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黑皮書》第四部分 亞洲的共產主義:在再教育與大屠殺之間(74)

《共產主義黑皮書》:災難的蔓延

作者:讓-路易斯‧馬格林(Jean-Louis Margo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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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0年05月13日訊】這場災難的原因是相當技術性的。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拒絕遺傳學的蘇聯學者特羅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所倡導的一些農業方法,在中國很能博取人的歡心。他們被強加給農民,結果是災難性的。毛澤東宣稱,他相信「穀物在一起生長得快;種子在一起生長時最快樂」──試圖將階級友愛(class solidarity)強加於自然。於是,種子以正常密度的5至10倍播下,結果造成數百萬株幼苗死亡。耕作方法的強度是災難性的。在全國性運動中也犯下了其它錯誤。消滅吃穀物的麻雀,導致寄生蟲數量巨幅增長。因侵蝕加劇和首次海水高潮時有洪水氾濫的風險,而倉促、草草建造的大量水力設備,被發現是無用的,甚至是危險的。而且,就人命而言,這些水力設備的建造成本是巨大的:在河南一處工地,6萬名工人中就有超過1萬人死亡。把一切賭注都押在一種大型穀類作物上(如同在工業中押在鋼鐵上一樣,其口號是「大就是美」),毀滅了所有較小的相關農業活動,包括飼養對生態系統平衡往往至關重要的家畜。例如,在福建,高利潤的茶園都被當作稻田重新播種。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資源的重新分配是災難性的。儘管資本積累達到了創紀錄的水平(1959年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3.4%),但它被用來建造考慮不周或完成得很拙劣的灌溉項目,並用來在城鎮內發展工業。儘管一句有名的毛式口號宣稱「中國靠雙腳走路」,但來自農業的所有血液都注入了工業。不合適的資本配置決定著仍然異常的人力資源分配:1958年國營工業僱用了2,100萬名新工人,這相當於一年內單個部門85%的增長。1957至1960年,在農業以外工作的人口比例從15%增加至20%,所有這些人都必須由國家養活。與此同時,農村的工人被農業之外的一切弄得精疲力盡。他們正被徵召進入大型工廠項目、產出多半無價值的小型煉鋼廠,並參與對傳統村莊的破壞以及新城鎮的建設。在1958年出色的收成之後,就斷定可以將穀物產量減少13%。這種「經濟上的精神錯亂和政治上的謊言」相結合,導致了1960年的收成,許多農民虛弱到無力收割莊稼。河南自堤壩和灌溉工程實際上完工後,成為首個被宣布為「百分之百水利」的省份。它也是受饑荒衝擊最嚴重的地區之一;估計那裡的死亡人數在200萬至800萬之間。此前,國家配額達到了頂點,從1957年的4,800萬噸穀物(占總產量的17%)上升至1959年的6,700萬(占28%)。那些撒謊者,更確切地說是那些管理者,完全被自己設的陷阱所封閉。在所謂的示範區鳳陽(安徽),1959年宣稱收穫了199,000噸糧食,比前一年的178,000噸大幅增長;但實際產量僅54,000噸,而1958年僅89,000噸。儘管數量不足,但國家在這次虛幻的收成中拿走了非常真實的一部分,索取了29,000噸。第二年,幾乎人人都不得不喝清米湯。《人民日報》刊登了1959年那句有些荒誕不經的口號:「在富足的一年裡省吃儉用。」全國報刊開始盛讚每日小睡。醫學教授出來解釋一些中國人的特殊生理機能;脂肪和蛋白質對這些人來說,被認為是不必要的奢侈品。

也許還有時間改變方向並讓事情變好。1958年12月,朝著這個方向採取了一些措施。但是,與蘇聯嚴重分裂的開始,尤其是1959年7月備受尊敬的彭德懷元帥對共產黨政治局和毛澤東戰略的抨擊,讓毛澤東有了純屬戰術上的政治理由,來拒絕承認國家正面臨任何困難,從而拒絕承認任何責任。於是,這位頭腦過於清醒的國防部長就被林彪所取代。後者對舵手表現得奴顏婢膝。彭被邊緣化,但實際上當時並未被捕。1967年,他被開除出黨並判終身監禁,於1974年死去。毛澤東的仇恨是持久的。為了使形勢變得對自己有利,他於1959年要求將人民公社擴展進城市(一種實際上從未實施的策略),試圖以此來強化大躍進。接著,中國經歷了大饑荒,但毛仍能保有權力。正如林彪後來所說的,歷史是由天才創造的。

大躍進所導致的饑荒波及全國。在北京,運動場和休閒區被改造成分配區。在首都,人們的陽台上將能找到200萬隻小雞。儘管該國幅員遼闊,氣候和文化千差萬別,但沒有一個省能夠倖免。僅這一事實就顯示了官方解釋的荒謬性。這種解釋將饑荒歸咎於本世紀一些最惡劣的氣候條件。事實上,1954年和1980年受到的氣候干擾要大得多。1960年,中國120個氣象站中,只有8個提到任何後果的乾旱,只有三分之一提到乾旱無論如何都是一個問題。1960年達到1.43億噸糧食的收成,比1957年減少26%,1957年幾乎與1958年一樣。收成已降至1950年的水平,而人口卻在10年間增長了一億。在存糧分配方面通常享有特權的城鎮,部分因為靠近政府,沒有受到那麼嚴重的衝擊。1961年,在最黑暗的時刻,城鎮居民平均領取181公斤糧食,而農民領取153公斤;農民的配給量減少了23%,城鎮居民的配給量減少了8%。從這裡可以看出,一如那些傳統的中國領導人,毛認為農民笨拙而原始,實際上對他們關心甚少。這同他所鼓勵的圍繞自己的那些傳奇背道而馳。

各地區之間存在很大差異。北部和西北部最脆弱的地區,是上世紀(譯者註:19世紀)唯一真正遭受饑荒的地區,此時受災最嚴重。相比之下,在最北方的黑龍江,相對未受影響,且大部分是處女地,隨著該地區成為饑民的避難所,人口從1,400萬增至2,000萬。與早前歐洲的饑荒一樣,專門經營商業農產品(如油籽、甘蔗、甜菜,尤其是棉花)的地區產量急劇下降,有時多達三分之二。由於饑餓的人已買不起他們的產品,這裡受饑餓侵襲特別嚴重。自由市場上(或在黑市上)大米的價格上漲了15甚至30倍。毛主義教條加劇了災難:因為人民公社有責任自給自足,各省之間的貨物轉運已大幅減少。由於饑餓的礦工離開去尋找食物或在任何可能的地方耕種地塊,煤炭也很缺乏。由饑餓引起的普遍冷漠和解散加劇了這種情況。在遼寧等工業省份,影響是累積的:1960年的農業產量下降到1958年的一半;1958年之後,全國轉運下降到僅150萬噸,而在20世紀50年代,每年平均有166萬噸食品抵達該地區。(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譯者:言純均,責任編輯:張憲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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