打過幾次電話催促。有一次，她回答我："現在好了，現在中央接受你的意見，決定給右派甄別、平反了。你等著吧！"但過了些天，我打電話問她，她突然改口："現在中央決定不甄別了！"我再三責問："有甄別問題，為什麼不甄別？為什麼？為什麼？"她沒法回答我，只是一股勁地說："不甄別了，不甄別了！"
原先《人民日報》社把高糧從內蒙古調回來，告訴他，要為他甄別，不幾天，中央決定不甄別，又叫他回內蒙古。
1962年初，李大釗的兒子李葆華調安徽當省委書記。臨行前，劉少奇曾暗示他，在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平反時，也可以為右派分子平反。李葆華到任後，就大刀闊斧地對右派分子進行甄別。等到中央下命令不甄別，安徽已有數千右派平反了這是全國唯一的一個搞甄別的省，其他各省（包括《人民日報社》）因動作遲緩，沒有趕上趟，李葆華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為什麼有這樣大的變化？30年以後我才知道：原來到了1962年，由於"大躍進"受挫，中央於1月11日至2月7日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7千人大會）。會上，除了林彪為毛主席大唱讚歌之外，彭真、鄧小平、劉少奇……同志對三面紅旗的指導思想、1959年的廬山會議、黨內民主生活等等談了許多意見，談得很好。
一時間，政治氣氛轉向寬鬆。彭德懷給中伊公廳主任楊尚昆打電話，表示要給毛主席和黨中央寫信，要求審查他的"裡通外國"問題："查出來，就把我的頭砍掉，掛在天安門上示眾，我毫無怨言。查不出來，我倒要問問你們，為什麼……"3月6日，陳毅甚至在廣州的創作座談會上說："應該取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給你們行'脫帽禮'。"4月27日，中央發出《關於加速進行黨員、幹部甄別工作的通知》，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傾、整風整社、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中批判和處份完全錯了和基本錯了的黨員、幹部，應當採取簡便的方法，認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別平反。"一時間，到處都在說"甄別"、"平反"。既然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可以脫帽，在反右傾等運動中批錯了的可以平反，很多人聯想到反右派運動，就向中央統戰部反映，在反右運動中，錯劃的右派很多，也應予以甄別、平反。於是，統戰部部長李維漢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由副部長平傑山主持，在7月26日寫出《關於右派分子工作中幾個問題的報告》，指出：如果領導上認為需要和右派分子本人或家屬申請甄別的，可以甄別。對於確實劃錯的，予以平反。對於可劃可不劃而劃了的，可以從寬摘掉他們的右派帽子。
誰知在8月17日，中央發出《關於右派分子工作的幾個問題的復示》：有以下三點，請你們注意：1．對右派分子不應當一般地提出甄別平反問題，只是對於其中個別完全搞錯了的，即確實不曾有過右派言論、行動的，才作為個別人的問題，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但是報告中所提："如果右派分子本人和其家屬要求甄別的（包括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應該進行甄別"的意見是不妥當的。這樣做起來，實際上會搞成一種對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普遍的甄別，或者對很多右派分子進行甄別。這是沒有必要的，也是對黨和人民不利的。2．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以後，如果表現很壞，怙惡不悛，應該在審查確實後，選一部份惡劣的，再把右派分子帽子給他們戴上。3……
