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的上海

作者:宋闈闈
上海這個充滿了小說敘事和書寫記憶的城市,從晚清開埠一直到現在,從來不曾中斷過作家筆下的上海故事。(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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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著半個多世紀的時光,常德公寓張愛玲的陽台上,從這個角度看出去的上海靜安,時間依然是張愛玲的,這裡的氣場,仍然是張愛玲的敘事地域——所有的離去都不會再回頭,所有的告別都不會再重逢。

對於習慣閱讀現當代漢語文學作品的人們來說,張愛玲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名字,是一座不歸屬於任何政治語系,獨立而豐饒的迷人島嶼。我們今天來讀張愛玲,依然是驚艷的。你在裡頭會讀到被現代化了的美妙漢語,還有她的不曾被百年紅禍、左派文藝和革命所沖刷的,純粹的,屬於私人觸覺的,一個天才女孩的文學語言和她對於人世蒼涼而透徹的體悟。而張愛玲的身世,她一生的行跡,本身就是一部山河破碎的個人史、時代史。所有的歷史大事件,都曾經在她生命裡發生過作用。這也是我們今天談張愛玲的意義之一。

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赤化,在上海的張愛玲是屬於被共產黨當局努力籠絡的人物。其實在1940年代初,張愛玲剛剛在上海走紅的時候,就被共產黨的左翼文人們注意到了。日後的中共文化部長夏衍曾經託人去和張愛玲接頭,托辭說讓她不要在日占區發表文章,她要發表的文章可以由共產黨給她付稿費,待到日後共產黨占領全國後,再拿出來發表。當然,這樣荒唐的說辭,是根本不可能被張愛玲所接納的。因為共產黨所建立的中國,是一個根本不需要真正的文學、小說,摧毀傳統文化的恐怖制度。

留在上海的張愛玲,甚至受邀參加過共產黨在上海市的第一次文代會,然後被組織到蘇北體驗生活,這使得她親眼目睹了土改中的紅色恐怖,種種淒慘景象。她形容自己的感覺是:被人掐住了後脖子的那種恐懼。她必須要離開,再晚的話,怕是走不了了。於是,1952年,她以要去港大完成學業為理由,申請赴港。坐火車到廣州,由深圳羅湖口岸出境,出關時,每個人都很緊張,因為沒有真的離開海關,就表示人還在共產黨的手中。而出關後,在分界河上的棧橋上,挑夫居然挑著她的行李飛跑起來,她也跟著跑,生怕後頭的解放軍會反悔改口,把她叫轉回去。直到她生命的晚年,香港被回歸共產黨統治下的大陸,她也趕緊寫信給打理她在香港的稿酬帳戶的宋淇夫婦,表示要關掉在香港的帳戶,考慮遷到新加坡去。從頭到尾,她對共產黨絕無任何好感與信任,能避則避。我們後世的人,對張愛玲這近乎判詞一樣準確的直覺,唯有心服。

在她晚年,大陸再一次掀起了張愛玲熱。共產黨的文宣系統的官僚柯靈,曾經寫了很長的文章,回憶在1940年代的上海文壇,當時風頭無兩的張愛玲,以及張愛玲和他的交往,包括他因為被懷疑是地下共產黨員,被日本兵抓進監獄,為此,張愛玲還特地找胡蘭成幫忙,將柯靈從日本人的監獄裡救出。末了寫上:四十年過去,萬里之外,向老友張愛玲致意,歡迎她回來看看。當然,大洋彼岸的張愛玲猶如頑石不點頭,對這一番盛情,沒有任何回饋和任何反應。

而和張愛玲同在1940年代的上海灘成名的作家楊絳,在她的晚年接受採訪中,曾經數次提及張愛玲,頗為不屑地說張愛玲是沒有家教的女子,論據是自己姪女與張愛玲是聖瑪麗中學的同學,說張愛玲長得醜,滿臉青春痘,偏偏好奇裝異服,奪人眼目。又說她筆下的女性意境卑下等等。這話於人山人海的張迷,相當刺耳,然而,沒有家教?也許是吧。怎麼說呢,若張愛玲自己的原生家庭不曾分崩離析,有一心為兒女謀劃的父母做主,她大抵是無論如何也沒可能下嫁給胡蘭成這樣閱歷複雜又年長十六歲的男人,也不會任性地中斷她在香港大學的學業。沒有一紙學位證書,讓她後半生在美國,求職過程一直不展眉。理論起來,「沒有家教」是何其沉痛的一種命運!而出身於書香門第的楊絳,嫁給大才子錢鍾書,夫唱婦隨,一生恩愛,自然,張愛玲和她一比較,的確是異類。

