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31日訊】雄哥：
你的電話令我感到溫暖，隨后几天，我一直在考慮是否听從你的勸告，就12 8抄家事件起訴成都市公安局一處，但最終還是決定忍耐，不与隸屬于強權的司法机關打這种消耗戰。我已經累了，接著是從骨頭里滲出來的悲涼之霧，我辨不准方向，因為我實在不明白在如此可怕的“犯人的祖國”里硬扛了這么多年的意義何在？
從十几年前因創作長詩《大屠殺》而鋃鐺入獄算起，我已經被抄了很多次家，同以前相比，最近這次算是較文明的，至少在表面上，走了法律的過場：第1，出示了《傳喚證》和《搜查令》，雖然上面只字未提涉嫌何罪；第2，整個抄家過程均錄了相，并特地強迫我站起來，脫帽面對鏡頭；第3，認真填寫了《扣押物品清單》，一式兩份，由我保存一份；第4，抄家過程一絲不苟，且有條不紊，沒有文革式打、砸、搶行徑，還找來一位派出所長為見證者。
然而，同以往任何一次抄家一樣，這對我心靈的震撼將是長期的。隆冬的凌晨六點，天色還漆黑一團，我這類習慣于夜里伏案的動物，大概才入睡兩三個小時吧——電話鈴突然響了，并且一聲接一聲，響了四、五分鐘！由于早有預感，我倒沒怎么惊慌。宋玉披衣起床出臥室，卻驟然炸起猛烈的打門聲，她立刻感到出事了，就退回來叫我。這時，電話鈴和打門聲交織著，已相當恐怖，宋玉從貓眼里看見了一雙放大的不屈不撓的拳頭，只好應答。
跟著是三個陌生的粗壯男人涌進家門，此時我剛鑽出臥室，披衣赤腳，睡眼朦朧。領頭的中年男子叫聲“廖亦武”，然后就宣布對我進行“傳喚”。接著又打手机叫來五個穿皮夾克的小伙子，這樣，在宋玉急匆匆地出門上班之后，我就被八個大漢挾持圍困著展開了搜查。電腦是重點，其次是抽屜和書房，有些死角我都忘了，他們居然能從里面搜出“魏京生接受美國之音電台采訪”之類的違禁資料——這是四年前，不知什么人寄給我的。
電腦抱走了，里面有我几百万字的文稿；還有境外的“反動雜志”《傾向》9本。搜查進行了大約3個小時，這對于我60多平方米的家，足夠了。一大堆字紙攤在客廳里，我隨他們下七樓，上警車，被帶到撫琴派出所接受審問——主要是系列政治簽名和在海外网站發表《底層》《冤案》系列文章的事。
當然也包括你牽頭的“活佛死刑案”的簽名，“中國民主党”關于16大的什么簽名。我一口回絕，連海外的文章也回絕，在虎口里我不會多想什么——接著，下午5點左右,我被釋放了。臨出門前，警察叫我在家呆著，隨時准備接受他們的“司法傳喚”。
我立即找了家网吧，快速干淨地清除了所有的郵件和聯系人，哪怕最一般的交往，也統統刪掉。經歷過太多的人和事，我最怕的就是連累朋友，在當今中國，大約也少有人情愿為“人際交往”而成為警察的獵物。
雄哥，我能做的也僅限于這些：《底層》和《冤案》的寫作；小說《活下去》及其它作品的寫作；我酷愛吹簫、朗誦、制作光碟，除此，就是与朋友們的自由交往。象你，象曉波這類理想主義的朋友，我從內心佩服、尊敬。雖然我們從性格、背景和人生取向上太不一樣，但我這個曾經飽受踐踏的底層的窮孩子，一個曾經隨波逐流的野家伙，從你們身上汲取到一种向上的企及精神天堂的力量。我曾讀過徐文立的《獄中家書》，非常健康，非常平凡，他關心妻子和女儿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成績單，家長會，營養結构，買菜的討价還价。我想，如果不是專制的壓迫，他本來可以做一個好父親，好醫生。
但是為人溫和的徐文立居然成了中國判刑最長的政治犯！
我做不到，也許在文字之外，在簫聲之外，我一事無成，但是我仍然在任何時候都支持你、曉波、丁子霖、徐文立這种也許注定戰敗的理想者。這個國家可以剝奪去我的一切，但不能剝奪去我引為自豪的朋友們。
我不懂政治，也不懂法律，但平生閱事無數，我知道，在“活佛爆炸案”的司法程序的訴求上与你站在一起，已經是我作為一個人的最低最低的底線了——但這不意味著我對一手遮天的惡法抱什么指望。
甚至從某种程度上說，惡法比無法更恐怖。活佛判死緩是“法律”，不鏽剛老鼠突然失蹤也是“法律”，我被抄家還是“法律”，當年你在新疆被逮捕照樣依据法律，還有成千上万冤死、打死的人，都是依法辦事……仔細想想這一樁樁，一件件，气都透不過來。我老是在想：逃跑吧，逃离這惡法籠罩的“祖國”，去一個無法無天的野人世界，一個靠情感和本能辨別善惡是非的世界。孟子曰：“苛政猛于虎”，米蘭防サ呂??淞?笑忘錄》里說：“孟加拉大屠殺的血流，很快就沖淡了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記憶，阿連德的遇刺又掩蓋了孟加拉國的呻吟，西奈沙漠之戰則使人們忘記阿連德······
明天早晨醒來，又會是怎么樣呢？這個時代的抗爭者還會留在人們的記憶中么？告訴我，雄哥。
你的朋友：亦武
2002年12月圣誕夜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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