一個月後，即9月24日至27日，著名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毛主席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強調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會議批判了"三風"，即翻案風、單幹風、黑暗風（指對當時的嚴重困難所作的充份估計）。這樣一來，統戰部再也不敢提為右派甄別、平反了，還給一批已經摘帽但是表現不好的（主要是要求為自己翻案）右派分子，重新戴帽。
在7千人大會上，毛主席發揚民主，號召大家講話，"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即後來稱為的"三不主義"）。於是，從大家的講話中，他看出林彪是忠於他的，劉少奇等人是同情彭德懷、反對三面紅旗的，是睡在他身邊的赫魯曉夫。這樣，就為他以後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筆。毛主席又演了一次"引蛇出洞"。那時候，我當然不知道其中奧妙，只是奇怪為什麼有很明顯的甄別問題，黨為什麼不甄別？為什麼不"有錯必糾"？黨已經不是我理想的共產黨了！我不死心，我要弄個水落石出，只有繼續呼喊、繼續刺探。
我在資料室幹活的時候，一天，社長進來了。我攔住他："你知道我的事情嗎？"他笑了："知道知道"。我說："反右派有個甄別問題，為什麼不甄別呢？"他收起笑容，變了臉色："Nono，反右派沒有甄別問題！"我說："有、有，不光我一個人，大家都有這個問題。不要以為大家真的承認自己是右派，他們都在說假話。"他立刻聲色俱厲起來，大聲呵責："他們比你好！他們知道不甄別，就不做聲。他們比你好！你、你，你在政治上是沒有前途的！"
社長也提起"政治"二字，我在政治上不行，在政治上沒有前途，究竟什麼是政治呢？難道政治是見風轉舵、隨波逐流的嗎？我更糊塗了。同時，我如果像大家一樣默不做聲，不與人交談，我怎麼能收集材料，了解每個人在運動中的各種各樣的言行、表演呢？何況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不能靜等領導開恩，坐享其成。看見不對頭的事，我必須大聲疾呼，提醒領導，喚起民眾，盡一點共產黨員應盡的責任，哪怕頭破血流、粉身碎骨。
§§向毛主席、劉少奇呼籲
我們在柏各莊農場的時候，只知道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是敵人。毛主席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文中香花、毒草的標準，也是只看他是否反黨、反社會主義。回到人民日報社後，才知反毛主席也算是敵人。"兩"反變成"三"反，毛主席的威信空前高漲，我必須好好讀毛主席的書，才能解決我的右派疑問。
"毛選"不能解決我的疑問，相反的，越讀"毛選"我越心疼，我好像是個受害的人。例如：
毛主席在《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中教導我們"資產階級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這種人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他們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而我，既沒有寫文章，又沒有作演講，只是向黨組織作匯報。意見再錯也不能錯成敵人！何況我的意見並不錯！
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教導我們："必須善於識別幹部，不僅要看幹部的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幹部的全部歷史，全部工作"。可是，當時劃右派光看鳴放前後的那一會兒。即使只看那一會兒，也是只看一個表面現象，並不去區別問題的實質。