而反觀痛斥張愛玲沒有家教的楊絳先生,和她的夫君錢鍾書,在1949以後甘心情願地留在大陸,表示不想去別的國家當二等公民,要留在自己的國家當一等公民。在楊絳晚年的文章裡,自述他們對於蘇聯體制已經相當了解,所以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種種,相當有心理準備。而1950年代,錢鍾書便成為了毛澤東選集的英文翻譯組的重要成員之一,在共產黨高官胡喬木的庇護下,他們夫婦一直過得很舒適,在空氣緊張,不曾停止過的政治運動裡,夫妻倆還拿著高工資,怡然地下館子,四處逛逛。同時他們夫婦都很識相,歷次中共發起的對知識分子的運動中,他們均「認罪態度極好」,順利過關,保全自身。文字裡的楊絳夫婦自詡在共產黨體制下一直以埋首書齋的形象自居,著書立說頗為自得。到了身居泰斗高位的晚年,自然是有資格去批評張愛玲的不著調和不高明。然而,張愛玲遠遁一生的姿態,以及楊絳夫婦在共產黨治下坦然身居一等公民的一生,後世的讀者會更加認同張愛玲的決然,她的態度明朗,乾脆利落。

而在1960、1970年代,大陸人民沒有小說可以讀,連吵架都只能互相投擲毛語錄的時候,張愛玲已經在大陸以外的華語世界,獨步多年。遍地都是張迷,多少的文藝青年模仿她的寫作,她的行文造句,她的聰敏戲謔的譏諷調侃口吻。當然,屬於她的天賦,獨特的對世界的蒼涼體悟,無人可以模仿。以至1995年她過世之後,華語文壇開始半是戲謔調侃,半是敬服有加地稱呼這位終身保持女童氣息的女作家為——「祖師奶奶」。

1980年代,大陸的文學期刊翻出張愛玲的舊小說,刊登出來,一時張愛玲被驚為天人,人們紛紛打聽誰是張愛玲。1990年代初,大陸文壇盜版出版張愛玲的文集,經歷了漫長的階級鬥爭、一次次清洗和左翼革命文學壟斷大陸半個世紀後,人們讀到張愛玲,驚異地發現,原來,在被共產黨摧毀了的那個所謂舊世界,那個舊上海,有過那麼美妙的個人寫作,那麼美好的源自於中國傳統文化裡的文字和女性的觸覺,那麼獨特的,無關乎政治革命和階級鬥爭的,純粹私人化的寫作,那麼美妙,那麼古老又摩登,隔了半個世紀讀起來,依然,是我們視覺裡的最新潮,最摩登。

和許多張迷一樣,我也曾經在已然赤化半個多世紀的上海,按圖索驥,追尋過張愛玲過往的足跡。位於上海靜安寺常德路的愛丁堡公寓,是張愛玲在上海撰文為生時住過好幾年的地方。我去的時候是晚春時節,天氣很好,春陽融融,照出滿街梧桐樹的婆娑樹影,石庫門裡的弄堂人家。兩邊是用了上百年的朱漆的磚木二層小樓,木頭欄杆上擱著電冰箱,木頭窗框下掛著空調機,用竹竿挑出晾晒的衣衫被褥,人家廚房的油煙味瀰漫到街頭。我轉迷糊了,走到一個里弄角落裡,很是僻靜,一扇木門後正播著婉轉的越劇,一時間竟然有些發懵。這上海弄堂的市井,不管環顧間如何高樓聳立氣勢儼然,但是在弄堂裡,就是有著一種古典的章回小說裡的人間煙火氣。這也是海派文學和張愛玲小說的特有氣息。

常德路195號,愛丁堡公寓,上世紀四十年代的新潮公寓樓。走進公寓的樓門,瞥一眼樓門前的信箱,在1942年,1943年,從南京的胡蘭成寄來的書信,就曾經落在這信箱裡的某一格。我沒敢等那架著名的鏤空雕花推拉鐵閘門的電梯,便順著樓梯摸了上去。沒有了張愛玲在散文裡常常提及的門房,沒有那個天氣再熱,也要衣履齊整地來開門開電梯的門房來阻擋我,上樓的過程相當順利,就這樣,我登堂入室地走進了張愛玲居住過的寓所。又因為一個偶然的契機,我大膽地敲門借問,就走進了張愛玲曾經居住過的寓所。印象裡是細條鑲木地板,寬大的客廳,有一個穿堂去往另一間房子,浴室裡有寬大的西式壁櫥,摩登又實用,玻璃窗外看得見上海灰藍的天空,視野遼遠。我想到,這一場突如其來的,臨時起意的敲門進入,是來自於她,來自於空冥之間,時間場的深處,張愛玲的回應。我就用這樣的方式,進入了她在1940年代上海的舊家。這房子再是物是人非,依然保有一種西式的摩登和沉潛魅力。當年來看她的胡蘭成,在筆下形容過她的寓所「有華麗的兵氣」。她在這裡度過了一生之中最流麗的時光,與姑姑相依為命,過一種最簡淨的公寓生活,寫妙語連珠的文章,著奇裝異服,把祖母傳下來的被單拿去裁縫店裡改成衣服來穿;和女友炎櫻逛街,看櫥窗,吃甜食,記錄下一個印度女子說出的妙語連珠的漢語,與男子戀愛,並為之心碎。張愛玲揚名上海灘的那些年,即便她只是去弄堂裡的小印刷廠看自己的新書,身後也跟了弄堂的小童們,拍著手齊聲叫張愛玲張愛玲——在她身後,那樣的小童歷朝歷代從來不曾散去,譬如去看她寓所的我,即是其中一個。