毛主席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教導我們："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可是，當時給人戴右派帽子，只憑幾句言行就定案，是先下結論，後調查。
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教導我們："必須善於愛護幹部，愛護的辦法是：第四，對於犯錯誤的幹部，一般地應採取說服的方法，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只有對犯了嚴重錯誤而又不接受指導的人們，才應當採取鬥爭的方法。輕易地給人們戴上'機會主義'的大帽子，輕易地採用'開展鬥爭'的方法，是不對的"。可是，在反右派運動中，這些話都不作數了。
毛主席在《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教導我們："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但是，這種批判，應該是充份說理的，有分析的，有說服力的，而不應該是粗暴的，官僚主義的，或者是形而上學的，教條主義的"。毛主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也是這樣說："有錯誤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進行鬥爭。但是這種批評不應當是教條主義的，不應當用形而上學的辦法，應當力求用辯證方法。要有科學的分析。要有充份的說服力"。可是，在反右派運動中，一些批判卻是粗暴的，官僚主義的，形而上學的，教條主義的。沒有科學的分析，沒有充份的說服力。
毛主席在《論聯合政府》中教導我們："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還教導我們："說老實話，做老實事，作老實人。"可是，在反右運動中，"口服心不服"的比心不服、口裡也講出來的要好。在逼供信的空氣裡，促使大家假認罪、假檢討，以至我這個唯一講真話的人，變成死不改悔的頑固派。有毛主席的話作後盾，我更有把握、更堅定了。用同志們的話說，也就是更頑固了。我給黨組織寫去一個匯報："天不怕，地不怕，天崩地裂也不怕。我心裡沒有別的巧，只因我聽見了毛主席的話。毛主席的話我心裡照，不怕霹雷閃電、地動山搖，我心裡有個紅太陽，鬥爭起來有力量！"我給毛主席寫信，向他講敘以上情況。告訴他：反右派的好些做法，以及我的種種遭遇，違背了他的許多教導。因此，"反右派必須甄別，不然不是您領導的黨！"
我讀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越看越覺得它能夠解決我的思想問題。例如：書上說："黨員如果在他的思想意識中只有黨的共產主義的利益和目的，沒有自己離開黨而獨立的個人目的和私人打算，他真正大公無私，那麼他也可能有最大的勇敢他理直氣壯地擁護真理，告訴別人以真理，為真理而戰鬥。即使他這樣做暫時於他不利，為了擁護真理而要受到各種打擊，甚至受到大多數人的反對和指責而使他暫時孤立（光榮的孤立），甚至因此而要犧牲自己的生命，他也能夠逆潮流而擁護真理，絕不隨波逐流。因為對他個人來說，他無所畏懼"。
我想，我被劃為右派後，一直是孤立派，不同意政治結論，不同意被開除黨籍，受到各種各樣的指責、打擊，我正處在這種"光榮的孤立"的地位。書上說："他也可能有最高的自尊心、自愛心，而在為了黨和革命的前提之下，也最能寬大、容忍與委曲求全，以至在必要時忍受各種屈辱與虐待而無怨恨之心"。於是，我給劉少奇寫信，向他呼籲：反右派要有始有終，必須甄別。一開頭我就說："我給您寫信，我是淚流如雨，因為您是《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作者，您懂得黨員的心。……"
我給黨組織寫去一個匯報："我要加強黨員修養，受盡虐待毫不怨恨。光榮的孤立算得了什麼？少奇同志是我知心！"
我給毛主席寄去的信就像石沉大海不，比"石沉大海"還壞：石頭掉進海裡，要冒一個水泡，我的信寄了去，卻沒有一點迴響。我給劉少奇寄去的信倒是有一點點聲響：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天，與我同在牛棚勞改的陳Ｘ問我："你怎麼給劉少奇寫起信來了？"我說："他當時是副主席，我怎麼不能給他寫信？"他說："他說反右派需要甄別，你也說反右派需要甄別，你和他思想一致！"我說："劉少奇究竟有什麼罪惡，我搞不清楚，不過，他說反右派需要甄別，這點是對的。同時，一反右派，我就在說，我比他說得早，並不是我學的他。"他說："那你比劉少奇還高明？"看來，造反派對劉少奇抄家的時候，把我給他的信抄出來了。但不知陳Ｘ是在什麼時候、在什麼情況下知道這件事的。
§§我以當頑固右派為榮
在資料組，我按時上下班，剪貼資料，做些不需要多少知識、力氣就能勝任的工作。比起在農場，勞動強度小多了。大家為我開過幾次批判會。各種千篇一律、牛頭不對馬嘴的批判接踵而來，一點不能打動我的心坎：
"劉衡犯錯之後，一再不承認，加重處份後，並未接受教訓，的確令人難以想像。花崗石腦袋敲打好多次，沒有改進，駭人聽聞！""她搞翻案活動，不能讓人容忍！她立場十分頑固，三個問題（指肅反、胡風、父親問題）和黨針鋒相對，怨氣衝天。這樣的錯誤不算反黨，什麼才算反黨？她1942年延安整風時就有反黨思想（指我對搶救運動的看法），20多年來，沒點變動，令人驚奇！"
"她沒有起碼的覺悟，沒有中國人的良心。她到處活動、告狀，興風作浪，跟黨對抗到底。只要容許她發言，她就反駁。只要有機會，她就污衊，始終不肯回頭"。
"凡是在重大問題上，她都有她獨特的看法。任你千言萬語，她有一定之規。由於她的立場與我們不同，因此是非也就不同，和我們沒有共同的語言。"
"她攻擊黨無孔不入，有空就鑽。她通過思想匯報向黨發動新的進攻，越來越猖狂。'肅反、搶救運動都錯了，逼得大家說假話'，她把黨醜化成瞎子，連真假都看不出。她攻擊報社黨委，'劃人右派，是否夾雜了打擊報復、官僚主義'。污衊報社黨委長期把她置之不理，'不知是慎重呢，還是官僚主義'？我們都不支持你的意見，難道我們都是打擊報復、官僚主義？"
當然，有些批判稍微能打動我心坎，引起我的思考和反駁：
"你是在黨的會議上說的，難道在黨的會議上就可胡說八道？就可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話？胡風的"三十萬言書"難道不是在黨內說的？結果怎樣？彭德懷的意見書難道不是在黨內說的嗎？結果又怎樣？"
我心裡想："那他們被劃成敵人，也有問題"。但我不能再說，連想都不敢再想下去了。
"你光說把你搞錯了，不要說整個反右派。反右派是毛主席領導的，一說整個反右派，問題就大了"。我說："我正是因為對整個反右派有意見，才匯報的。整個反右派沒問題，我還提什麼意見？我的問題只有在大家問題解決的同時才能得到解決。"
"你要為民請命？太狂妄了！告訴你：當了右派分子，就要低頭認罪，夾著尾巴做人，不能驕傲、翹尾巴！"
我說："我有什麼值得驕傲的東西？我不過是保留我的意見。我是用可伶的最低標準來要求自己是人民？是敵人？即使達到了人民標準，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呢？"
"現在報社沒摘帽子的只你一個，你要頑固到底嗎？"我說；"多年來，同志們除了逼我承認帽子、給我亂扣帽子外，揭發不出我有任何真正的三反罪狀。我對我自己越來越清楚、越肯定，是有大家的功勞的在……你們工作的偏差裡，我以當頑固右派為榮！"'什麼？什麼？你再說一遍！"
大夥兒嚷起來了。我只好又說一遍："在你們工作的偏差裡，我以當頑固右派為榮！"
§§我要做一面不倒的旗
給我打擊最大、幾乎要把我壓垮的是林沫提出離婚。反右派初期，我和林沫的意見是一致的，這才有我以黨小組長的身份向支部匯報的一幕。我的匯報引起支部的懷疑後，立刻把他"驚醒"，他就站在我的對立面了。我到農場後，他寫來大量信件，對我進行幫助、教育。有些意見（如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批判自己、把自己說得壞壞的……）我接受了，但在根本問題上，我們的分歧很大。例如，他說："假若你的問題開始提出來的時候，你能及時地進行深刻的檢討，用階級觀點把自己的半生經歷和思想狀況作一次總的分析和清算，而後痛改前非，破白立紅。你是有可能不戴右派帽子的。即使戴了，也會得到很輕的處理。但是，這一步你沒有走對。你不能認識自己的錯誤，不能在黨的面前痛心悔過。相反的，你情緒抵觸，大叫冤枉，其結果呢，你結結實實地戴上了帽子，而且得到了重重的處理。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於你的態度。"