在張愛玲和胡蘭成曾經盤桓過的陽台上,我看著上海灰藍的天空,樓下四敞八方的馬路,公寓對面是電車的終點站,這是一個萍聚萍散之地,天然就有著一種山長水闊的散發之意。從這個角度看出去的上海靜安,時間依然是張愛玲的,這裡的氣場,仍然是張愛玲的敘事地域——所有的離去都不會再回頭,所有的告別都不會再重逢。

在她的文章裡,張愛玲從不遮掩地表達自己喜歡上海,喜歡上海人。她定義過:

「上海人是傳統的中國人加上近代高壓生活的磨練,新舊文化種種畸形產物的交流,結果也許是不甚健康的,但是這裡有一種奇異的智慧。」這篇文章名叫《到底是上海人》,獻給她的上海讀者。她是這麼說的:「上海人不那麼幼稚。我為上海人寫了一本香港傳奇,包括《泥香屑》、《一爐香》、《二爐香》、《茉莉香片》、《心經》、《琉璃瓦》、《封鎖》、《傾城之戀》七篇。寫它的時候,無時無刻不想到上海人,因為我是試著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夠懂得我的文不達意的地方。我喜歡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歡我的書。」

她也一直喜歡上海的市井生活,她認為上海的公寓,是最適合隱居的地方,遠比鄉村田園更適合避世。因為解決了水和電的問題,你其實是可以獨立生存的,不需要那麼多的僕婦和親戚。她和姑姑一起生活時,常常自己上街買菜,她的最漂亮的散文,幾乎都是她上街買菜,一路觀光見聞後,回家寫成的。她在散文裡寫過:

「所以活在中國就有這樣可愛:髒與亂與憂傷之中,到處會發現珍貴的東西,使人高興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聽說德國的馬路光可鑑人,寬敞,筆直,齊齊整整,一路種著參天大樹,然而我疑心那種路走多了要發瘋的。還有加拿大,那在多數人的印象裡總是個毫無興味的,模糊荒漠的國土,但是我姑姑說那裡比什麼地方都好,氣候偏於涼,天是藍的,草碧綠,到處紅頂的黃白洋房,乾淨得像水洗過的,個個都附有花園。如果可以選擇的話,她願意一輩子住在那裡。要是我就捨不得中國——還沒離開家已經想家了。」

隔著災難深重的半個多世紀的時光,再去體味這段話,想到她32歲離開上海,終生再也不曾返回過這個城市,就會覺出滄桑和沉痛。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作為一個充滿了小說敘事和書寫記憶的城市,從晚清開埠一直到現在,從來不曾中斷過作家筆下的上海故事。

在張愛玲之後,人們常常將上海作家王安憶和張愛玲並稱為海派文學的代表作家。因為她們都是女性,都寫上海,且都好寫上海市民,市井生活和煙火細節。將王安憶筆下的小市民,視為張愛玲筆下的那些民國人物,在共產黨占領後的上海的命運和故事的延續。但王安憶認為自己和張愛玲是不一樣的,因為張愛玲是灰暗的,自私自利的,不博大,心態和文本都充滿了末世氣息。而自己生活在朗朗乾坤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精神氣質是不一樣的。台灣媒體將王安憶稱之為「共和國的女兒」,她也以此自詡,王安憶的父母都是革命者,跟隨部隊進駐上海的,所以,她的思想根基是建立在紅色政權的基礎上的,這是她的出發點,也是她的天花板。她是一個寫實風格的作家,但她不能真正的面對百年來遍體鱗傷道德淪喪到底的民生人心,而是自創了一種由心靈出發的,美學意義上的精神世界,她相信人性的善,生命自身的力,以及物質世界裡孜孜不倦的生活細節,可以營造出一個自給自足的精神世界和小說世界。

那麼我們就可以看出其中的悖論,因為寫實的力量是面對現世的真實和殘酷,真實感受其中的痛癢,而不是迴避本質、只攫取自己想看見的符合美的那部分。美國國父華盛頓有一句名言:你不可能沒有精神信仰卻擁有道德。那麼,以無神論、鬥爭論、馬克思理論建立政權的中共體制,個體生命的人性力量和善意,是不是就支撐起一個具有現實深度又具有美學意義的小說體系呢?「共和國的女兒」王安憶的作品是不是就足以在精神深度上碾壓張愛玲、超越張愛玲呢?在前方,時間會給予答案。@

責任編輯:林芳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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