我認為："態度"好壞可以決定一個人的處份輕重，但不能改變一個人問題的性質。同時，態度好壞拿什麼來衡量呢？低聲下氣、唯唯諾諾、滿嘴假話叫做態度好，仗義執言、據理力爭、堅持真話叫做態度壞。這不是顛倒黑白嗎？他還寫："你來信仍然認為你的問題是搞錯了，還在那裡等待中央的什麼複查。這說明你仍在原地踏步未動。聽說有不少右派分子在勞動改造中都有所進步，他們都在徹底悔過自新，努力爭取、變化自己的思想，從右向左轉。而在這個改造中，你顯然是落在後邊了。你如果死抱著自己的觀點不改變，那你將一直落在後邊。事實將證明你是徹底錯了。別人可以爭取三年、五年或者更短的時間摘掉帽子，而像你那樣，那就很難說了。""你在農場大概會經常聽到驢子和豬的那種單調而無聊的叫聲，但因為人們知道這類生物的特性，所以聽了它們的聲音，並不覺得愚蠢和討厭。如果一個人也像它們那樣總是發出單調刺耳的叫聲，人們會覺得這一定是個怪物。但是也竟有這樣的人，你只聽她在那裡叫著：'我冤枉了，我不是右派，黨應該糾偏！'最近又提出什麼'什麼時候劃分敵我界限？'界限不是早就划得清清楚楚了嗎？還要怎麼劃？我看這樣的事是永遠不會有的。如果有的話，那就是右派分子自己的變化。真正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悔過自新，在勞動中改造了自己，那就可以重新變化過來。如果他們改正錯誤很努力，我看時間是可以縮短的，因為全國人民都在大躍進麼。但如果像你這樣，頑固不變，我看什麼時候也是化不過來的。一個人已經到了不通人性的地步，自己硬要去作驢子、豬，我看任何人也沒辦法。"
"像你這樣頑固不化的人，在報社還沒有聽說有第二個。其他我所聽到的報社外的有些右派分子，傳來的消息大多是在勞動中表現很不錯，都在下決心改造自己。你在這個問題上頑固不化，只能表明你的階級立場，你堅決地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不能改變你的態度。或者說，你始終不能站在革命的立場上來觀察和認識自己的問題，始終和黨對立。你既然不能和黨和人民走一條路，那當然，我們就必須分手。不然的話，那你就真心誠意地向人民低頭認罪，徹底悔過，下最大的決心在勞動中徹底改造自己。"
我感到，他不是我認識的林沫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個陌生人。就像恩格斯說的那樣：
"工人階級比起資產階級來，說的是另一種習慣語，有另一套思想和觀念，另一套習俗和道德原則。……他們是這樣的不相同，就好像他們是屬於不同的種族一樣"。我們已經分屬兩個不同的階級，沒有共同語言了。感情的深度是與理解的深度成正比的，我們不可能情投意合了。
我在農場被加重處分後，他向法院提出離婚，法院沒有批准。我回到報社後，他不能改變我，我也不能改變他。我們之間的衝突更加升級。他說："識時務者為俊傑，沒有比你更愚蠢的了！"我說："我是因為反右派有問題才去向黨匯報的，現在反右派弄到我頭上，我更知道它有問題，怎麼能改口呢？我想改也改不過來，只好不改了。"
他說："你死死抱住帽子不放別人都摘了帽子，有了合適工作，你還養豬！別人摘了帽子，可以當記者。你就不行，不讓你寫，人們早把你忘記了。"我說："不是我不肯摘帽子，而是他們要我承認帽子後，才能摘帽子。人們說我是小偷，我說我沒有偷東西，你就應該研究我偷東西沒有。怎麼承認了是小偷，就不是小偷了呢？"'
他說："就算將來證明帽子戴錯了，可是，這幾年，你許多文件不能看，許多會議不能參加，已經是大大落後了，趕不上去了。"他的話打中了我的要害，我只好拿《紅岩》裡的華子良等英雄人物激勵自己：有堅強的革命意志就是最大的進步；寧要原則，不要腦袋；寧要真理，不要所謂的前途。他說："黨的政策從來只是照顧大多數人的利益，少數人是要犧牲的。你的不幸你一個人擔承吧，不要連累我、連累孩子、連累我們一家人。"
我說："你過去常說，有些人在政治運動中落井下石鬧離婚，以後問題搞清，這些人被人罵死了，抬不起頭來。沒想到你現在也這樣！"
他說："這次運動和以前不一樣。"
他又以我是頑固右派為理由，再一次向法院提出離婚，法院批准了。我被劃右派時，我的三個孩子最大的才7歲，經過長期分離，都不肯要我……在鬧離婚期間，我胸部突然劇痛，發作起來痛得死去活來。喉嚨裡好像堵了一塊痰，吐不出、吞不進。中醫說我得了胸（即心絞通）、痰迷心竅。經過長期針灸，才有好轉。我從未想過自殺，但我算是體會到了："怪不得有人會自殺！眾叛固然可怕，親離更為可悲。身受社會與家庭內外夾攻的人能挺得過來嗎？"我決不會自己去死，我要親眼看到反右派的結局。我想："真正的戰士都有白毛女的性格，我要做一面不倒的旗，能在自己的血泊裡站立。"
§§向黨匯報
"右派分子"，對我可說是個新名稱，1957年反右派了，這個名稱才引起我的注意。運動初期，領導是把右派分子歸入人民的行列之中，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右派分子就變成反革命、人民的敵人了。既然我對這個名稱了解甚少，我為什麼能夠肯定自己不是有派分子呢？如果自己是右派分子，不肯承認，那就罪加一等。如果我不是右派分子，別人都說我是，我承認了。以後證明我不是，別人也不會責怪我，"法不責眾"嘛！因此，無論從哪方面說，我都應該跟著大家一樣，承認自己是右派分子，這樣才保險。我寫去匯報："雖然明知道承認帽子是最保險的路。對了，表示悔改了；錯了，責任不在我，可是，我不能耍滑頭，我寧願當傻瓜，我不能走大多數人走的保險路，寧願一個人去過我的獨木橋，因為我不能對黨進行欺騙"。我還寫："即使最後證明我還是個頑固右派，我對我所作的毫不後悔。因為讓黨了解我的真實面貌，對黨來說，是一件好事。黨可以針對我的情況對我進行教育，對我個人來說，也是一件好事。"在這兩段話的指引下，我勇敢向前，毫不動搖，無論以後到印刷廠、到牛棚或是五七幹校，不管工資一減再減，不管肉體、精神遭受何等折磨，我都遵守我被開除黨籍時的諾言，隨時隨地向黨寫去大量匯報。下舉數例：
◆我不能對黨說謊
我不能說謊，因為我面對著的是親愛的黨。我16歲就開始把你尋 找，不怕生命的危險。我把命運和你連在一起，跟著你踏過千山萬 水，我要變成你的一顆細胞，怎麼能把你欺騙？如果我要說謊，小 蒼蠅會變成大象。小小的謊話並不小，它不是結束而是開始。謊話 說過之後，並不立刻死亡，它和植物、動物一切有生物一樣，能夠 不斷繁殖生長。即使只說這麼偶爾一次，也是我生命的一個污點。 我不能為了個人的一點利益，違背你對我的教養。不管形勢對我有 利不利，不管戴右派帽子是永久還是暫時，我始終一個心眼對你， 始終對你絕對地老實。
◆做老實人
毛主席說："一切不老實的人不會有好結果"。沒有想到，老實人 竟會遭到極大不幸。如果不信，我的經歷可以作證！正因為我對黨 老實，我被加重處份；正因為我一直老實，一直被留在敵人陣營。 我牢牢記住毛主席的話："做老實人！做老實人！"如果讓我重新 生活一次，我不會有更好的命運：
◆我要在逆流裡向前
空洞的帽子對我早已不是重要的問題。我要做真正的無產階級戰 士，不做掛名的共產黨員。我離黨對我的要求很遠很遠，我今後改 造的道路很長很長，我要加倍努力，不辜負黨對我的希望。我個人 已經一無所有，就像以前的無產階級。我把一切獻給黨，因此，我 鬥爭勇敢，革命堅決。以前的無產階級，除掉鎖鏈一無所失。我鬥 爭勇敢、革命堅決，不會失掉什麼，除了帽子。刀在石上磨，人在 世上煉。我要在風浪中不倒，我要在逆流裡向前！
當工人們要我戴高帽子遊行後，我寫：《我的心好像一座大山》。今天晚上，工人們讓我戴高帽子遊行。在我耳邊大喊："打倒頑固右派劉衡！"工人們口號聲聲，一點不能震動我的心靈。我的心沒有發抖，不會向口號低頭。我的心一動不動，好像一座大山。我的心十分明白：工人們在和假想的敵人作戰！
和"走資派"們一塊在牛棚改造時，我寫：《我的坦白》"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每天早晚，我們要在毛主席像前念兩遍坦白從寬，我坦白；坦白從嚴，我也坦白。我的坦白，經得起考驗。
《一個欺騙》"站出來，請罪！"一轉眼，我被推到毛主席像前，我有什麼罪？我請什麼罪？誰也講不來。講不來也要站半天。我沒有罪！我沒有罪！讓沒罪的人請罪，是不是對毛主席的一個欺騙？
《毛主席會不會難受？》又是打來又是吼，不愛文鬥愛武鬥。遊樓、用刑又活埋。罰吃鹹菜窩窩頭。不聽毛主席教導的不請罪，跟毛主席走的在彎腰低頭。毛主席的相片如果有知，會不會感到難受？
《"無的放矢"鬥一通》對什麼人唱什麼歌，什麼鑰匙開什麼鎖。對敵人的政策攻心戰，怎麼適合於對我？越鬥越好笑，越鬥越叫人惱火。無的放矢鬥一通，怎麼一點不考慮效果？
從牛棚出來，在五七幹校時，我寫：《正因為對黨的感情很深》胸口悶，呼吸緊，好像成了時代病。在五七幹校接連發生。我談談自己，也議論議論別人。我感到……被黨組織審查時的痛苦，常常勝過在敵人的法庭。敵人對自己越兇，我心裡感到光榮。黨組織對自己越狠，我心裡感到越疼。在敵人的法庭，同志們常常慷慨就義、英勇犧牲。被黨組織審查，有的人會去投河、跳樓、吊頸。這是什麼原因？因為我們是同志，不是真的敵人。不但不是敵人，而且對黨的感情很深。正因為對黨的感情很深，黨組織的不信任，不免要在心裡留下傷痕。
《生活不應老兜圓圈》"我不是右派分子"，我早就十分肯定。在同志們的幫助下，我的話斬釘截鐵，我的腳站得穩穩。我不會有任何動搖，不會改變我的聲音。同志們盡可放心，不要把我問個不停。同志們一提右派帽子，我是又高興，又不耐煩。高興的是：我的政治問題十分簡單，有些地方值得誇讚。不耐煩的是：生活應該前進，不應老兜圓圈。
《落實政策》毛主席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落實政策，落實政策，首先要落實毛主席準確劃分敵我的政策。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不解決，文章無法往下寫。如果一定要寫，許多事情就要顛倒是非、混淆黑白。
《我懷疑》我等待我問題澄清的那一天，等待著，等待著，時間是那樣漫長、遙遠。把自己同志推到敵人那一邊，我懷疑他是內奸，或者，是敵人所派遣。
§§《我有點醒悟》
讀了魯迅的書，我開始有點醒悟。我不是什麼英勇，而是"迂"，像方孝孺[1]。方孝孺使他的十族受到殺害，我使父母、子女三代深受痛苦。我是書房裡的呆子，不知實際生活中的殘酷。被自己戰友流彈所傷，這是不幸中最大的不幸，悲苦中最大的悲苦！[2]
《反右派還沒結束》我經歷了反右派的開頭，經歷了反右派的中途，我希望能活很久，經歷一下反右派的結束。同志們說："反右派早就結束。"我說："沒有！沒有！反右派既然提出了問題，當然應該有解決問題的時候！"
《我並不笑得最好》一個浪潮跟著一個浪潮，一個波濤跟著一個波濤，誰笑在最後，誰笑得最好。我會笑在最後，我並不笑得最好。因為我生命的三分之一，十分痛苦的過去了。
1978年，我給鄧小平、胡耀邦同志各寄去一信，通過我的奇特經歷提出：反右派必須甄別，不然不能提高黨的威信。鄧小平沒有理我。胡耀邦把信轉給人民日報領導，上邊批示，此人我不認識，請你們酌情處理。於是，社長秦川和成坊到我宿舍找我，要我摘帽子。我說："不是我不肯摘帽子，是你們要我承認帽子，才給我摘，這不合邏輯。"秦川說："現在中央只有摘帽一說，我們沒有辦法。"我說："那你們給我戴的，你們就給我摘掉吧。"我的帽子被摘掉不久，全國開始了右派改正工作。
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報社有10名"右派分子"第一批獲得改正，我是其中之一。其餘20名以後陸續獲得改正，無一真右派分子。我獲改正的那一天，我在樓道貼了一張"向黨匯報"的小字報，這是我被開除黨籍後的最後一次匯報。
§§1978年12月8日──"向黨匯報"之1001[3]
我相信會有這一天，等著這一天。這一天終於來了，淚水模糊了我的兩眼。黨啊，您是受難的母親。外部的敵人想顛覆您，內部的盜賊在蛀空您。真理對著謬誤，混戰了21年！……黨啊，您是光輝的太陽。可是，有的人卻自命為是您的化身，打著您的招牌，假借您的名義，招搖撞騙，歪曲了您的形像，染黑了您的臉。現在，黨啊，您正在認真總結慘痛的歷史教訓、經驗。正因為您敢於正視自己走過的艱險曲折道路，您才能夠變得偉大、光榮、正確。正因為您敢於當眾改正自己的錯誤、缺點，徹底平冤，您才能夠消除隱患，帶領全國人民大步向前。受難的母親已經抬起頭來醫治遍體鱗傷，驅散了烏雲、迷霧，太陽是多麼鮮豔！
〔轉載自《逸海書城》；https://www.easyse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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